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家文化波动和符号中国

四、孔子:儒家文化波动起伏的含蓄意指层面所指

位于山东曲阜的三孔旅游景区，常年接待游客人数居高不下，不仅有国内游客，也有不远万里的海外华侨来这里认祖归宗，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远道而来参观膜拜。一个仅仅有几十万人口的鲁西南小城，因为是孔子出生地和故乡的缘故，对世界各地的人民有着神圣的吸引力。

孔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象征之一。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华精神的源头，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文学、教育以至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伦理道德以及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孔子在历史上被赋予了多重角色，有政治化的孔子、学术化的孔子，还有民间化的孔子。^[6]在文化意义上，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在政治意义上，孔子作为符号其内涵却要根据当权者的利益需求而不断进行修改。孔子的地位不止一次跟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发生着戏剧性的逆转。在历史沉浮中，孔子从布衣到素王，由奉之若神明到弃之如鬼怪。

（一）封建时代的圣人

封建统治时期，孔子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安抚民众的统治工具，是一个辅助统治长久而稳定的符号。封建统治者为了能够使其受到民众的崇拜以达到维护安定统治的目的，将孔子塑造成神明、圣人的先师形象，其宣扬的“统一”、“仁爱”的思想对于芸芸众生来讲自然也就是圣经了。从封建时代来看，孔子作为符号的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就是神明、先师圣人，代表了封建制度中的礼仪纲常（如图7—6）。

战国时期，孔子被弟子推崇为“圣之时者”、“集大成者”，确立了宗师的形象。而真正将孔子及其儒学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推向至圣先师神坛的是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见，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学代表，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董仲舒借助国家强权的力量将孔子捧到一个极为崇高的地位，孔子在政治的操纵下演变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符号，成为令人膜拜的宗教神明角色。

两汉之际的谶纬神学将孔子奉为素王，被封建帝王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为稳固封建统治，朝朝拜孔。从汉武帝开始，孔子的形象逐渐被封建统治者正统化、神化，孔子先师至圣的形象在历代王朝的更替中不断被加强。

图7—6

在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先师圣人、万世师表的形象受到历朝历代君王以及民众的跪拜，稳定的“孔圣人”形象一直持续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才被打破，遭到颠覆性的阐释。

（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妖人

晚清时期，即使是被动的闭关锁国，也未阻挡中国与世界的接近。跟随着世界前进的脚步，古老而沉寂的中国社会稳定的封建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巨大的齿轮改变了转动的方向，将整个社会推进了一次动荡的重生之中。而结构性变动的开始，很快就在精神文化领域有了反应。孔子先师圣人的稳固形象开始有所动摇，继而遭到严重否定和批判。导致孔子形象急转而下的，正是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军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对清王朝政权猛烈抨击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孔子这个至圣先师符号的颠覆，将孔子定性为妖魔，并编造一些言论，将孔子贬低为懦弱地哀求上帝饶恕的可怜人形象；对于孔子所著的经典子集，则宣布为妖书，一律没收销毁；在全国范围内拆除孔庙，捣毁孔子像，誓将孔子赶下圣坛。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学的叛逆拉开了近代批孔批儒的序幕。^[7]

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之所以反对孔子至圣先师的形象，是具有很深的政治意义的。太平天国最初起源于拜上帝教，发迹于异域宗教的太平天国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为了树立上帝之子洪秀全的个人权威，布教之始，就规定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极力排挤孔子在人们心中所形成的先师形象，将孔子描绘成妖魔，将儒学斥为异端邪说，从而树立了洪秀全一人独尊的地位。

其次，孔子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权威符号，传世的经典言论无一不代表着封建纲常。孔子作为历史延续性符号是中国古代封建文人心中的神明，是伦理道德、封建纲常的起源，对这个政治符号发起的冲击，一方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政权颠覆封建主义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和冲击封建统治制度的勇气，客观上冲击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孔子作为历史延续性的政治符号，将其塑造成为妖人，否定儒家经典的书籍和理论，对其反其道而行之进行解读，根据政治的需要将其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重新加以诠释，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宗教宣传的需要，稳定天朝政权统治的需要（如图7—7）。

