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的自然法

2024-07-2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宗教改革便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经院学者以教皇为中心的政府理论。……摧毁了罗马所遗留下来的对于文明统一性的信念。”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受急于发财的西班牙国王的派遣，冒着可预测的丧命危险率三艘帆船朝正西方向的“大海洋”行进。

17.海水中流淌的文明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所谓的中世纪——以罗马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被化解，转以分散的形式残存于西欧社会形成的各个新王国中。“罗马人把拉丁化的希腊文明带过了亚平宁山、波河、阿尔卑斯山，一直把它移植到地中海的欧洲大陆的腹地，从多瑙河三角洲起到莱茵河口止，并且渡过多维尔海峡把它移植到英国。”^[1]自由的火种被掩埋在欧罗巴厚重的泥土下燃烧不熄，农耕条件下陆地民族特有的求平等树权威的观念，支撑了漫漫长夜一千年。

古代时期有着强悍军事首领的陆地农耕民族，一定比缺乏大一统权威的岛屿民族更强大。这是克里特、迈锡尼、希腊甚至罗马，之所以被北方“蛮族”所征服的又一种解释(罗马帝国虽有巨大版图，却并无与之相适应的恒定坚实的地域文化基础)。房龙对该现象描述道:“爱琴海人的世界是被晚近来自北欧平原的不那么文明的部落突然征服的。如果我们的判断有几分正确的话，对克里特人和爱琴海文化的毁灭责无旁贷的那些野蛮人，不外是刚刚占有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之间那个多岩石半岛的一些游牧人部族。这些部族，我们通称之为古希腊人。”^[2]古希腊人在进入迈锡尼时代之前，其实也属于地地道道的“蛮族”。

也如卢梭所述:“一个民族所处的地位，若是只能抉择商业或者战争，它本身必然是脆弱的;它要依赖四邻，它要依赖局势，它只能有一个短促不安的生命。它或者是征服别人而改变处境，或者是被别人所征服而归于乌有。它只有靠着渺小或者伟大，才能够保全自己的自由。”^[3]而自由的种子(尽情占有财富的观念)一旦播撒，就太具有生命力和诱惑性了——古希腊古罗马曾经的辉煌对后世欧洲始终产生着深刻广泛的影响;思想家们矢志不渝追索人性之应然——自由虽被压制，但仍一直被思想家们视为意志之必然。“征服民族的野蛮被嫁接到更古老、更高级的文化之树上”^[4]，迟早这根汁的精髓总会在枝梢上绽放奇异新芽。克里特靠着“渺小”在大海的深处点燃了自由的火花，而复兴的欧洲仗着“伟大”——通过海洋将自由的火焰迅速燃遍全球(自由地尽情发财)。

基督教和自然法的观念一旦渗入人心，思想家和民众们自会找到自己真正能够接受的“上帝”。“在长时期里，保存在法律之中的理想成了欧洲政治文化——城邦古老的自由生活的升华——中的一个永恒的因素，它能以在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全部奴性明显地被移植到罗马来的时期坚持过来并继续保存下去。”^[5]在此观念引导下，欧洲社会一旦能够突破土地羁绊找到新的谋生方式，便必然冲出“黑暗”走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以至工业革命的道路。

文艺复兴的要旨就是要回复古希腊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的精神，其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所引起的巨大变革，远较之在文学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更为灿烂。宗教改革其意义在于剥离被异化了的基督教(天主教)中压抑人性的成分，倡导人的信仰和思想的自由及权利。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为提倡个人“信仰得救”，主张建立“廉俭教会”，反对教廷规定的烦琐宗教仪式。“宗教改革便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经院学者以教皇为中心的政府理论。……摧毁了罗马所遗留下来的对于文明统一性的信念。”^[6]基督教的分裂(路德新教、加尔文新教及其他教派的出现)为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在思想信仰方面奠定了各自的基础。“在新教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神圣的、宗教的良心处在同‘世俗的权利’相分离、甚至相敌对的地位。”^[7]个人虔诚的宗教活动更多转移到功利性的尘世劳动中来，教会的禁欲伦理衍变为职业伦理——新教伦理为早期工商业秩序在欧洲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方式最早从具有舟楫之利而又盛行新教的尼德兰(荷兰)、英国等低地国家兴起，不能不说是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西方文明的神韵似乎总是钟情于同海洋交往的民族(16世纪时期英国的都铎王朝大力推行拓海政策，而此前及同时期中国明朝的皇帝们却颁布了一系列禁海法令，清朝亦同样沿袭)。海洋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恐惧、受困和灾难——不免使人望洋兴叹，不可逾越而绝望至极;但灾变之中的人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活好点儿，于是另一方面洋流便推动人类去开放、进取和拼斗!此岸没想头(耕地及资源严重匮乏)，只有到彼岸去夺取新的资源——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前前后后都是循此路径发生并发达起来的。

