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存的悖论：自由、平等与中西文明

39.人类的生存悖论

人只要还成其为精神的“人”，面对无限的物质世界其欲念和追求就始终无法满足;这便是人性之终极意义，同时也蕴涵着终极之无意义——并无可能确定最终的目标。人类若能获知最终的意义和结局，便会立刻失去现存的所有意义。“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一个追求满足了又重新追求，如此永远不息”，“对于意志并没有什么最高善、绝对善，而是永远只有一时的善。”^[1]

人类自偷吃智慧果被迫告别“没有罪恶、疾病和艰辛劳作”的伊甸园，有了羞耻、罪感与智慧也就有了自我，于是便匆匆踏上文明进化的不归路。“这个旅程以超越和创造为特征。超越当下状态与创造新的成就虽然显示了人特有的才智和能力，但是也意味着人类将自己送上了永远前行的轨道。重返伊甸园只能是梦中的美丽神话。……所有的问题都涉及一个深刻的历史真实，即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人创造着历史而又为历史所制约。换句话表达，人创造的任何文明形式都是以制约自身人性自由为代价的。……其实，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他们涉及的都是一个‘文明悖论’问题。令人类无奈的是，这个悖论早在人类脱离伊甸园、告别野蛮时代起就深深根植于自身的命运之中了，而且这个命运将伴随人类的终身。”^[2]

人性之本态基点乃为地表环境中所有生物之共同兽性(必须向外界获取物质能量)，而单纯的人之兽性在群体性依偎及精神互动的条件下，又必然衍变生发出一种人所独有之心理态势即欲念——凡人皆如此!兽类在弱肉强食定律支配下只是简单地吃饱了事，而人类不但求饱且必然生成一种尽量占有更多物品的想法——既是生理的满足更是心理之奢求;在实际需要之外财富总是越多越好——有了面包想房子，有了房子想汽车，有了汽车想……欲念没完没了!而不同的文明其实都能认识这一点，只是对之的态度迥然相异。

西方主流文化对人之兽性即“动物人”从正面予以承认(原罪说)，群体性制度化地对个体欲念大加张扬，视之为构造并运行制度的基点与动力——也系“天赋权利”得以立论之隐形基础。既然人不可能独闯必须结群，但又根本不存在能够满足所有人欲念的财富，于是制度的设计只得倾向于少数人小群体;对多数人或他群体便只能是精心织造幻景，虚构人人平等的权利及其程序——发财的机会的确对任何人都均等(但也系迫于情势一丝一毫地让步)。而东方文化则一开始便遮掩真相，声称“性本善”——虚拟一种“社会人”之人性基点，对人之欲念持根本否定态度(可理解为即黑格尔所称的“强迫规定的要求”，参见第20节)，以尽可能维系所有人最基本的温饱。于此便也造成两大文明之不同特性:西方文明乃系封闭体只对自身——其他人群非属制度中“人”(而这种文明对外的掠夺性和裹挟性，却又造成一种“开放”的表象);东方文明才是真正开放性的——理念及制度对所有地球人都一样。换以人类追索的两大基本价值进行描述:自由(对财富的尽情占有)只可能在少数人中间实现，而平等才得以惠及天下!^[3]

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主流文明，无非是表征农耕生活方式的东方文明和表征工商业生活方式的西方文明之两大类型。虽然两种文明或曾经或正在引领人类社会的方向，但它们同样都有着令人恶心让人诅咒的一面;对栖息于地球表面只能依靠身外之物以维系生命的人类来说，从来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一种尽善尽美的文明。不同的文明之所以均会存在文明悖论——自身包含着一种否定自身的力量，根源于人性中永恒的善恶两重性;即所谓趋恶——必须从外界获取能量的生物共性——能否获取以及获取多少，直接关系到能否存在及存在质量，和所谓向善——如何从外界获取能量的社会特性——必须以精神在同胞族群中构造一种超越个体的结群性力量。不同地域的人们受限于自身的物质生存条件——是“人”就得“想”办法活下去(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最软弱最无能)，于是只能形成各自对人性之不同感受，从而成就不同的文明样态。东方文明是在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中重复实现循环性的否定(且无可奈何最终被西方文明所宏观取代)，而西方文明却只会是在一种不断加速的发展中完成终结性的否定。

