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自由、平等与东西文明之冲

2024-07-2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今日的西方世界，似乎已开始出现这种“历史的终结”之征兆。有人认为“9·11”事件印证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观点。

34.“历史的终结”与文明的冲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整个东方世界——从海参崴到萨拉热窝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动荡、分化和重新组合之中，世界格局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以美国生活方式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思潮，以资本为前导(局部地区辅之武力)，以市场为手段，横扫地球几乎所有区域。由此，西方一些学者(以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为代表)导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已不再存在能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相抗衡的力量，所有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安排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和制度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如果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确实存在着足以使它崩溃的矛盾，那才可以承认历史没有终结。^[1]

其实，2500年前希腊人就将福山所推崇的“自由、民主”，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彩万分——在人类历史上仅此一次将“直接民主”(主权在民)予以制度化构造并真实地践行，在爱琴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也算是提前预演了一次福山意义的“历史的终结”。但此终结——基本制度再无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便也意味着彼终结——制度本身由内向外逐渐崩溃。在一种表象的意义上和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希腊城邦文明“被终结”于同时期比它更有力量的陆地文明。而在实质上，马其顿的国王们征服希腊诸城邦的军事行动，其实仅具为他人收拾残局的意义，并非象征着一种文明战胜或取代了另一种文明。

导致自由民主之希腊全面崩溃的根本性因素，其实也就存在于城邦内部:人人皆追索“自由”必然会合理地计较个人的份额——从既得财产的占有到保障财产长期占有之基本制度的构造——“民主”由此而发端(人们在群体内部自己做主并同他人协调以决定自己的财富及命运);而民主一旦真实地普遍实现——多数穷人不再倚仗皇权而全靠自己，通过预设之制度便能够“合法”地切分少数富人的财产，则自由和民主本身也就自然“玩”到尽头。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由于实体性的自由与平等本身就构成的是一对悖论(水火不容)，于是民主便既升华为自由的结晶同时也不幸沦为自由的杀手。民主之初始形态只会是由自由价值所催生，但民主之必然结局却一定是走向实体性之平等安排。作为凝结人类群体、使之能够更为长久存在且更具前提和普遍意义之平等价值，终将在多数人的向往和又一异质层面的实现中，彻底终结传统意义之少数人的自由。于是可以断言，“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确实存在着足以使它崩溃的矛盾”!

今日的西方世界，似乎已开始出现这种“历史的终结”之征兆。2010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在象征平民利益的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的努力下，终于艰难地通过了极为有利于穷人的“医改方案”(过去历届的总统们更多是以此作秀)。据测算，在法案生效后的第一个10年内便将耗资9400亿美元，政府将对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加征个人所得税，税率将从原来的1.45%提高到2.35%。一环断便环环松，此后的局面也就再难控制了。虽然在政治制衡格局(美国最高法院享有对生效法律的违宪审查权)和新资源开发等方面，尚存一些微妙的变数，但也绝无可能从长远方面有所改观!在群体生存之根本上，私有财产其实既非“神圣”更无“绝对”;究竟该如何看待，不过就是贫富两大阶层各自之实力的争斗较量罢了——富人掌权力便“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穷人占上风则想方设法会“均财富”!

而对“历史及未来”忧心忡忡的另一些学者(以美国学者亨廷顿为代表)，却仍然是站在西方文明的强势立场上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以催人警醒;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将长期陷入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的冲突与较量之中，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明，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就拥有世界上最主要的权力。^[2]如果我们将福山和亨廷顿的两种观点，置于东西方文明之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或西方文明中平等与自由之永恒悖论的语境中思索，似乎可以从又一层面领悟两者各自的一些意蕴与道理所在。在类的意义上人之自然生命的历史肯定不会终结，相应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当然更不可能终结;民主制度内部所必然隐含的——公民们的欲念与可占有的资源两者必然脱节之深刻矛盾，亦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明的冲突在本质上不过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及所控资源之间的冲突(学者们或有意或无意地遮蔽这一点)。旧的历史(时段)结束了，新的历史自会展开!

2001年9月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人类相互之间又一种新的战争形式的开端——战争双方由于力量悬殊已不可能再像旧时代那样面对面地公开厮杀较量，于是弱势方只有不择手段以偷袭方式主动应战。有人认为“9·11”事件印证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冲突)。但细想一下，这同文明冲突的确是有一种宏观的大背景联系，但又并非其直接或必然的方式与结果。袭击者们选择的是刚起飞载着上百名无辜旅客及几吨航油的民航客机——将此作为可控制的“超级导弹”，主要撞击的是作为各国商贸人员最为集中的巨型民用建筑世贸中心(造成60多个国家近3000人员的死亡)。而这一切都在长时间的精心策划及准确预料之中——这一点比后果更为使人感到“恐怖”和震颤(如果仅涉及军用或政府目标则情有可谅，尚能理解为属于弱者打强者不得已而为的最有效攻击手段)!

