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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6
7.平等氛围中的和谐
人类自有了精神有了想法,便试图对自身的存在及周围的世界进行理解。这种理解,一开始自然是不着边际难得要领,于是便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去诠释所能感受的一切。“人的最原始的感情就是对自己生存的感情,最原始的关怀就是对自我保存的关怀。”[1]神话、迷信、宗教、艺术、科学乃至哲学,都不过是人类关怀自己、理解外界的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社会“天人合一”的大和谐观念,仍然源流于求平等的观念及农耕生存方式;人类早期最先关注的,当然只会是切身之生存利益而非无边无际的天。“如果人首先把他的目光指向天上,那并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理智好奇心。人在天上所真正寻找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2]作为支撑群体诸具体理念之基础的天道,实际上却是发自地上人间的回声;对天或道之种种虚拟性的解说,应该是发自于实际生活的需要,服从于大多数人为生存而求平等(土地均平)的观念。
围绕“平等”这一最普遍最根本之价值诉求,便能够在大范围长时期中,渐次形成一整套统摄群体、社会、国家之各个范畴的法则;倚赖这套法则,进而便将所有的领域如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级、身份、性别、服饰、建筑、礼俗、艺术等等,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一并统摄在平等观念这把大伞之下。在各种范畴互动相依之长期磨合中,一种极具包容性的、与自然界氛围相融合的天或道的意象,便自然会在古代思想家的头脑中浮现并逐步定型。“道”似乎主要是指一种理念状态——“道在人心,人心即道”(有时也可指事物的本态、宇宙间的定律——这里取后人们以自己的概念系统主要从字面上解出的大概意思),而“天”则更多表示一种自然状态(并不全然,其中也蕴涵一种人为虚构的理想成分)。但毕竟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语)——人、地、天、道、自然,几者又各个相通——天人感应,“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3],于是理念便最终仍然服从于天与自然。
思想家们以平等为底蕴(潜意识或显意识之问题原点),以自然为蓝本,以和谐为表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循此心路轨迹去想象发挥,于是构造出中华古文化中一些既博大精深又故弄玄虚的神秘体系。在“天人合一”观念的笼罩包容下,几乎任何学问、制度或礼俗都可以也必须求得与之相一致的解释;天与人高度融合一体存在,而最能表征天意的当然也就只能是王权;甚至连官府处杀十恶不赦的罪犯也得与季节合拍(秋决)。古代中国人的和谐观念真可谓无所不包,无处不在!
中华古文化究竟有多神秘多宏大,我们今日的学者倾毕生之精力恐怕也难瞻其全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从官方到民间的主流文化——从有文字记载的殷商至清朝(甚至潜移到当代),始终停留在“均无贫”(孔子语)的现实计较之中,始终徘徊于王、神、天同形构造的阶段(由同形便可以对王权尽情想象发挥),始终在世俗生活中为解释和安排各种人伦秩序而编织经世致用的观念体系,始终未能超越现实世界形成所谓彼岸意识而对宇宙和人类真正具有终极关注的精神(即苏格拉底命题: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文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表现为思想家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民众们的所想所求所为。在各种著述中“神”的形象并不一定十分光辉甚至会遭贬抑,但在民间却是极真实的存在——帝王一定就是最高的神(到20世纪后期中国民间还有许多装神弄鬼神化领袖的传说)。
东方文化中的诸多故事,并非像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所想象的那般神秘,都不过是凡人应时应势的一种编造,都多多少少一定会具有入世的意义而并非超验的直对终极的探讨。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天圆地方”和“天下中心”的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才被西方霸权及强势话语所动摇;始终未能出现将今时此地试图在浩瀚时空中合理定位的意识,也就不太可能产生探索终极的想法——在唯物求实的氛围中是不需要徒劳无聊地寻觅终极。这便是对中国历来缺乏西方意义的宗教(但不缺迷信和神话)所能作出的又一种解释。而所谓的终极问题,在哲学和科学层面本来都是无解的——人类最终只有求助于并无世俗功利祈求的宗教,才能给出假说性的答案。
中华民族古代的生存观,十分重视充满万物和生命的现实世界,价值和理想的实现寄托于日常的生活秩序——安贫乐道,守分知足,节用爱物。男耕女织,夫唱妇随,便为中国古代生产生活方式最典型之写照;家庭手工业(织)与小农业(耕)的相映配作,便也就大体解决了每个家庭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温与饱问题;手工业完全无必要也无可能大规模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人们的所想所求无形之中便也就始终被限缩在土地所能贡献的衣食产品上。反过来,历代统治者大都采取措施强化这种格局——自明代又开始在全国推行里甲制度,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竭力将乡民束缚在不动的土地上。
几千年始终如一的农耕生活方式,促使人们的观念一方面趋于简单、封闭和怪异,另一方面却又显得模糊、笼统和大包容。“农业以自然的推动为主;人类的劳动和主观的活动,在农业中实在比较其他各业不大活跃。”[4]依赖于土地从中刨取衣食的人们,其应变外界的抗争能力自然十分有限——“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监工”[5]。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反复轮回、少有希望却又不得不为的田野上,被严格圈定在一种极为艰难(靠天吃饭)、极其单调而又极少改变的生活方式之中,形成一种完全内敛务实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延至极端又可能百般癫狂)。(www.chuimin.cn)
古代的中国,既不像过去教科书里所描述的那般黑暗和残酷,更不会像今天一些文人所想象的那般温情与浪漫!生活,那都是文绉绉好抽象的书面语言;说白了不就是每天的过日子吗——过日子不就是种地、吃饭、睡觉、生娃,再加点地方戏吗(宗教几属多余)!
【注释】
[1]〔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2页。
[2]〔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3]此系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语。董仲舒以前先人们的天道观念,其含义似乎十分模糊;或者说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概念及概念所构成的命题系统,是很难将古人的话语内容表述准确的。而在董仲舒的学说中才有了较清晰的区别,似乎同我们今日对概念所解读的意义更贴近一些。
[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5]〔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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