文明既压抑人性同时又张扬人性，而人性本来就是善与恶之一体同构——善生于恶，恶超于善!没有恶哪来善，没有善恶哪来人类——动物没有善恶也就没有自我、历史和文明!同理，没有真理哪来谎言(反之亦然)，没有谎言人类又该如何才能活得神气体面!人类只能是生存于善与恶永久性的煎熬之中(且权贵者在心理上更受折磨)!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恶的一面——这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圣人，只是圣人们更懂得将自己梳妆打扮。生活太苦难，世道忒凶险，于是我们不得不醉心于那些美丽的谎言(圣人与领袖在根本上皆由民意所造就)。每个人——特别是理论家和政客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谎言汇聚一起，便也整体性地成就了不同文明遮挡自身虚假的光鲜表面(看看西方的那些理论大家们，有几个敢道破自身文明掠夺性的一面——越“做大”越不能说真话)。虽然历史与文明之负面也确实需要刻意遮掩，但我们还不致因此全被蒙入鼓里!

一种颇为残酷的真实是:人类曾经的所有文明都是以族群为基本利益单位而构造生活制度，并不会考量他族的所想所求(至多是谋求一种能够避免冲突以保护自体的平衡)——谁也不愿意也不可能为他族着想;个人的恶之本性在时代条件下被放大为一种群体的本性——大量的精力和财富都耗费在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争斗之中，而善的一面则只可能达及群体内部。我们人类究竟需要进化到什么阶段，才能做到以“类”为基本单位而考虑问题，才能将善的一面制度性地扩展至所有人呢?在此意义上，也许“人”们必须超越自身而置入群体，超越群体而纵横地球，超越地球而傲视宇宙(虽然就我们的身体而言难以超越，但至少在精神上可以无限沟通)，^[4]才有可能源源不断获得生存资料，进而构造和平共处利益均享的制度，并相应求取长足的发展。

人类动物性之永恒一面，将人对自身所赋予的恶的意义时时外化表现，而人类所独有之善的一面，却将这种必要和外溢之恶处处加以压抑，并企图扭转为一种推进奋斗和创造的内驱动力。正是在善与恶一体绞缠的消长搏杀中，社会也才不断获得持续进步的生气和动力。群体生活中一方面每个人都希望能有更加合理的文明形式(秩序和法律)以保障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发自内心深处却又渴望自己单枪匹马能够挣脱所有文明束缚，以达到彻底的自由——尽欲念去占有和发泄。人的“意欲是教不会的”(叔本华语)，也是灭不掉的——固化在人性之中成为人的自在内核，但人类却可以创造出各种样式的文明对之进行压抑。人类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超越，便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全过程乃至成为文明的真正本质。

人类以自己的精神和意识理解了自身在本能方面的罪恶和堕落，理解了自身作为一种生物体在基因方面“自私”的必要性和残忍性，便时时处于痛苦的挣扎与克制之中。正如叔本华所说:“邪恶并不在意欲中，而是在带有知识的意欲中。”^[5]人类只有认识到自身在本性方面的弱点，也才有可能阶段性地寻求到克服它的手段。“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这种‘堕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精神’历史。因为那种天真的状态、乐园的生活状态，乃是禽兽的生活状态，‘天堂’是禽兽而不是人类能勾留的园囿。……这种‘堕落’乃是永恒的‘人类神话’——事实上，人类就靠这种过渡而成为人类。”^[6]

所有问题归结到原初一点——人生来抓住食物只会往自己嘴里塞(参见第1节)!正是靠着这一本能，我们人类才有可能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同地球之物质环境一体存在。作为地球生物之一类，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倚赖阳光、空气、食物和水而动物般地存在——在做“人”之物态根基方面，我们并无任何能力背离这一点!而在另一方面，人类又必须尽一切可能(通过伦理、哲学及实然制度的构造)去克服并超越这一点——否则便失去人性回归兽群!不可能的又必须去做，并且还得想方设法做好一点(至少须表现得光鲜美丽)——这真可谓我们人类生存之莫大悖论!哲学本体意义上“物”与“心”几千年之纠葛论战，也势将没完没了持续绵延。