人类早期的航海活动为安全起见，都是沿着海岸线和岛屿进行的，不敢直面无边无际的“大海洋”;早期的欧洲人将大西洋称为大海洋，意为不可逾越——只能沿着贫瘠的西非海岸线作几乎无谓的来往。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受急于发财的西班牙国王的派遣，冒着可预测的丧命危险率三艘帆船朝正西方向的“大海洋”行进。这是一个漫长而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航程，水手们均感到万分恐惧欲抗命返航，但哥伦布却执意坚持——在历经七十昼夜的生死煎熬后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哥伦布的冲动与执著为后世欧洲的海外大拓展，开辟出巨大的殖民地(财富)空间。黑格尔对此叹道:“奋发有为的一切大民族，他们都是向海洋进取的。”^[8]但其实，海洋中本身并没有值得古人为之丧命一搏的东西——只有彼岸可想象、可期待、可到手的巨大财富，才是水手们前赴后继、争相追随的真正动力。

汤因比在谈到欧洲各国中世纪以来的文明差异时概括道:“在西方历史的黎明时期，由一群在跨海中摆脱了原始血缘关系枷锁的移民所占据的岛屿竟然在我们后来的西方社会里在政治上采取了几个最重要的步骤。跟踪着盎格鲁人而来的丹麦人和诺曼底人侵略者在英国后来的政治成就里分享荣誉，也有过同样走向自由的经验。这样一种民族的混合对于发展政治来说是一种异常肥美的土壤。我们西方社会在英格兰首先创造了‘社会秩序’，然后又建立了议会政府是一点也不是惊异的，而在大陆上，我们西方的政治发展却由于在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里残存着血族组织的残余而延迟了，他们没有海洋来解放他们的精神而一直受着这个社会魔影的压制。”^[9]

英国19世纪的史学家阿克顿也谈道:英国人“令人自豪的特质让人瞩目，离不开我们的历史的背景。……无论是外国神学家的教权精神，还是法国神学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未在英国神学院作者身上留下痕迹。源自那个衰落帝国的罗马法，变成了专制权力共同的支柱，却被排除在英国之外。教会法受到限制，而且这个国家从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没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欧陆王权却借此制造了许多恐怖。后来，我们的绅士阶层保持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地方自治。教派的分立导致宗教宽容，混乱的普通法教导人们，他们最好的卫士就是法官的独立与一致。”^[10]

英国人在大西洋中这块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有着“自然疆界”的岛地上，自成一种自由自在的群体生活方式。1215年，贵族们为维护自身利益便迫使约翰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其意义在于向国王争权以分庭抗礼——开始了人类真正意义的宪政史(以法律的形式限制政府权力并安排政制);将东地中海所凝成而被阿尔卑斯山黑森林所湮没的自由精神，在大西洋更为狂暴的风浪中发扬光大。没有大不列颠群岛，很难想象中世纪的欧洲会向哪一个方向发展(有着民主自由之光荣传统、“不自由，毋宁死”的希腊人，在20世纪中后期都还经历过军事暴政的统治)。近代历史进程中始终以改良主义为基调而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大英帝国(1649年曾建立过资产阶级共和国，1660年王朝复辟，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民族之林中狂飙突进、如日中天，一度成为光耀地球的“日不落帝国”。

【注释】
(www.chuimin.cn)

[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2]〔美〕房龙:《人类的故事》，刘缘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2页。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6页。

[4]〔美〕赞恩:《法律的故事》，刘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5]〔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4页。

[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18页。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页。

[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7页。

[9]〔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10]转引自《读书》2001年第1期，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