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对比：权威文化与造反的理由

2024-07-2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由龙的图腾龙的意识形态，反衬出华夏先民及后代子孙们创造帝王与权威文化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辽阔而又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搭界而居“见不得又离不得”的众多人口——这种独特的生存条件，便使王、神、天一体的权威文化能在世界各民族中演绎到极致，并世世代代保持下去。

8.权威文化与造反有理

平等—和谐—宁静——万物得其所，这便是自然与人伦、身与心的至上境界和最高理想。人间秩序的平等求助于皇帝，自然秩序的和谐听由于天命;由平等到和谐再至绝对必要的权威(皇帝和上天)，其间义理相通。而两种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却又是难解难分一体贯入每个人的命运和利益——人间平等乃自然和谐之直接表征，于是皇帝便成天子，圣旨即为天命。“在那些世界中，农民与国家处于一种有机的联系中，而国家直接扮演着经济角色，安排着其他人的物质生活……一条奴役关系的纽带，把农民跟国家连接在一起，又把代表国家的人跟神明连接在一起。”^[1]

张东荪先生在《理性与民主》一书中，把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概括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层的无数的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所谓君就是一国之父，臣就是国君之子。在这样层系组织之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夫，就是妇。不是兄，就是弟。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社会组织;离了五伦别无组织，把个人编入这样层系组织中，使其居于一定之地位，而深以那个地位所应尽的责任。”^[2]

中华文化在很多场合被称为龙的文化，在所发掘的红山、仰韶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不断发现“龙”造型的器物。而龙不过是一种被高度神化虚拟的动物，其原型据说是天空中声势威赫的闪电形状及紧随其后的隆隆(龙龙)雷声;它在历史上一再被视为神圣帝王的化身(真龙天子)，进一步便成为中华民族的图形符合象征。龙的传人们至今在各种盛大的庆祝仪式中，总将张牙舞爪虚张声势的巨龙造型作为压轴大戏舞来扭去。由龙的图腾龙的意识形态，反衬出华夏先民及后代子孙们创造帝王与权威文化的不懈努力。

距离感和权威感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一种反比关系——距离感越遥远，权威感反而越强烈(越近越易察见权威之凡夫俗子的真相)。群体中的权威总是游离于群体成员之上，具有一种被成员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意义;权威的力量所达及的范围越宽泛，权威本来的世俗联系就越模糊，直至最终退至遥远的地平线(生存的边际)同神或天朦朦胧胧交融一体。庶民们永生永世都无可能一睹传说或想象中的龙颜，而生活的丝丝缕缕又无一不关涉皇权。西周时代营造的所谓礼乐之邦，对井田制下维护均平格局具有至关重要的稳固作用——经济上平等的实现一定是以政治上的不平等为先决条件的。“制礼作乐”刻意要造就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其实质功效在于塑造大一统的权威秩序;只有架设起森严的等级制度，才有可能凸显居于塔尖的王权;有了至高无上的王权，也才有可能实现天下土地的均平——“礼崩乐坏”便也天下无均。

中国古代辽阔而又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搭界而居“见不得又离不得”的众多人口——这种独特的生存条件，便使王、神、天一体的权威文化能在世界各民族中演绎到极致，并世世代代保持下去。官人对庶人的权威，大人对小人的权威，男人对女人的权威;人对人的任何权威无一不最终达至对君王权威的最高境界——孝于父而忠于君，对祖宗的孝便也是对君王的敬。皇恩浩荡威权之下，便也形成一种井然有序的和谐氛围与平等格局，以及“做稳了奴隶”的悠然状态。辜鸿铭先生对此欣然叹道:“在儒教之中，必定有一种东西同宗教一样，能够给人们以安全感和永恒感。这就是孔子在其国教中给予中华民族的忠诚之道——对于皇帝的绝对忠诚。由于这种忠诚之道的影响，在中华帝国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之中，皇帝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和全能的力量。而正是这种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权信仰，给予了中国人民一种安全感，就像其他国家的大众从信奉上帝而得到的安全感一样。”^[3]

残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温饱而挣扎的人们，在基本的生活目标上至多只能提出一种均平的要求——“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企盼也只有依靠一统皇权才能保证其实现。君权神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小民呢!皇帝和上天都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否则大家一起完蛋!但是，最终天道还是高于皇权的——世俗生活之权力格局的修复及制衡需要，又为必要时改朝换代篡位夺权推翻异姓老皇帝，准备了天道方面的根据。在政制之实质方面，某一姓的皇帝只不过是大群体中不同姓氏的各个父系血缘家族不得不共同拥立的各异姓家族的联盟领袖;一旦皇帝不公即平等与和谐不在，异姓的臣民们便可替天行道，造反有理了(一定建立的是异姓新王朝)!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求平等的斗争与胜利，一定必然伴随着树权威的过程和结局(再造新天)——此乃替天(权威)行道(均平)之真义。东汉黄巾农民起义打出的旗号便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以此天代彼天也!