须说明的是:这里对文明的解说，大体上是接续西方文化关于人的理念而叙事——对社会持一种必须发展的态度，并不能十分恰适地适用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美洲和亚洲大陆的人群。东方文化并不强调人性中恶的一面，刻意维系的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生活秩序。而何谓文明何谓野蛮何谓善恶，这本身就因人群因时代而异。正如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冈仓天心所感叹的，西洋人“当日本沉浸于优雅和平的技艺时，他们一贯视日本为蛮夷之邦;一直到日本在满洲战场杀害了无数生灵，才改口称日本是文明国家。”^[7]

非洲是人类的最早摇篮，而非洲人几百万年却始终生活在摇篮之中，延至近代以致被西方人视为动物四处捕捉贩卖。但就非洲人自身的存在而言(可引申至古代中国)，其群体性生活趋于一种稳定、停滞和简单重复的状态，真正实现了与自然环境的基本和谐从而能够保证人群永久性地存在——未必不也是地球人有效应对环境的一种悠然生存状态。人是精神的动物，而精神之愉悦便也是人性之最佳体现!但“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贩卖”的残酷现实，迫使非西方世界的统治者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器物及制度而与之抗争(想想慈禧太后及李鸿章们的痛苦与无奈)，而千千万万的小民们更是对西方物质生活方式心向往之蜂拥追随。尽管耗尽地球资源后结局可能更惨，但那不过是一个弱势族群“坚守文明”现在就必然输完，还是“步入野蛮”将来大家一起可能输完的选择问题。

事实上自19世纪初西方诸国开始对中国资源的大规模掠夺起，中华民族便面临了这种选择(包括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弱势民族)——尽管并不可能认识到深层次“何时输完”的意义。但不管是基于情感上的救亡还是理智上的启蒙(全面认识人之真正本性及人之生存悖论)，我们都肯定只会并只应选择后者。于是，从来就被西方人躲躲闪闪遮掩在裤裆里“毛茸茸的尾巴”(冈仓天心语)，便也被东方人想象幻化为生财进宝“粉嘟嘟的羊头”——本属西方世界独有之野蛮，却也生成为全人类共求之大善!2500年前闲极无聊的希腊贵族们，将个人之间的竞技活动发挥成“奥运”集体游戏(罗马贵族们更是多处建有由贱民与野兽相互残杀以找寻刺激的斗兽场)，而今却已成为整个地球人四年一次最为盛大的狂欢节日(中国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耗费了巨大财力)。

肇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迄今仅有200余年的历史——其在人类整个200万年的长过程中仅为一瞬间(即万分之一)。站在今天稍稍往远处看——再过20年、200年，于是我们很难断言——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幸福，还是灾难?地球的矿物资源一旦耗完，文明的薪火又该如何相传?但即使如此，赴汤蹈火我们也只能挺身向前——工业文明毕竟将人类的生存状态递升到一个更高阶段，毕竟使我们大家在“科技奇迹”中或享受或观瞻了一盘;尽管我们晚一步便已是步步晚，尽管我们全无可能倚仗刀枪暴力或虚拟货币也去无偿占有他国的资源——未来的世界中两种手段都将彻底失效!没有了再可掠夺的资源，战争亦决无“胜算”可言!

