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与中西文明的平等与自由观念

12.克里特:自由观念的发端

西方文明起源于东地中海(主要是爱琴海区域)的岛屿文明，即由约公元前3000年开始形成的克里特文明，到公元前1200年衰亡的迈锡尼文明，纵向串联而构成的所谓爱琴海文明。从更大的范围看，早期的西方文明则是因西亚、北非与巴尔干半岛的环东地中海的区域性多元陆地文明，在大陆与海洋之间由岛屿作为人际交往之中介，所混合生成的一种全新文明——没有众多的岛屿则茫茫无际的海水对古人完全没有生存的意义(并非泛泛而论的“海洋文明”)。

在希腊神话的传说中，生活在陆地草原上的美丽少女欧罗巴，被化作白牛的神王宙斯骗到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强行成婚——以后姑娘的名字便成了欧洲的名称。这段神话便隐喻着希腊本土文明以及欧洲文明均起源于克里特岛，而克里特文明又源于亚非草原的历史真实——“神话源自信仰，而信仰则源于经历”^[1]。学界凡言及欧洲的历史大多从克里特开始，但其实克里特之前欧洲大陆几万年来皆遍布人迹，却似乎并不被认为有“文明”的存在，或至少不被认为与后期的发展有什么联系。

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海洋的交汇处，岛长250公里、宽12—60公里，海岸崎岖而多港湾，同东地中海各岛及三大洲滨海地区的航运交往极为方便。“这个岛的位置特别好，自然的地形具有优异的构造，好似出于天授，它理应在希腊世界中建为霸国。”^[2]海岛面积适中，在5000多年前便居住着一个据说是从亚非草原迁徙而来的族群^[3]，以耕种土地为主要谋生方式，形成与同时期其他所有农耕族群相同的、专制集权以维持土地秩序的政治制度，即米诺斯国王的统治。^[4]而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在统治大海之前，也曾是一个居住在大草原上的马神——马神衍变为海神——陆地生活转变为向海而居的岛屿生活。

农耕条件下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生存资料的日益匮乏(无法向周边扩展耕地)，克里特人仅仅是为生计所迫，也不得不“下海”向岛外谋求生存空间与生活资料。由此可形成一个基本假设:岛屿的规模适中，乃系生成一种另类文明和全新生活方式的最根本条件;太小不利于生存发展——缺乏群体性制度化可代代延续的文化，太大在远古条件下则将完全被海洋封闭，进而形成同陆地民族大致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如英伦岛和日本岛)。

但是，海洋在今天都是这地球上最生猛恐怖、变幻莫测的场域——想下海还得具备下海的条件!而老天爷又给克里特人得天独厚提供了这一点——岛屿的“可航行”，成为远古人类能够涉足海洋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克里特人靠着东地中海上众多的岛屿作为“航标灯”、“踏脚石”和“避难所”，驾着小船与周边的欧亚非三大洲频繁往来。“我们从古代最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们的报告中，从埃及法老的铭文中了解到克里特经济文化的繁荣情况及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对爱琴世界的影响;爱琴各地区发掘出来的许多克里特手工品证明了这种繁荣和影响。……从庇里牛斯半岛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到尼罗河谷地，到处可以发现克里特的手工品。这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商人勇敢旅行的神话是事实。”^[5]

美国学者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一书中，描绘了爱琴海上横跨于欧亚之间由众多岛屿串联而成的四座“岛桥”，并称“这些小岛是桥梁，把古老东方的知识和科学传播到年轻的西方”。^[6]东地中海上星罗棋布遥相呼应的大小岛屿，成为古代条件下海洋航行必须依靠的指示方向的灯塔和遭遇灾祸的避难地——一旦迷失方向或无岸可靠则意味着死亡。从此岸出发至少要能隐约看到彼岸，于是在茫茫无际四方一统的海水中，就有了阴晴无虞十分可靠的定位系统;而难以预料的暴风雨一来，便能够迅速弃船登岛避难(从克里特岛出发前往希腊半岛或小亚细亚两个方向，均有距离不到30公里的岛屿环环相接)。

同时期其他所有族群(包括希腊人)之所以不会也不敢进入海洋，其原因便在于此——他们不可能群体性、经常化、相对安全地进入海洋并回返家园;他们冒着完全可以预测的丧失生命之巨大危险出没于海洋之中，又能干点儿什么呢?“要知道大海之上凶险无数，单单一只渺小的木筏怎能平安渡过”^[7]——捕鱼捞虾是犯不着如此玩命的!海洋是地球上面积最大且完全无法改变摇晃翻腾的荒漠(苦涩的海水对古人全无生存价值)——同宁静安谧的陆地生活环境相比，海洋真可谓凶残生猛、阴险狡诈!在如此残酷的环境条件下求取生存，人的所有观念所有财富所有一切，都将被抖散了重新组合再行分配。

