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文明：进步的秘密

10.轮回的文明:何以进步

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以商业和工业(辅之以战争手段掠夺他族资源)为物质支撑的，而这一条件的具备对农业中国来说，近乎天方夜谭。其实，凡是进入青铜时代的人群，均程度不一在形式上具有工业和商业的因素:传说中的大禹铸九鼎，可以肯定已属一种工业式的劳作;而商业便更早伴随人类——新石器时代虽有制陶术但不可能人人皆会制作(看看甘肃博物馆里陈列的那些六七千年前制作的异常美丽的彩陶器)，不参与制陶的家庭，大概就只能靠商业式的交换而取得生活所必需的陶器了。但这些在形式上带有“工业”或“商业”的因素，若欲化解为整个群体主流性的生活方式，却格外艰难极为特异(参见第12节)。

在相对稳定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中，受利润驱使四处流动的商业始终是一种不稳定的变革因素——发财的欲念企求一种新制度的保障，故历代统治者大多奉行“农本，工商末”的重农抑商政策(而崇尚礼乐之邦的孔子也极为厌恶商贾)。一方面，商人们才是真正能够动摇制度根基的“富人”阶层——很自然会形成一整套完全不同于种地的观念、行规及生活方式，如公开、对等、盈亏自认的程序性规则;另一方面，其生存在制度夹缝中又不得不勾结贿赂官员(并以其财力供养子孙进而利用科举制占领官位)，必然造就官场腐败进而引发皇权危机。而贪官和地主都不过是一些随大时代长过程(集权政制和土地私有)而自然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并不会危及制度本身而只是导致皇权换位。明太祖徙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成祖徙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富民无居住自由而被迫远迁。私营工商业在专制王朝及地方官吏的深重压榨下，绝无长足发展之可能(明太祖朱元璋“农士工商”各安其业的思想及黄宗羲“工商皆是本”的观点，实际上仅系一时的灵感而并无多大作为)。

有人说中国社会在明清之际已自然萌发了若干商品经济的因素，若无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必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话可真具丰富想象力的了!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指出:“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1]

德国思想家韦伯在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时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就出现了”;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则是一种“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2]这种只能是存在于欧洲各民族内部之“合理而系统”的态度，一种绵延4000年之久基于“经商”需要而形成的个人本位自由进取之精神，并不存在于中华族群之中。中华文化至多不过能生产出几个曹雪芹似的“无才可去补苍天”枉自嗟叹的人物。古代一些文人一生都在执著地痛苦地追求，但究竟追求什么却终是困惑——像鲁迅所说“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而绝无可能涌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似的“塑造了西方世界”(罗素语)并进而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家。

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视为悲剧还是喜剧，是闹剧还是正剧，其真正在台上唱主角的，始终是匍匐在黄土地上被捆绑为“集体”的农民们(欧洲的历史却与此不尽相同，呈一种更多带有个性色彩而由“英雄、思想和知识”所构造之变异体的历史)。时至当下中国，在边远闭塞受外来因素影响甚微的地区，农民们仍然受困于狭窄贫瘠的土地而为温饱拼死挣扎;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乡民们在坡度达四五十度的山地上艰难耕种以刨取生活资料。对他们来说，除了泥土中可期待的土豆玉米和权威对相应秩序的维护外，其所想所求所为还会有什么呢?

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认识，不同认知主体基于不同视角自然会有不同标准。通常人们总是以精巧的书面文字、规模化的城市及复杂的政治制度进行衡量，以判定某一群体是否已进入文明以及是否达到某种高级的状态——但事实上过去时代这类物件皆为少数人所掌控。若换以另一标准，即支撑文明之主流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是否改善，我们显然又只能得出另外一种结论。现今考古学有大量证据证明:中华大地上的人群自七八千年前定型于农耕生活方式后，就基本上解决了衣食住行即温饱问题。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都发现曾经存在过成排的房屋、大量的粮食、各种驯化的动物以及各种式样的乐器——少量的人口定居在肥沃且自流灌溉的河畔冲积平原上，耕不完的好地稍事劳作即可吃饱穿暖(一个壮劳力至少可供养七八口人)。而今天许多纯农耕的族群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却未必较古人过得更舒适还惬意(中国的许多农区人均耕地已不到一亩)。