今天全地球之后发国家已觉醒的穷人们，都对“民主国家”的好日子向往不已。但须知:民主并不可能改变或造就人性，仅仅只是顺应、彰显和调动人之固有本性。按东方文化之“偏见”，民主政制恰恰张扬的是人性中邪恶、自私、欲望扩张升腾之一面——不过是大家共同拥戴一种自己做主都自以为能够尽情发财的制度，即福山所称的“民主政治也为人的野心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但事实上一旦多数人之欲望均被调动之际——无休止的贪念同可到手的财富完全失衡，便也就是一国的民主(民享)土崩瓦解走到尽头之时(此为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崩溃的人性动因)。人类似乎也只有必然性地走到那一步，“在废墟之上才能获得走向新生之路的勇气”。^[8]

放眼未然回头检视:传统意义的农耕文明已经死定，而今天意义之工业文明业已命悬一线——反自然而在自然中生息的人类，与自然之间总是存在着悖论!在地球环境中，农耕文明是以政治身份的不平等即少数人的特权，维系着多数人基本生活条件的平等——且人口与地表耕地只会呈反比关系而必然致生存状况每况愈下。而工业文明却是以小群体中人与人政治身份的平等，在经济上维系着一种实质利益的不平等(少数人及少数国家占有并消耗着地球的大部分资源)——且由于欲念与地球资源的必然失衡而最终引致文明崩溃。虽然我们今天全无必要为未来几百年、几千年不可确定的事态操心，但总得为后世几代子孙可预测的命运着想!人类未然之第三种文明，肯定会在前两种文明的废墟上，建设起一种与地球物质环境大致协调的生存方式;在必须构造的政治与经济的制度之间，寻求一种能够兼顾两方面实质平等的全新格局——允许有一定差别(此为奋斗动力)，但决不允许像今天存在天壤之别!(www.chuimin.cn)

集体之基本存在方式凝结了平等的价值，个体之天赋扩张欲求促就了自由的观念，不同人群几千年来便在这两者之间折腾往返。人类的全部历史及其未来的发展，都是或都将是在现实的不完善和对完善之追求的矛盾斗争中，一步一步向着永无终极形态的更高级社会递进。人类社会永不可能有最高形态——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完善也就意味着完蛋!“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他想激发人的创造。试想，倘若这个世界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完美、圆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所为如何?是消受它，还是破坏它?无论哪一种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9]

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似乎在海洋、岛屿和异邦中获得了对文明悖论的感悟——普罗米修斯从天界为人间盗来火种，既带来光明温暖也同时带来罪恶野蛮，并在意识层面理解了人类的个体生命甚至作为类的不断延续的整体生命，在无始无终浩瀚无垠的时空境界中的终极无意义，于是便始终浸淫在悲剧的情结之中。但正是这种“坚强的悲观主义”情结，“一种接受痛苦、恐怖、罪恶、及对存在的怀疑的心理倾向”，使希腊人成为“最优美、最完全、神志最清爽、为举世所嫉羡的人种”。^[10]我们——特别是东方的我们中国人，也必须去学会理解痛苦、罪恶和死亡，并尽力融入我们的文化、观念与制度之中。

人既然走出丛林来到这充满诱惑布满陷阱的世上——尽管“从爬虫进到人类，你们内里许多地方还是爬虫”^[11]，就已注定了得用精神、用意识想办法活下去，并尽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活得好一些;以文明成就为基础重建无意识中的理想天堂——一种另类意义而专属于人类的、在精神层面与物质生活中存在的天堂和伊甸园。这，也许就是人生之最大目的最终意义最后归宿!

【注释】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0、496页。

[2]转引自〔日〕池田大作:《佛法·西与东》，王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167页。

[3]此处所称的“平等惠及天下”，仅指一种理念而非事实。古代时期由于资源的极度匮乏和普天下集权管理之不可能，故平等也只能在群体内部构造。从根本上说，适应于古代社会的平等理念及其制度，对未然之普世性文明的建构亦不具铺垫性意义(一些学人执著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在宏观方面可谓徒劳)。

[4]从理论上想象，在极为特异的地球环境中所生成的物质性“皮囊”，是不大可能适应于其他星球的;且人类即使能达到并掌控光速，对星际旅行亦十分无助——已测定最远的恒星离我们足有110亿光年之遥(而地球的历史仅有46亿年之短)。

[5]〔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5页。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1页。

[7]〔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8]〔日〕柄谷行人:《地震与日本》，赵京华译，载《读书》2011年第5期。

[9]汪剑钊:《意义的探索给出生活的意义》，载《读书》2001年第9期。

[10]〔德〕尼采:《悲剧的诞生》，李长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1]〔德〕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