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革命跳跃与自然法

2024-07-2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便是按照这种冲突的逻辑各自展示。但正是这种变例——最终化就为一种普世性的力量，才将人类的文明带入一种全新的境界。梅因曾就西方文明相对于人类主流文明的变异性指出:“虽然有着充分的证据，但是对于一个西欧的公民，还是非常难于使他完全领会这样一个

35.人类文明:由静到动的跳跃

当今世界，令人眩目自成体系的西方文明，似乎已成为主宰人类未来的决定性势力。但若回溯历史，没有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和小亚细亚的文明，哪会有今天意义的西方文明可言——亚伯拉罕本身就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尊奉的先知!历史上“富有冒险精神的迈锡尼人，在他们到达的所有地区都与东地中海各大文明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融入这片近东世界。近东世界尽管有其多样性，但由于大规模的接触、贸易和往来，仍然成为一个整体”^[1]，是“爱琴海人把古亚细亚的文化传入欧洲荒野”^[2]。西方文明通认的两大源头为所谓的“两希”(即希腊和希伯来)，而两希或源自东方或本系东方——在欧洲的荒原崇岭中并无可能自然生长出如此奇异瑰丽之花草(参见第12节)。

黑格尔曾就那个“美丽、自由的希腊精神”谈道:“要是有人以为这样美丽和这样真个自由的生命，是由一个种族在血缘关系和友谊关系范围之内，经过了这种毫不复杂的发展过程而产生——这种观念实在是肤浅的愚昧。……‘精神’能够有的那种真正的对峙是富于精神的;只有靠它本身的不同，才能够取得力量来实现它自己为‘精神’。希腊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便显示为一半土著和一半外族移民的交互混合;亚的加本土的人民注定要达到希腊繁荣的顶点，那里正是许多最不同的血统和家族的集合地点。每一个世界历史的民族，除掉那些站在伟大的历史联系以外的——亚细亚王国都以这个方式而形成。因为这个原故，希腊人——罗马人也是一样——是从许多最参差不同的民族汇合的发展。”^[3]

并且，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在达至辉煌美丽之巅却又瞬息间归于沉寂，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事实上，城邦的命运并非取决于它借以管理其内部事物的那种智慧，而是取决于它和其余的希腊世界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希腊和东方的亚洲以及和西方的迦太基及意大利的关系。认为城邦可以不顾这些对外关系所确定的限制条件去选择它的生活模式，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4]。在农耕条件难以创造增量财富的大环境中，在不断发展壮大拼命扩张耕地的陆地民族(包括斯巴达)的围剿下，环东地中海一线古希腊各个势单力薄、财源枯竭、自身矛盾重重的城邦共和国，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没有来自东方沙漠里的基督教，很难想象已归于夭折的古希腊文明会以另一种崭新形式发扬光大。基督教的“上帝说”给欧洲的穷人们带来了以观念虚拟的方式重构平等的希望和寄托(将对平等的期求托付给上帝并改造为一种程序和机会)，“原罪说”则时时告诫富人们在自由的创造中须不断克服和洗刷源自本能的兽性冲动。这些从根本上改造希腊—罗马文明并形成今天意义之西方文明的观念，却本来就是东方文明之硕果(但它们却无法在东方的诞生之地发扬光大，凝成一种为整个族群乃至统治者所体认的精神)。基督教成为从根本上改造西方文明的一大关键，“因为它改变了人的内心、信仰、情感，因为它使人在道义上、在知识上获得了新生”^[5]。

文艺复兴也并非简单地复兴或因袭了古希腊的文明，而是在理性和信仰两个方面都对之注入了另类的意义和理解，使之一跃成为人类文明中最具活力、更有“人味”(体现人之两重本性)的新文明。宗教改革更是为资本主义秩序的全面建立铺平了道路，使人的观念和信仰彻底建立在个人自救和世俗生活的努力与奋斗之上。启蒙以降，发生在欧洲的工业化运动乃至所谓的工业革命——革掉了传统农业的命(开始了机械化乃至工业化的食品产出方式)，拉开了以连续运转的机器代替人力工具而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新时代——生产力得以成百倍地提高，从根本上改变甚至是颠覆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全方位迅速置换;地缘血缘的逐环断裂而在新的产业地带凸显无产无助的劳动者孤立个体，于是便也有了后来“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强烈诉求。而这种更多带有历时性意义的社会/文化转型，却仍然是以古希腊人文思想之精髓为杠杆作支撑的，从而最终在整体上成就了今天意义的西方文明(工业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代名词)。

代表人类主流发展方向的新文明，只能是在人类不同群体的冲突和交融之中形成，只不过某些处于特殊地域环境的人群有幸首先成为这种文明的载体和表意符号，并自然而然自生自发持续不断地创造其新的生命。“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含互相解释的。”^[6]冲突与交融，乃是文明之长足进步或根本转型之唯一动力——少有冲突便少有进步，没有冲突也就停滞不前(这里的冲突，仅指物质生活方式及基本价值观念方面)。所谓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便是按照这种冲突的逻辑各自展示。

