“宗教改革便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经院学者以教皇为中心的政府理论。……摧毁了罗马所遗留下来的对于文明统一性的信念。”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受急于发财的西班牙国王的派遣,冒着可预测的丧命危险率三艘帆船朝正西方向的“大海洋”行进。......
2024-07-26
40.“终极无意义”之意义
公元4世纪之初,西罗马皇帝格雷提安应罗马元老院中基督徒的请求,下令将矗立在恺撒所建宫殿里长达400年之久,表征着古罗马本土宗教偶像的胜利女神塑像放倒搬走;因为信仰基督教的议员们抱怨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聚会,伤害了他们的感情。皇帝的这一突兀举动刺痛了罗马元老院非基督教议员叙马库斯,促使其写成那封传颂千古的信函——他那极富感染力诗一般的语言至今仍在大地回荡……“为什么我们异教徒与我们的基督教徒邻人不能和平与和谐地共处呢?我们仰望同一星辰,共居在同一个星球上,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每一个人沿着哪一条路寻求最终的真理有什么关系呢?生存之谜奥妙无穷,通向答案的道路不止一条。”[1]以后的岁月中许许多多求真求善的人们,不断引述叙马库斯的话重复向世人发问。
但终于有一天我们恍然醒悟:同一个星球上每一个人并没有自己孤独的路,同一片蓝天之下所有道路最终都会交会一处;寻求“最终的真理”必然导致不同的求觅路径大有关系,个人的信仰并非纯个人的内心旨趣而是同邻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生存之谜奥妙无穷,而最终之谜却是利益、价值和财富的冲突与碰撞——不同信仰、不同文明之间终究是不可能和谐共处的。“文明的冲突是不属于同一神谱的诸神之争。而没有普世诉求的神只是伪神。欲以相对主义为自己的神保留一个祭坛的民族主义者,已通过这种活动本身偏离了‘虔敬’”[2]。叙马库斯们不要忘记:基督教刚刚进入欧洲之际,又是如何被罗马人四处追杀置之死地!
1993年8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由来自全球几乎每一种宗教教派的6500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在宗教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3]尽管许多宗教都被卷入种种政治冲突尚处于流血的争斗之际,但大大小小不同宗教的代表们,却济济一堂以世界上无数信徒的名义批准了这份宣言;视自己宗教与他人宗教地位平等,意味着对自己宗教正当性某种程度的修正——自身的宗教及偶像已不再具有主宰宇宙之独断意义。宣言基于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宗教都共同认同的“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就该怎样对待别人”(即孔子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则”而制定。宣言本身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超越民族国家,排开具体政治势力,克服各自偏见,寻求共同的公平正义标准所作出的一种努力,采本文视角也可视为寻求一部普世性的自然法的努力。
这种努力——不管在多少年内是否会真正奏效,对崇善而又活得十分无奈的众生来说,至少在精神上还燃着一盏明灯,保留着一种愚顽不灭的希望。这也是人类在茫茫宇宙中飘浮着的这颗小星球上,能够持续不断地生存下去(历史永无终结),不至于因“文明的冲突”而自我毁灭的另一种力量所在。“人类向宗教寻求关于人生的目的、意义和命运等问题的答案,人的头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力,能对这样的根本问题作出经得起考验的回答。”[4]“人类最终的命运不可能仅靠在地上的短暂的生命来解决。”[5]但是,对意义本身的不懈探索,也就昭示出人类生命最本质的过程性意义。
作为旧秩序坚定捍卫者的辜鸿铭先生至少在这一点上看得深刻,“人们之所以需要宗教、科学、艺术乃至哲学,都是因为人有心灵,不像野兽仅留意眼前。人类还需要回忆历史、展望未来——这就使人感到有必要懂得大自然的奥秘。……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需要宗教,以便减轻神秘的大自然、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所带来的重压。”[6]叔本华在全身心进入一种超然意境时也叹道:“当我们沉湎于观察这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无穷的辽阔悠久时,当我们深思过去和未来的若干千年时,——或者是当夜间的天空把无数的世界真正展出在我们眼前因而宇宙的无边无际直印入我们的意识时,——那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缩小几至于无物,觉得自己作为个体,作为活的人身,作为无常的意志现象,就象是沧海一粟似的,在消逝着,在化为乌有。”[7]
人类历史上许多令人起敬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思想家,他们或是一生中虔诚地笃信宗教,或是在晚年自觉地皈依宗教。对他们来说,宏观宇宙的无穷大和微观粒子的无限小,远较之我们知道得更清楚更透彻;只有真正理解人类认识意义上的无限(同我们今天所能够认识的,时空均起源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并不冲突——我“知”故这宇宙也才“有限”或“无限”),也才会有真正的无世俗功利祈求的宗教情结。在以光年为单位的巨大宇宙场景中,反衬出人类的渺小、无能甚至虚无——人类其实根本无法定位自己究竟身在何时何处!任何终极要素,在起源上又都存在“从何而来”没完没了的疑问。人类只能做到的是:或以宗教信仰方式虚构“天人合一”的终极神灵聊以自慰,或采哲学思辨方式建立“我知故我在”一类命题予以解说——我知故这世界也才存在!认识到哪里,世界也才“在那里”!