据笔者在晋北农村“插队”之亲身经历:农民们至少好几代人的生活皆苦不堪言，各种基本消费资料均极为匮乏，春夏好多时候都靠野草、树叶、麦糠充饥;大部分家庭除生活必需品外一无所有，大多数老人皆系文盲(表明代代相袭均为此状况)。而在属于同一大区域的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北磁山的古村落遗址中，发现有300多个粮食窖穴，其中80多个还储有约13万斤已碳化的粟谷(足以应对各种灾害)，且发现大量的禽畜遗骨，表明该族群生活十分富裕。在同时期南方的河姆渡遗址中，也发现厚达一米的稻谷堆积层。再过几千年，我们的后人们若挖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村落遗址，会发现这样的“堆积”吗?

在距今5000多年前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安徽蒙城尉迟寺村落遗址中，发现70多间用红土经高温烧制的大型房屋、大量的动物遗骨、南方的大米和北方的小米、十几种不同类型的酒具(有多余的粮食才会酿酒并形成相应器具)，表明该族群“食有鱼肉、饮有美酒”。在同时期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数百件硬度极高的各式玉器(按今天的物料加工知识，每一件都得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工夫)。而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六七千年前的彩陶器，且大多属日常生活用具——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一定十分舒适，以致有闲暇去创作并无实用价值的外观装饰。在8000年前河南贾湖的村落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制作精巧多音阶的骨笛——真可谓“吃饱饭找事干”，饥肠辘辘是不可能去做这等“傻事”的。两相比较——就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地球上近万年农耕文明的历史，究竟是处于进步、停滞还是倒退之中呢?答案可谓不言而喻(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这30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2009年9月笔者访学埃及，在惊叹埃及古代文明灿烂辉煌的同时，面对从城市到农村令人瞠目的一片脏乱差状况，连我们中国游客都会产生“自己来自发达国家”的幻觉。在从开罗到卢克索一路开得跌跌撞撞的火车上(不知是车破、路坏还是技差)，望着尼罗河两岸冲积平原上被分割得七零八碎、栽种得花花点点的土地(表明土地呈户有格局且户均量极少)和星罗棋布的村落，笔者怅然感叹……从5000年前到今天，大致同样面积自流灌溉的尼罗河谷^[3]，却养育着悬殊高达近80倍的人口。四五千年前，早王朝时期埃及的人口约为100万，人均土地约75亩，故丰衣足食且有剩余粮食供养修建金字塔及巨石神庙的大量劳力，而今天人口却多达7800万——人均土地及资源占有量必然大幅缩减(现人均土地已不到1亩，而生产力的进步并不可能带来产量连续翻番)。在后发一步被动地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艰难转型的埃及，其现代化的迟缓也就在所难免。虽有“换一种活法”的巨大压力，但自身却几乎不具备主动转型的任何条件。农耕环境下这绝非简单归因于“什么制度”或者“何种主义”的问题——除了种地还能靠什么生存呢?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石油、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的收益亦显杯水车薪——更多的只是促成极为明显的两极分化!

学界一般认为，文明伊始的主要标志为文字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在陶片上刻画的各种符号被视为文字雏形(而实际上旧石器时代也留有一些象形符号)。但其实，“文明”的标志应为农耕!作为一种应官方大范围传递信息需要而创制的文字，几千年来同农耕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始终都未能形成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农耕社会许多小群体乃至个人都有自己的记事符号(如结绳、女书一类的具象符号)，但却全无必要改造为抽象系统难记难认的文字;靠种地为生只求吃饱穿暖的农夫们，能够以口头语言进行交流即可基本满足生产生活之需，并不依赖书面文字传递和保存信息;基于日常生活需要而形成的记事符号，同官方所创制的文字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就主要功效而言，符号只是为小范围保存记忆，而文字却是为远距离上下沟通;^[4]王室的文字工具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毫无干系，且文字系统越繁杂越进步，离庶民们便越遥远越隔膜——谁才会有时间、精力和必要，去识别由几万个不同符号结成的文字系统呢?到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所在的山西农村里的一些老人，都还在使用只有自己才能明白的各种图形符号进行记事。