综观人类文明五千年之历史，从大的范围看东方文明才是最具普适性的文明——毕竟大多数人群地域都属以土地为本的农耕生活方式。东方文明之所以推崇平等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其根本原因便在于群体中的每一成员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集体或国家对土地格局及相应秩序的确认与维护，是自身得以生存并获得幸福的必要前提。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虽然群体中的少数强者完全可能产生实体意义的自由占有财富的观念——自然经济本身合理地会出现两极分化状态，但却受制于恒量无增的土地而最终是以占有和控制多数弱者之生存条件为结局的，故绝无可能被整个群体接受并予以制度化构造(而“造反有理”却成为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

而西方文明之所以推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精神，其本原动因恰恰在于个人在不得不为的集体生活中找到了一种相反的感觉:个人的自由进取与尽情占有财富，才是个人乃至集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西方文明并无可能从农耕氛围中自发形成——自由的最核心意义在于无休止地创造并占有财富，这便只能是在整个群体脱离土地羁绊并能够四处夺取财富的克里特、迈锡尼、希腊和罗马，以及近代能够不断形成增量财富的西方世界，才有可能阶段性地加以实现。西方文明是从东方文明的普遍之中所生发的一种变异或特例——没有神奇的克里特会有西方文明吗?但正是这种变例——最终化就为一种普世性的力量，才将人类的文明带入一种全新的境界。

梅因曾就西方文明相对于人类主流文明的变异性指出:“虽然有着充分的证据，但是对于一个西欧的公民，还是非常难于使他完全领会这样一个真理，即环绕在他周围的文明，在整个世界史中，实在是一个罕有的例外。”^[7]正视这一点并尽力追溯其根源，似乎便有理由可以认为:人类有史以来各大洲文明异同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群体主要的生存方式，是否依赖作为不动产的土地以及如何依赖以获取生存资源。循此思路，可以解释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美洲及澳洲大陆(均系狩猎生存方式)同亚欧大陆的文明差异^[8]，也能理解西方文明是如何沿着克里特、迈锡尼、希腊的海洋岛径从农耕文明中脱颖而出的(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进一步便能理解古希腊文明同后起的罗马文明的转承关系及异质特性(古罗马文明更多带有对土地依赖的特性，于此在政治制度方面带有浓厚的集权特色)，也能解释游牧民族相对松散疏离但仍与土地格局相关联的文明形式。

中国五四时期便有学者认为:东洋文明属于静的文明，西洋文明属于动的文明——从表象上看这种归纳也有一些道理所在。中华文明的底蕴在于集体本位与平等和谐之精神，自然凝成一种外观上“静”的内敛状态;而西方文明的底蕴在于个人本位与自由竞争之精神，当然趋于一种“动”的外倾格局。但更应看到的是:西方文明并非是同东方文明互不相干的自闭体系，而是在东方文明及人类共有文明“静”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它在远古历史上一定有一个由静到动的升腾跳越过程，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时时躁动不休、不断自我膨胀的外向型之新文明(这也是西方民族始终具有一种扩张性或侵略性的又一种解释)。梭伦曾有感于自身文明与异族文明之差异谈道:“在所有这些我们不间断的兴起衰落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9]

与西方的工商业文明相对而言，支撑东方文明的物质根基为农业——中华文明本身是一种在几千年自然演化的漫漫进程中积淀而成、与农耕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明。由于农耕方式下不可能大规模长时期地创造出增量财富，所以它相应也就并无可能群体性地形成并认同自由(占有)的价值;虽然同是人类造就的文明，但它自身却并不包含能同现代工业社会相融合的同质性。在中国传统的人文观中，人仿佛只是作为机体存活的一种表征;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全部意义仅仅只在于服从自然的生长和衰亡周期——受制于衡量无增的土地资源格局。人的主体性与精神创造潜能，只适用于内敛性地保持各种生存状态之间的和谐与平等，并不在于推动本体及社会向前的不断发展——完全缺乏一种超越性的自我发展意识。

对中西之不同文明学界有种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基本过程而言，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狼”的道路，中国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而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若变得强悍进取(之所以生成这种性格又取决于特殊的物质生存环境)，则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增大;若是软弱退缩，则终临被淘汰的厄运。当凶悍狡猾的西方“文明狼”踏遍地球四处觅食，碰到了敦厚老实始终在自家田园里栖息的中华“文明羊”，被撞翻咬得遍体鳞伤的显然只会是“羊”^[10]。两种地域文明(两种基本价值体系)表征着人类主流文明在纵向发展上的不同递进阶段，昭示出人类在物质世界中对自身欲念或压抑或张扬的不同努力，并无可能回头再从中调和出“第三种文明”。(www.chuimin.cn)

【注释】

[1]〔法〕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10页。

[2]〔美〕房龙:《人类的故事》，刘缘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页。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4]〔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3页。

[5]〔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页。

[6]〔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

[7]〔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14页。

[8]非洲、美洲及澳洲大陆由于植被丰茂、动物甚多，故栖居其间的人类便基本停留在渔猎采集阶段，并无开垦土地形成新生活方式之压力与动力。而温带及寒带地区却由于生存条件的相对艰难，故冰河期一结束便立即转入更有利的农耕生活，并相应建立维持土地秩序的集权制度。

[9]转引自林国荣:《罗马史随想》，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9页。

[10]参见梅朝荣:《进化论——弱肉强食的故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8页。对西方“文明狼”的比喻，日本学者的描述更为精妙:“西方人生有毛茸茸的尾巴，只是平时把它藏在衣物之下。”参见〔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