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复归：探讨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

2024-07-2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海地带来极大冲击，1791年数十万黑人奴隶奋起造反大肆杀戮白种人，1804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独立二百多年来今天的海地，不幸却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33.“历史真实”的复归

历史上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个人，任何曾经发生过的具体的事件，就其发生、发展和最终的结局来说，都表现为一种随机或偶然的过程，即它们既可能这样出现也可能那样发生，既可以是这种结局也可以是那样收场。所以人们常常感叹:历史完全是一种偶然性的过程并无什么必然或规律可找寻——无非就是一堵任人涂鸦杂乱无序的无尽画墙。但其实，任何个人或事件，他们都只能是发生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这种地域和人文的背景因素便也在无形之中，已经注定了许许多多个人或者纷纷繁繁事件基本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大体的结局，也就产生了所谓必然或者规律的问题。

人类在社会关系的交往和与物质环境的互动中，总会形成许许多多做人所自然依循的常情常理常识;由“三常”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的展开，便会带给我们一些常态化规律性的论断，带给我们一些颠扑不破的真理性认知。如:少数人较之于多数人是不具力量优势的，而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识性真相迟早总会被人们弄明白的，故任何长期有效的政治制度都绝无可能仅靠暴力和谎言维持，都更多只能是建立在群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于是，我们便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与误解(一些史家往往习惯性地以具体的事件或人物来述说历史——只有异态且具有故事性的事件或人物，才往往受到重视而被刻意记载)。

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或一件影响广泛的事件，的确是可以改变历史的:如果拿破仑滑铁卢一仗不败，则今天欧洲的众多国家将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格局;而孙中山若不是英年早逝，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则必然会呈另一番模样;他(它)们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内，完全可以决定历史的具体过程和阶段性结局。但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历史总会螺旋式地仿佛回到了它的起点，重新开始它本来应走的道路——族群整体的观念和文化几乎只能是原地再次起步。

文化系物质生活条件之观念写照，而塑造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真正主体，只能是芸芸众生劳苦大众;具体到百姓人家，文化也就是衣食住行锄头扁担锅碗瓢盆(即通常所表述的窑洞文化、筷子文化一类)。20世纪初驻华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说得真好:“当一群的人民在一处地方住久了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也就浸透于此。这个地方每个名字，都有它的意思、它的关系。看到这块平原，就回思当年辛苦的征战;看见那处城市，就想到昔日民众的大会;见村落而忆诗人;见山陵而怀圣哲。非此地不足以产此邦之民，非此民不足以知此邦之地。”^[1]一个族群的观念、文化以及真实运作的方方面面制度，决不是可以随意抛弃或迅速改变的东西——它是走向未来之一个必须迈步踏脚的基点;人为地抽去这一点，非但不能向前反而会立刻坠入深渊。多少年过去了，当我们满身伤痕终于又爬起来时，几乎还得从这一基点开始蹒跚向前。

历史上几乎所有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都是同平等观念和权威意识相联系的;要打倒不能主持平等的老权威并剥夺少数人占有的大量财富，便只能是依靠暴力;暴力之结局总是简单地换领袖而非从根本上变制度(至多换个蛊惑人心的国号)，暴动的组织者便自然成为新权威——连“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国大革命也未能例外。在平等的旗帜下法国人开始攻打巴士底狱拉开了“大革命”序幕，但却以权威人物罗伯斯庇尔所主导的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而结束。后起的拿破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仍然是东方式的中央集权帝国，以维护大多数农民们均分土地的利益格局(农民们对拿破仑格外拥戴)。

更具思考意义的是海地共和国。海地自近代以来便由印第安人的家园而先后成为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地，到17世纪末跃升为美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海地带来极大冲击，1791年数十万黑人奴隶奋起造反大肆杀戮白种人，1804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但此后政局却动荡不定，到1915年的一百年间就有近90位统治者轮番上台。独立二百多年来今天的海地，不幸却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显然，殖民地未必意味着灾难与贫穷，“独立、自由、共和”也并不等于人民的福祉——仅仅只是给“革命”的领袖们带来虚荣和地位。

近代历史上不断重演的是:革命家被虚幻的口号冲昏头脑，人民则热血沸腾扑进深渊!但其实，一个传承自身历史而又渴望新生活的族群，是君主立宪还是走向共和，是独立体还是附属国，是统一还是分治——这所有应然之选择以及对之的评判，都应当取决于一个根本的标准:即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们，如何才能少折腾实实在在过日子并不断有所改善!也只有是在这种一定会呈渐进且相当漫长的过程中，文明及历史也才能真正有所进步(蜗居岛地的英国人，制度的变革及不断完善至今已800年——从1215年制定《自由大宪章》到2009年实现三权分立)。