但是，克里特岛得天独厚本身居于欧亚非三大洲海洋交汇点的地理条件，只是为岛屿居民进入海洋到达彼岸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岛屿的“规模适中”与“可航行”，只是生成一种全新文明的两个必要前提——仅有这两点还不足以造就一种完全有别于东方的气质。克里特人之所以义无反顾、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地加入冒险的海洋航行，克里特文明之所以能从人类普适性的农耕文明中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受亚非欧三大洲异样并存之辉煌文明及丰富资源的诱导，全在于其能够从其他文明其他人群中，更简单更方便地获取生存利益之使然。更为古老更为灿烂的周边陆地文明及其巨大的财富，为克里特人规模化地放弃种地进入海洋，带来最具诱惑力的刺激。^[8]而在与三大洲人际交往中所生成的多元文化及财富的冲突与整合，则是产生新文明的又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其核心要害仍然是财富问题——哪一种生存方式才能带来更多财富更大利益!

基本上依靠海洋航行谋生(而非近海的捕鱼捞虾)的族群，受动荡不定的生活环境影响——环地中海的探险、贸易、交流抑或战争、掠夺(抢了就跑)，自然会凝成一种不迷信权威而崇尚个性自由的气质。“他们在‘自然’界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专门依赖‘自然’的风云变幻，倾听着外界的信号;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很精神地辨认和支配外界，并且勇悍地、自强地反抗外界。这些就是他们的宗教和文化的简单元素。我们追求他们神话上的各种观念时，便能够发觉许多自然的事物形成了这些观念的基础——但是不在全体，而在个别中间。”^[9]一种以独立的个人为本位而自由地尽情占有财富之全新观念，由此而发端。

简陋的海洋航行条件面对惊涛骇浪，水手们只能是靠个人的努力而不可能再依赖群体和权威，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基于农耕方式经营不动的土地而紧密结成的地缘血缘关系，由此而逐环断裂。一种小团体(小船队)所有成员，自己约定规则管理自己的全新政制自然形成(这是后来的希腊城邦直接民主制的雏形)。^[10]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叙述的是人的历史，是人的业绩，人的希望，人的成功和失败。当然，它也承认神的干预，但这种干预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倾向背后的一个哲学观点是，人有意志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目标，他的成功取决于他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所拥有的力量，他理解这些目标的智力，以及他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手段。”^[11]

岛屿的规模适中、“可航行”、岛屿族群同周边族群之多元文化及财富的冲突与整合，是产生克里特文明的三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一方面，只有在大规模的海洋航行(整个群体共同的生活方式)及与异邦族群的交往中，才有可能在新的层面认识人之不同存在，领悟人生(个人)奋斗之意义，进一步扩升人之固有兽性(从外界获取物质能量之本性)，由此而逐步破解农耕族群只能依赖集体以均平方式谋取生存之沉重氛围;克里特文明之精髓或底蕴，全在于个人本位与自由进取之精神——这一点继而成为后世整个西方文明断断续续绵延4000年之共同特质。而另一方面，群体性之新理念还必须附着于能够扎扎实实相对独立地承载这种理念之区域环境;没有神奇的克里特岛，4000年前被地中海众多水手们所认同的生活方式与全新观念，也终将被淹没在历史的暗河之中(腓尼基人及犹太人均缺乏这一要素)。

上述三个必要条件，对同时期世界其他任何人群地域都未能同时具备。完全被海洋封闭的孤岛族群至少在古代的条件下，并不会主动进入海洋形成个体自由拼搏的观念(如英格兰和日本)——只会产生一种“压抑的孤岛心态”;而所谓压抑，又一定是被彼岸的某种“先进”所激迫。人的欲念和好奇心总是不断膨胀的，而古代条件下孤岛四周之茫茫海水，却成为技术上难以逾越但内心又渴望超越的篱界。也正是由于大岛民族被海洋长期封闭所形成的压抑心态，故他们在条件具备时最容易形成或接受强权文化，从而跳出孤岛对“彼岸”扩张。^[12]汤因比指出:“我们看见米诺斯文明产生在内陆海中的一群岛屿上，这里有地中海的良好气候，但是在另一个相同的地方，在日本内海四周的群岛地区却没有创造一个文明。日本从来没有独立地创造过文明，这个地方一直是被一支从中国内地来的文明支流占据着。”^[13]