古代社会中的文字，更多是同大范围集权政制的管理需要直接相关，且管理的规模及精细程度与文字水平总是呈正比关系;至高无上一统皇权之延伸并实现，只能是凭借一种精确严谨的信息工具并倚赖“文人”以普天下传递——集中表现为所谓的成文法(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即为典型象征)。近代以前中国几千年的文字系统，基本上都是属于官员、士大夫或宗教人士的专利。传说中造字的仓颉，乃系黄帝的史官亦非种地的农人(由该传说亦可反证，此时期集权政制已大范围延伸);而埃及的法老文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其主要内容也多系官方各种活动的记载。^[5]秦始皇之所以实行“书同文”——同时也推行“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其功效显然是要彻底毁灭各战败国作为政治管理工具的不同文字，以顺畅传递中央政权大一统之旨意。^[6]

就文字之生成机理而言，其一定只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过程，由此才可能保持大范围的一致和能用;但凡全新的帝国或“做大”的偏王，一般都不会简单沿用惯常的文字，皆会创制只有自己臣民才应也才能辨识的书面符号——具有象征至尊王权、私密交流等多重意义。^[7]迄今日本国仍然承袭自身历史大量使用汉字(古代时期的朝鲜和越南亦同样如此)——这只能说明中国皇权曾经“普天下”之广度扩展;困居孤岛找生活的农夫们，是不可能对海天之外的汉字感兴趣作工具的(只会贪望彼岸的财富，进而引发源自民间的“倭乱”)。就实际效果论，文字仅同世俗权力的叠层架构相关联，只有宗教才能够超越王权而广范围长时期规制人心(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中恰恰缺乏这一要素。后一节将论及)。

俗言“十里不同音”，若民间有文字也就自然“十里不同字”，于是文字之“交流”属性亦荡然无存;自下而上是毫无必要(太耗精力)也绝无可能(缺乏可行载体)形成普天下完全相同之书面符号的。当然，官方的文字在长过程中反过来对民间的口语，亦具重要之“统一”意义——所以今天中国从北到南多数人群均属北方语系;是北方决定南方，由中原向四方扩散，始终是以五千年前“黄帝”之势力范围及其相应文字为中心——由于人口增长不断需要新土地而保持着一种非常强大的扩张力(而非凝聚力)，也由于书面语言的相同和方言节奏的相似，故延至“民国”也才得以被当权者圈定归于同一“汉民族”(参见第31节)。但即使这样，各人群之间靠口语仍然是难以交流的——四川人怎么也听不懂广东话!

古代中国各地均建有一种被称为字塔(或称字库)的建筑，专用于“安葬”写有文字的纸张。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文字乃圣人所创，“虽村氓妇孺，皆知敬惜”;凡须废弃的文纸，皆会由“一”字不识的小民诚惶诚恐送往字塔。其实，对文字的“敬”便也隐喻着对王权的“尊”——生活的细微之处无一不关涉皇权。虽然时至“解放前”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至少在80%以上)皆为文盲，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他们应该是生活在文明之中(即农耕文明)——包括许多无文字但却早已进入农耕方式的“少数”民族。(www.chuimin.cn)

最能印证文字起源及功效的是:今天分布在我国南方各地的苗族各个小群体，过去均无文字;但仅从他们穿金戴银流光溢彩的衣饰来看，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显然较之于“多数民族”的农民们富裕和“文明”得多。而据传苗族早先是有文字的，其先祖为北方九黎族的大哥蚩尤，曾与炎黄联盟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争夺;大群体被打败后失去土地只得南迁(更可能是为大洪水所迫)，各自在南方无人的山区寻找自己的生息地，一旦化解为若干小群体后文字便也失去意义随之消逝。对农耕条件下小群体之管理来说，作为中介工具的文字纯属多余和累赘——靠口头方式便立竿见影立即可兑现头人权力。^[8]