一个群体之绝大多数人主流文化的长足发展即文明的嬗变，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的前进”;而文化的进步或文明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只是工具或符号的某些创新，更重要的却是群体性观念在新的领域和异质层面之全面展开。人类的精神总会领先于世俗生活在“想象”中超前一步存在;没有精神层面对物质生活“意义”的理解，人们或是活得浑浑噩噩或是被物质所完全奴役。汤因比说得好:“虽然近代的唯物主义有许多妄论，文明却无论如何也不是由这些材料构成的;它们并不是由缝纫机、烟草和步枪构成的，甚至也不是由字母表和数目字构成的。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或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象在他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2]

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造就了这个群体或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状态——文明的特性很大程度便由生成它的初期所决定;只要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不变，则历史基本的方向便始终如一;一旦有所改变(可以是受动而变)，则新的历史便自然展开。正如黑格尔所述:“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3]抱着这样的信念，于是中华的历史、欧洲的历史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便也就有了一条可供梳理的线路;中华历史的循环怪圈，古希腊古罗马的盛衰，中世纪的沉闷与工业革命的辉煌——克里特文明从弹丸小岛向整个地球之必然扩散，也就有了一种令人信服或者是不得不使人重新思考的解释。

人类所能认识的真实的历史，并不能现象性地理解为是由胜利者或历史学家所书写，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也并不等同于人们所能够认识的历史。“历史”只是针对后人们的好奇心而言的——他们想知道先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那样做;而一旦这种期求过于琐细和较真，那便成为一种根本无法达及的奢望。“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事实属于过去，而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不可能重建它，不可能在一种纯物理的客观的意义上使它再生。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4]过去的就都永远过去了，留下来的便都是“碎片”或都有可能已被当事者所篡改而失去真实;写下来的东西(包括所谓善本)，真真假假未必可信。我们甚至连“十年动乱”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可能再搞清楚——当事者为尊者讳、为自己辩而肆意篡改文记;^[5]而作为人类历史里程碑式重大事件的美国“阿波罗登月”工程，都曾被指控为是造假。唯有不可篡改的，是一个族群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之精气!

一个大群体常态性之历史，本身只是一种绝大多数人衣食住行不断重复之生活过程，并无什么精彩纷呈的故事可言;但对写书人而言，“无巧不成书”——成书亦无趣，故帝王将相叱咤风云改朝换代，才子佳人曲水流觞吟诗作画，虽属花絮异象却也成就了通常所被关注的历史——历史被分解为一块块呈时空碎片的镜像趣事。而所谓真正意义之人类“大历史”，在本质上不过是族群生活方式及精神状态绵绵相延的一种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所以说“今天包含着过去，而又孕育着将来”。这才是更值得研究和考查的历史，即从“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再进入到“哲学的历史”——作一种“历史的思想的考查”^[6]，否则翻弄故纸堆拼凑“历史”究竟有什么大意义呢?一些文人把文化或历史，理解为就是四书五经一类典籍，一生都为其中某些字句皓首穷经。而对生活秩序最具导向意义之历史，其实并不在书中;历史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脚下和身后!与其指责某个领袖怎样制造灾难，不如反省我们自己如何推波助澜——想想个人崇拜的氛围是怎样营造(谁其实都想当领袖受拥戴)。(www.chuimin.cn)

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宜作一种宏观的“历史主义”的把握，非专业的人士对末节细枝并无必要深究真实——“感觉历史比了解历史更为重要”(房龙语)。“历史学家所寻找的毋宁是一个旧时代的精神的物化。他在法律和法令、宪章和法案、社会制度和政治机构、宗教习俗和仪式中寻找着共同的精神。”^[7]“用当下生活去丰富经典的字里行间，就是‘体会’。体会不是历史学，也不是历史主义诠释学，更不是解构主义反诠释学。体会是经典与生活的相互照亮，是通过古今生活经验的耦合建立或发现了‘永恒’。”^[8]历史上的大现象、大事件、大人物，都一定会有着一种基本过程的真实——这便给我们提供了把握历史精神之最大可能。本文便基于这样的历史观去认识古今中外的历史——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去求得细微之处的真实。

【注释】

[1]〔美〕保罗·S·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罗家伦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66页。

[2]〔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4]〔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22页。

[5]在一些“文革”高层当事者的回忆文字中，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原因似乎更多在于个人恩怨或权力之争。这类说法在现象上也许有某种真实，但显然不足以解释一场历时十年波及深远的全民运动之成因。一种更为深刻的解释是:深谙历史洞察现实的毛泽东清醒意识到，居功自傲且掌管巨大财产分配权的高层官员们，对公共财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乎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一旦革命热情消退，便必然走向腐败堕落——需要采取一种极端方式对之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标签予以警示。有资料显示，共产党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享有种种物质特权(而当事者往往并不承认这一点)。

[6]此为黑格尔所论及的历史研究方法。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7]〔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8]丁耘:《文化民族主义》，载《读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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