这是对人类所有生命所有文明的公然挑衅!不但手段残忍且目的也极为卑鄙——企图刺激西方民意以挑起大规模的报复性战争，而直接受害的还是苦难的百姓!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某些策划者利用所谓“文明冲突”，以凸显个人救世主地位的企图(为什么要怂恿别人做肉弹去炸无辜者呢——对任何人的生命都缺乏起码的尊重)!难道伊斯兰文明和慈善的真主能容忍、接受或支持这样的做法吗?事实证明:这种邪恶对文明的野蛮践踏，并不能得到阿拉伯世界整体上的理解——所有善良的人们源自人性最深沉的道义原则与善恶标准，自会对是非对错作出几乎一致的评判。

当今时代，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优化配置，全球经济共同体逐步构造成型(世贸组织为其表征)，国家性乃至区域性的政治集团不得不倾力于建立一种全面合作机制。“9·11”事件后全球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利益一致，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极为罕见也极具新篇章意义——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当然也包括“反对一切理由”)。^[3]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牢牢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捏合玩弄于股掌之间——一荣俱荣，一损皆损，谁也别想独处一隅隔山观虎斗。如此态势下对各种区域性的经济现象及制度层面的分析，任何来自过去的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知识语言，都将或是无法言说或是言入误区。(www.chuimin.cn)

2009年9月，笔者有幸第一次出国便去土耳其和埃及(窃以为:真正能令人感到神秘和震撼的人类早期故事，就主要发生在西亚和北非)。在伊斯坦布尔，徜徉于古希腊早期殖民城邦的滥觞之地，眺望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士海峡的波涛，想象着欧亚两大民族千百年往来于峡海之间碰撞厮杀、绞缠融合之幕幕场景，感慨万千……此地曾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战事发生频率最高、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希腊城邦同盟打败波斯人的两次战争，亚历山大大帝对爱琴海及西亚的征服(成就了欧亚两大民族前所未有的大融合)，罗马帝国向东方的扩展(形成后人所称的拜占庭帝国^[4])，欧洲“十字军”历时200年对亚非族群的九次征讨，来自北方草地的突厥人的奥斯曼帝国之顽强崛起;农耕条件下以政治、经济、军事一统集权的亚洲民族，最终以实力胜出而以“伊斯坦布尔”取代了“君士坦丁堡”，终结了这段欧亚争斗数千年的血腥历史(15世纪的欧洲，尚处于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封建制之中)。

西方文明以古希腊时代的拜占庭城邦为其阶段性的一个起点，折转希腊半岛后继而向西大规模地渗入亚平宁，最终却又在“财富引力”的作用下缩头缩脑又回到它源自东方的那一点——公元5世纪查士丁尼大帝在此将源自亚平宁半岛的罗马法发挥到极致(特别是规整民商事制度的私法体系)，其所颁行的《国法大全》奠定了后世欧陆国家法制的基本格局。对西方文明而言，财源滚滚便文明昌盛，财源枯竭即文明崩溃;疏离了东方的人脉和资源，西方便似乎难以自立、生存或壮大。

而更具思考(讽刺)意味的却是:在欧洲只占其国土面积3%的土耳其，时下却又在非暴力的态势下自觉并顽强地进行着一种“脱亚入欧”的努力(小亚细亚欲变体为“小欧罗巴”)——不屑于再同亚洲“共玩”;从参加欧洲的足球联赛(一种宁排欧洲末位也不要亚洲冠军的自强心态)，到屡次受挫而执著不懈加入欧盟的行动(其中肯定有实惠而非图虚名——看看欧洲那些很大程度属于坐享富贵的所谓福利国家)。今天的人类，挣脱意识形态的纷争却又真真切切感受到——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诱惑与挑战!

【注释】

[1]参见〔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福山原著的书名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其中“End”一词也可译为“目的”——可理解为一语双关。

[2]参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3]2002年9月23日在哥本哈根举行了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总理朱镕基出席。会议通过了《亚欧会议哥本哈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合作宣言》和《亚欧会议哥本哈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合作计划》，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向恐怖活动宣战的强硬姿态。《宣言》指出，与会的亚欧国家领导人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是对所有国家和整个人类的挑战。

[4]所谓拜占庭，为希腊人于城邦时代早期殖民时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立的一个殖民城邦的名称，以后该地又相继成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由于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等罗马皇帝，均以此地为新首都而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新罗马帝国，故后人为将新帝国同处于西边的旧罗马帝国及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相区别，或称其为“东罗马帝国”，或沿用古希腊的地名称为“拜占庭帝国”，而两种称谓均不属该帝国的正式名称(正式名称就是“罗马帝国”)。就地名而言，所谓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布尔(中文又译为伊斯坦堡)，均指同一区域同一座城市;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以自己的名字将该城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时又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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