旧时代在深层次上士人与文人乃一体同构——科举制即为其真实写照，且人们往往会什么便喜欢捧什么;专事舞文弄墨的官员和文人，便也当然会捧文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于是顺势把自己也就捧到众人可望不可即的高度。由于我们通常所能看到的历史，都是由文人们(更多属御用或官场失意者)用文字“写”出来的，于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中就有了至关紧要的意义，也就被当权者及史家们无限夸大以至于成为文明的显要标志——未能“被发现”存有文字的时代被统称为“史前时代”(包括传说中发明文字的炎黄时代)。只有到了近代工业革命之新技术新生活诞生，即形成黄仁宇先生所称的“数目字管理”方式后(运作复杂的机器需要精确的度量)，文字才逐渐开始同“工”人们的生息劳作相联系，成为一种劳动者同城市和机器打交道，不得不事先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钱财而痛苦研习之谋生手段——新生活也才需要“开民智”。由此，文字也才同一种所谓的大历史，同主流群体劳苦大众所承载之真实意义的新文明，发生相辅相成不可缺离之必然联系;文字也好数目字管理也罢，都只能是“被决定”而非相反。时至今日，中国一些边远贫困农区的父母们，仍然还得为自己刚醒事的孩子——是放牛还是读书，是留守田园还是走向城市，是立马见实效还是花钱买梦想，而反复斟酌艰难定夺!

农耕环境下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相应减少(村落及城市的扩大)，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必然会趋于艰难和贫困，人际各种矛盾日显对抗化、尖锐化和复杂化——反过来相应会导致政治管理制度的格外庞大并极其精细。皇宫越修越大，官员越来越多，官制及城市越建越繁(文字的精细程度亦与此成正比);皇帝管大官，大官管小官，小官管乡绅，乡绅管小民(所谓乡绅之治，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催收皇粮)。与之相对应，老百姓的赋税也就越来越重(且发生在人均资源占有量递减的趋势下)，生活也自然越来越苦!几千年之中国，民族整体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便大多被耗散在这人际关系的调整和权力结构的建造方面;所谓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这便也成为一种能够引以为豪的显要标志(紫禁城的建筑群及所藏大量珍宝乃至整个北京古城，被一些人视为中华古代文明最高成就的象征)。至于乡民们如何种地过日子，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与政权无关——乡土社会中只要不涉及土地格局问题，便真可谓“无为而治”。

黑格尔在180年前曾经深刻指出:“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老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9]

【注释】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转引自《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2]〔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8页。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进一步论述道，“只有西方有合理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它们有固定的资本，自由的劳动和合理的劳动专门化和劳动结合，以及建立在资本主义赢利经济基础上的纯粹流通经济的劳动效益分配。”〔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93页。但须指出的是:韦伯在这里所强调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仅仅只是存在于西方之民族国家内部——对外主要是靠巧取豪夺而并无“合理”可言。

[3]尼罗河从南至北流经埃及长约1350公里，河谷宽约3—16公里，东边为阿拉伯沙漠，西边为撒哈拉沙漠，其可耕地面积只占埃及总面积的约5%(约5万平方公里即7500万亩)。

[4]在这一意义上，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约7000年前)所发现的刻画在陶器上的600多个符号，便仅具“会意”的符号性质;在河南的贾湖遗址也发现20多个刻在甲骨上单体的象形符号。从生活情理想象推测，人类200万年来大大小小所有族群甚至个人，为保存记忆都程度不一会创制自己的记事符号，且均一定会具象形的特征(只是能否留存下来或能否被发现的问题)。而专属于大范围集权政制的官方文字，在造字之初很自然会参考民间较为通行的一些象形符号——官员们也还是来于自然人!至于欧洲人之所以使用十分抽象简捷的字母文字，却是源于腓尼基人为沿地中海区域同各族群经商交流便于“记账”而形成——大范围规模化的经商便只得拟制和使用通约性的符号(但其22个字母大多仍然是由“形”所想象发挥，如M表征波浪)——希腊文字及罗马拉丁文字的形成均与此直接相连;虽在起源上与集权政制并无关系——属互惠式之商业所促就而非“自上而下”形成，但只能认为属于一种特例(且同样具有广范围交流的属性)。在宏观的人类文明史上，腓尼基人更多只是给欧洲人带来“字母”而非整体意义的文字系统或新的文明——长过程主流性的西方文明是由克里特文明生发而来(后文将详述)。