“量子宇宙学家就相信无中生有的场景而言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就科学的方法论而言是不可救药的实证主义者,而就沉迷于宇宙和理论的美而言,又是泛神论者。”[8]茫茫天穹之中有没有上帝存在,上帝究竟住在哪儿?他们当然比我们,比那些浅薄的唯物论者更明白更有发言权(越无知往往越“伟大”)。他们“强调一种高水平的宇宙宗教信仰,以自然和观念世界中奇迹般的秩序为基础”[9]。各个人群所形成的带有强烈地域族群色彩的宗教及其膜拜偶像,只是他们栖身于群体之中不得不借用的与群体生灵对话的通约性语言符号。“所有伟人,所有富有智慧的人们,通常都信仰上帝。孔子也信奉上帝,虽然他很少提及它。甚至像拿破仑这样富于智慧的豪杰,也同样信奉上帝。正如赞美诗的作者所言:只有傻瓜——思想卑劣、肤浅的人才会在心中说,‘根本没有上帝’。然而,富于智慧的人们,其心中的上帝有别于常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对神圣的宇宙秩序的信仰。孔子曾说过:‘五十而知天命’——懂得神圣的宇宙秩序。富于智慧的人们为这种宇宙秩序起了不同的名称。”[10]
19世纪法国一位学者发自内心地写道:“人类社会是在地球上诞生、生活和死亡的,它们的命运是在那里完成的。……但它们不包容整个的人。……人将自己许给社会之后,他还留有他最高贵的部分,一种高超的能力,凭借这一能力他升高到上帝那里,升高到未来的生活,升高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的未知的幸福之中。”[11]世俗生活中我们拼命挣扎、奋斗和创造,可一切努力的最终结局却一定是死亡;向死而生,这原本就是人类的宿命!“这就是艰苦航行的最后目的地,对他来说,这目的地比他回避过的所有暗礁还要凶险。”[12]由于这一点——生命、生活和知识本身都缺乏完全自足的意义,于是在我们对此岸世界的失望和灰心之处,便产生出对彼岸天国某种关于永恒的渴望。并且,人在精神方面,在集体记忆中本来就是永存的(动物只是一次性的存在);按爱因斯坦的说法,“对于我们这些有信仰的物理学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区别只是一种固有的幻觉。”[13]我们接续着孔子、苏格拉底和爱因斯坦的思维并将它继续传递,于是宗教便从信仰的角度将这种永存,化为人人都能亲身体验的美丽哀婉的现实。
人本身在宇宙中更多只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宇宙以物质外显人类,人类用精神解读宇宙——而精神又乃系理性与信仰之两面同构!精神一方面以理性的方式去认识和创造物化的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生命、精神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的君王,反而是不可理解的。”[14]另一方面却又自觉虚构出无法证明且无须证明纯粹内在的信仰方式,将心灵引向彼岸的天国——理性在与信仰的互补之中便使人之短暂生命无限扩展并达至永恒!在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可怜的精神永远也无法破解无限的外界,于是了不起的人类便以信仰之方式去获取另类的解脱与超越,于是也就彻头彻尾无所遗漏地获得了整个物的时空世界,获得了平静、庄严、美丽以至宇宙之无限!
我们完全不知道最终的方向和结局是什么(终极无意义)——上帝带领我们!“上帝在人中诞生,人则在上帝中诞生……不仅人没有上帝不能生活,而且上帝没有人也不能生活。”[15]我们在自身的意境之中构造了上帝,上帝其实也只存在于我们心中——上帝是我们心灵中独立于理性之外另一套更为高级的观念系统。凭着人类独有之理性与信仰的力量,我们不但能够领悟这种“双义性诞生”的奥秘和美妙,而且完全可以在世俗生活之有限生命的历程中,恰适安排并尽可能活得好一点!
这是神人共存的事业——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和上帝一起创造!
【注释】
[1]转引自〔美〕房龙:《人类的解放》,刘成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2]丁耘:《文化民族主义》,载《读书》2003年第3期。真正意义的宗教相互之间是绝无可能主张宽容的,对他族宗教的承认便是对自己宗教的不敬——使自己所顶礼膜拜的偶像不再万能和至高无上,很大程度已被褪去“神”光;宗教的相互承认会使宗教失去作为终极依据的存在价值。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佛、道、儒三教相安一堂的现象,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其“宗教”的性质及存在意义——仅属于一种功利寄托而非感悟终极。(www.chuimin.cn)
[3]参见〔德〕孔汉思等:《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154页。
[4]〔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苟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7页。
[5]〔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6]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7]〔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6页。
[8]吴忠超:《膜世界中的生灵》,载《读书》2002年第3期。
[9]〔美〕弗尔辛:《爱因斯坦传》,薛春志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51页。
[10]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按辜先生之见,“上帝”只是一个不得不借用以表达终极信仰的符号,所以“孔子也信奉上帝”(而基督教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尚未形成)。
[11]转引自〔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16页。
[12]〔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8页。
[13]〔美〕弗尔辛:《爱因斯坦传》,薛春志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51页。
[14]吴忠超:《膜世界中的生灵》,载《读书》2002年第3期。
[15]〔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有关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兼谈自然法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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