在农耕经济集权政制下，由于官员们基于贪婪本性的巧取豪夺和贪污腐败，以及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名为皇权一级国有，但实为农民们二级私有)在自然运作过程中必然性的两极分化，故周期性大范围会出现再行“均田地”的强烈诉求。一旦社会有所发展、财富严重不均，皇帝不能主持公道时，农民们求温饱富贵的所谓革命(应属造反^[4])便应势而起。而造反之过程便是血淋淋掠夺式地杀富济贫(富人们不可能拱手交出财富必然拼死反抗)，其最成功之结局则只会是塑造一个新权威(异姓的祖皇帝)，另立新王朝颁布“均田令”来重新分配土地。于是乎耕者有其田，天下重归太平。但私田制下社会前行，强者们聚敛财富很快又会打破这种平衡，于是另树权威再求平等的暴力活动，周而复始循环不断。

中国社会几千年最打动人心的口号莫过于“均田地”了!而这恰恰是人类固有的平等观念在以土地为本的社会里，大多数穷人期求生存之本的一种观念写照——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造反都以此为动力也以此为归宿;孙中山先生也务实性地将“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纲领的核心加以强调。农业社会中耕者有其田，这便是人心稳定社会和谐盛世太平之根本保证;不能实现并大致维持这一格局，社会便必然动荡不安——失去土地或少有土地的人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工业文明终将耗尽地表矿源)，土地都将是人们物质生活最为底线的寄托!

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描绘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之理想社会，实在使人艳羡不已。但这种“农业共产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在任何真实的社会条件下都注定只会是一幕闹剧、一场空想;即使洪秀全们真能灭掉“清妖”，也注定了不可能比清王朝有更多作为。“革命”尚未成功，天国的朝政已是一片专横和奢靡;以暴力迅速集聚的巨大财富，支撑着庞大的官场、真实的腐败以及虚幻的口号。为一方面应付天朝所封2700多个“王”各自大兴土木修建王府豢养妻妾差役之需，天朝的田赋由建国之初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在两年中提高到七斗，远远高过清王朝的税负。^[5]天京城破，军民不足10万，后宫佳丽却有2万多。1862年，浙江黄岩、温岭两地的农民不堪重负发动起义又造太平军的反，试图推翻新王朝的统治再次寻求新的“太平”。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以弱胜强迅速夺取政权，其制胜的根本法宝就在于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核心即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以对土地占有的多寡划分阶级，以均分土地的方式剥夺被划定的有产者以满足农民们的平等要求(打土豪分田地);在农民居多的国度里分得了富人土地的穷人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保卫胜利果实)，当然无往而不胜!而国民党政权恰恰是建立在富人基础上并承认既往土地的占有格局，由此注定了其士兵(主要是农民)不可能为之拼死奋战，成建制的投降在所难免。(www.chuimin.cn)

在1946年2月至5月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真空”地带的决战中，刚进入东北没有农民支持的共产党军队以惨败告终(损失了大部分主力只剩约3万人员)，被迫退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北满)。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将抗战时期较为有利于富人的减租减息政策变更为按人均分土地的政策;共产党军队化整为零组成小分队进驻北满几乎每一个村庄，发动农民进行土改并辅以“参军保地”的动员。农民们迅速真实地理解到:这是一个为了穷人利益而剥夺富人财产以实行“共产”的党!到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战前，多达70万的青壮年农民涌入了“解放军”，完全足以同孤悬关外的55万国民党军队展开正面决战。黑土地上的乡民们更是自发自觉地组成上百万人的支前大军，勒紧裤带把自己的粮食被服潮水般地送上前线。农民子弟兵们在战场上前仆后继，更多以血肉之躯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丢了这阵地，也就丢掉了家里想了几辈子刚弄到的土地;死了我一个，总还为妻儿父老保得了一份土地(为银圆而战的国民党士兵，死了还能领到奖赏吗)。这是实实在在为了现实利益进行的生死斗争，而绝非为某种虚幻的信仰去亡命!辽沈战役只打了52天共产党便控制了东北全境，为一年后的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国民党就垮在失去民心和以农民为主干的军心，将领们只能是投降保命(而后的淮海战役的胜利，则更被形象地称为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中国当代社会曾经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其实也是以平等观念为基本线索而展开;虽然四项原则的定名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其实质内容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成型。为保证财富(主要是土地)平均分配而又避免分配后经济发展自发出现的两极分化，重蹈历代农民起义所建新王朝的覆辙，于是在经济基础的所有制上自然会参照俄国经验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建制之初为调动农民积极性而以土地均分并私有为核心的土改分田到户，至1956年完成土地收归公有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为镇压富人们被无偿剥夺财产后的拼死反抗，在政治上必然会建立铁腕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保证专政的高效有力，在领导核心上相应会形成共产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从开国之始多党多势力的参政到几年后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掌权);为纯洁队伍拔高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当然会无条件地接受最适合东方农业社会国情的马列主义国家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学说。

上述过程，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上半叶由民族平等观念和世界历史环境所注定的阶段性发展之必然选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农民领袖们很好地顺应和把握了局势，真实地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均平要求)，但相应也就为“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发展历程，埋下了坎坷跌宕再也难以改写的伏笔。毛泽东有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斗争、就反抗、就干社会主义。”^[6]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概括，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辟新解!

【注释】

[1]〔法〕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4页。

[2]转引自《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4]对“革命”一词，一般理解为是一种颠覆旧制、创建新制的剧烈的社会变革活动，以区别于改良或其他一些社会动荡事件。若作此理解，则中国历史上多次的农民运动就只是一种造反或起义而并不属于革命。农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对皇帝的神圣形象和专制集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表示过怀疑——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运动称得上是一次革命(但对百姓来说，“革命”却未必能带来幸福)。

[5]据一些资料称，清王朝的税负在中国历代都属最轻的，老百姓的日子相对是比较好过的。而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多发生在中原或北方贫困地区饥寒交迫时期，但太平天国却由南方地区发迹并扩展;再联系到太平军不伦不类的基督教情结，可以认为19世纪中叶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起义的动因之一。

[6]这段话系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的一段。

中西文化对比：权威文化与造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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