[5]在迄今所发现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文献中，有关法律方面的内容占95%左右。而在我国殷墟遗址所发现的甲骨文，虽其内容多与祭祀相关但也属对官方活动的记载;并且，法律文书显然是不会刻在甲骨上的，其应该是有另类的载体(可能是因易损而未能批量保存下来或未能发现)。

[6]史学界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措，一直多加挞伐。但其实，秦统一后仍然四处蔓延的“百家争鸣”，已严重妨碍对被征服国思想的统一;清除原六国的异书异己以防死灰复燃，实为维护统一之必要(而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并不在销毁之列，且官方对收缴所焚之书均留有备份)。在很大程度上，否定“焚书坑儒”的前提，乃为统一的非正当性和维护统一的非必要性。古代时期但凡想法多了就必有冲突，故禁锢思想、统一文字、集权政制与大范围的和平共处，皆为一体多面之必然。从另一角度看，七种不同国别文字的并存，也说明该时期并不存在可号令天下的一统王权及其相应文字(通常认为商周时期系天子分封诸王而统治天下，此说法似不确切。参见第6节)。

[7]1036年西夏政权建立前其开国君王李元昊，为在以武力征服的8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行使统治权力，令大臣仿效汉字形体创制出西夏文字(此前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端的党项人并无自己的文字)。而最终又灭掉西夏王国的铁木真也是在蒙古汗国建制之初，令大臣在回鹘汗国文字的基础上另行设计出蒙古文字。对两位帝王最具借鉴意义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由于没有文字便难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孝文帝拓跋宏简单地启用汉文却由此而引发内乱(其子叛逃而去，后被孝文帝捕杀)。

[8]于此也可推测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为何不能发现文字的原因。极为诡异的三星堆文化从4800年前发端延续近2000年(其下限与“殷墟”大致为同一时代)，其所形成的金属器达到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最高水准(最具代表性的为一米多长的金杖和四米高的青铜树)——制作这等器物在技术上至少需数千年的积累(而6000年前的西亚地区即出现了青铜器);文明发展到此等高度却并未发现系统的文字，实在使人费解——自生自发无文字的小群体是不可能创造如此成就的!对金属器从发明到批量化制作，一方面源于极为特异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对高温与岩石之关系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却更依托于大范围的集权政制——从开矿、冶炼、铸造到打磨，需要大规模地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面积仅8000平方公里河流密布的“川西坝子”之冲积扇平原，本身并不具备生成青铜文明的物质与人文条件(三星堆各种铜器的总量达十余吨，所需矿石多达上百吨)。在所发掘的同一大区域内同时期的宝墩、鱼凫、芒城、古城、双河、紫城等遗址(笔者均去到现场以找寻感觉)，也均未发现文字且尚处于新石器时代。在这些也属凝聚中心权力的城池遗址中，所出土的石、陶一类器物与三星堆的金属器，在文明的阶段史上存在巨大差异;若属自生自发，便会相互交融大家皆有——只能说明三星堆族群属于一个从远方迁徙而来相对封闭的群体，即使带来文字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全无保持意义(三星堆的器物上也留有古蜀文化的某些特征——毕竟入乡得随俗，且究竟“谁影响谁”亦难以定论)。从4000年前同时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各处遗址的器物看，均也只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数千枚产自印度洋的贝壳——与环印度洋地域直接相关。最有可能该族群是为逃避“大洪水”而被迫远迁，沿扎格鲁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寻找生息地，最终到达海拔约500米最适宜农耕的成都平原;由于平原南端的岷江流域已有宝墩、鱼凫等众多石器聚落，故只能在北端属于沱江流域的鸭子河畔的南岸定居(河对岸便开始进入丘陵山地——靠种地谋生的农夫们不会费力涉险跨河而居)。至于三星堆文化后来为何突然中断——从被称为“祭祀”的两个坑中所杂乱堆积的大量昂贵器物看，应该是人为地制造了一场毁灭性事件。

[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