在太平洋深处由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马鲁古和伊里安所构成的大规模群岛型环境，却由于缺少人气和财富的冲突而无所作为。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西西里、科西嘉、撒丁等岛屿，则由于离大陆太近而失去航行、交流(包括抢掠后相对安全的撤退)的意义。与克里特人一样也是出海抢掠或经商的腓尼基人(主要生活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沿地中海东岸的西亚地区)，却由于没有“岛屿基地”而最终化无踪影(应该是先后随着波斯帝国及罗马帝国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被融入了地中海周边的各族群之中)。而更具叛逆和冒险精神的犹太人，同样也未能成就一种新的文明，反而与具有相似文化基因的欧洲人在利益方面抵牾冲突(但这却也成为罗马人能够领受基督教的深层因素)。欧洲大陆的环境条件更不足以孕育早期的西方文明——包括亚平宁半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半岛乃至整个巴尔干半岛。克里特文明虽同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的三大地域文明都有所交融，但埃及和小亚细亚的人群，却显然由于其自身巨大的陆地板块构造，完全没有必要整体化地进入“恐怖的海洋”谋生;而被地中海三面围困资源匮乏的希腊，承袭克里特的文明及航海生活方式便十分自然。

【注释】
(www.chuimin.cn)

[1]〔英〕麦肯齐:《克里特岛迷宫》，余瀛波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3页。

[3]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汤因比所提到的亚非草原，应该主要是指苏美尔和埃及，两地均早在约1万年前便转入农耕;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及战事的争夺，必然会导致他们对新土地的寻觅。

[4]最初的米诺斯，应该是指克里特早期某一特定的国王，但后来便逐步泛化为克里特历代国王的统称。麦肯齐就此指出:“米诺斯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被用在《圣经》中代表法老王的一个皇家头衔，从这重意义上说，克里特的每一任统治者都曾经是一个米诺斯，就像每一任埃及国王都是一个欧西里斯一样。”〔英〕麦肯齐:《克里特岛迷宫》，余瀛波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其实，中国上古时代关于伏羲、黄帝、炎帝等族群领袖的传说，亦具同样意义，均系表征某一大时代之群体领袖而被代代言传的一种象征性符号。

[5]〔苏联〕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陈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0、99页。

[6]〔美〕房龙:《人类的故事》，刘缘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1、87页。

[7]〔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袁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页。

[8]笔者于2009年9月在开罗参观了埃及博物馆，为馆内收藏的20余万件大多制作于三四千年前，各式各样硕大、精美、细腻的金银铜石各种材质的器物所震撼，可谓无法想象，太受刺激，难以言表!几千年来历代的地球人无不为之倾倒——更何况困守孤岛资源奇缺的克里特人!1500年前的东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还从埃及抢去一座高达20余米的方尖碑，至今仍立在君士坦丁堡的广场上。在今天英法等国的博物馆里，也堆满着从埃及掠回的各种宝物。

[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2页。

[10]与此极为类似的是:1620年移民北美大陆的“五月花号”的船员们——102名在旧世界难以生存受迫害的清教徒、破产者与流浪者，只能基于最低度的合意而签订“五月花号公约”，表示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将在充满凶险的新土地上共同开拓自己的家园。一种全新的制度及生活方式，就在这样一种仅是为了生存的极端条件下便迅速诞生，以至成为160年后美利坚合众国宪政制度之雏形。

[11]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2]类似情结在日本尤为典型，其虽地处东亚但在心态方面却同欧洲海洋民族有一种相通性(甚至更为“西”化)。千百年日本民族生活在隔海相望的中华帝国巨大文明的光环(或阴影)之下，对中华的文化、版图和财富既仰慕又嫉妒，想争斗却又没有任何实力(这种情结是中国人对他民族绝对没有的)。狭窄的生存空间促就了大和民族“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的心态;一旦机遇来临，便毫不犹豫会跳出孤岛搏杀一番。早在13世纪民间便开始形成对中国沿海居民进行抢掠的“倭乱”(甘冒渡海和被抵杀的巨大风险)，16世纪官方亦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却实力不济落败而归。19世纪上期西方列强对日本同样也强势入侵(想想“黑船事件”)，但受人欺凌宰割之下的大和民族，却看到了另一种根本有别于中华帝国的全新生活方式，领悟到一种冲出孤岛的希望和力量;上自天皇下至百姓，并无太大阻力就全身心地迎受了敌人的器物、制度和文化，较平稳走上“明治维新”之改良道路。日本在短时期内即积蓄军力以西式坚船利炮迅速对外发动战争——1874年对台湾的侵入，1894年对朝鲜的占领和对中国沿海的进攻(甲午海战及后来在中国旅顺地区爆发的日俄战争)，以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面发动对中国大陆、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日本对外争战的根本动因，并非是出于“从欧洲列强手中拯救落后的亚洲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是同欧洲国家的对外掠夺并无二致(日本在对华战争期间还大规模地向中国东北地区输送“开拓民”，以减轻自身的人口压力)。

[13]〔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