图7—7

（三）维新变法时拯救中国的救星

时值19世纪末期，清王朝因懦弱无能，抵御不住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瓜分豆剖，王朝统治岌岌可危。甲午海战一役的彻底失败更将中华民族推向了危机的边缘，在隆隆的炮声中，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何以能走出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变革”乃势在必行之举。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将孔子搬出，打着“孔教复原”的旗号以实现对清王朝的改制。这场维新派所领导的变法之所以将改革的噱头以及重点放在孔子身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就是因为康有为等人认识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独特的符号价值，认为若变法维新必寻求思想上的权威以保证变法改制的合法性，而孔子作为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正是可以作为权威的典范，因此维新派“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8]。维新派将需要假托于孔圣人身上，在孔子身上寻找改革遵循古制、合乎古理的凭借，从而将制度改革转化为合理化要求。而另一个凭借孔圣人进行“托古改制”的原因，则是为了抵御清王朝维护封建制度的顽固派的攻击，搬出早在两千年前已提倡改良主义的圣人是最好的反击武器。

为了将孔子转化为一个提倡改良主义的圣人，以便成为维新派宣扬改革的利器，康有为引经据典，通过《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两篇文章，论证了真实的六经都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孔子是个力图改制的政治家。康有为将改革家形象的孔子奉为圣人，树立其今文经学的权威，为维新派借孔子的“微言大义”顺利改制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康氏为了顺利实施维新变法，已经将孔子由先前的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先师圣人形象论证为提倡改良、力图改制的维新运动的祖师形象。

在维新运动中，为了符合维新派的改制意愿，作为政治符号的孔子的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已经不仅仅是文化圣人、至圣先师，而是能够帮助维新派进行改制的提倡者、代言人，是大清王朝的救世主（如图7—8）。

图7—8

儒学和孔子对于维新派来讲只是实施改制的一个有力工具，作为符号的孔子所具有的本质意义并不能带给维新派实质性的可用之处，因此他们引经据典，寻找能够支持他们进行改革的孔子言论，并将其发扬光大，从而把至圣先师塑造成了一个提倡改制的政治家。在维新时代，作为符号的孔子的含蓄意指以及深层次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而被政治所利用。

（四）五四运动时期的罪人

20世纪初，一场以提倡民主与科学，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在那个风云变幻、多种思想交融并汇的时代，革命、民主的思潮取代了维新改良思潮而成为时代的主流。

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为了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封建传统思想，尤其是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孔子的偶像化崇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封建伦理纲常的制度化习惯依然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加之接二连三的尊孔复辟事件，让已受先进之风吹拂的民主人士意识到，要彻底地推翻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才能真正扫除封建王朝的思想残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正是直接缘起于当时尊孔复辟逆流回潮的反动，民主人士不得不采取“稍嫌过激”的方式与言辞排诋、掊击“孔子”。^[9]

新文化运动延续的是辛亥革命扫除封建王朝的残余任务，将西方先进的民主科学思想引入中国，清除禁锢在人们头脑中以尊崇孔子为主的封建残余思想。相反于几千年来孔子在封建王朝中的先师至圣形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孔子成为整个运动众矢之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正式提出。(www.chuimin.cn)

作为千百年来封建王朝礼教代表的符号“孔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到完全的批判，其含蓄意指的所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孔子”符号化的进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一个分水岭，将孔子从至圣先师的圣坛上拉了下来，转而贬低其为阻碍民族进步、阻碍自由开放的罪人（如图7—9）。

图7—9

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所做的是还原孔子为一个时代的伟人，解读出孔子同样存在“保鲜”的问题，而非超时空存在，最终论证的结论是孔子作为封建礼教的符号已经不适应现时代的发展，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五）“文化大革命”时的敌人

1966年，积蓄了前期的莽撞和错误，一场让整个中国陷入悲伤的浩劫在华夏大地上爆发——为期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革命，提倡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和新习惯。作为封建制度和礼教代表符号的孔子自然撞在枪口上，“批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主题。

“批林批孔”更多的是源于政治的需要，在这个全民陷入疯狂的年代，对于孔子的批判达到了巅峰，孔子被描述为“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全国上下开展了捣毁孔庙、孔府，破除旧文化、旧思想的运动。脱掉圣人帽子的孔子，成了被鞭挞、被批斗的“阶下囚”，为众人所唾弃；作为符号，其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是维护旧制度的保守反动派，全国人民的敌人（如图7—10）。

图7—10

在狂热的非理性政治运动中，对于孔子的彻底否定批判只是一场政治上的闹剧。对于孔子的批判、诋毁和扭曲，均出于对其含蓄意指的需要。直到今日，曲阜孔庙园中在“文革”期间被拦腰砍断的石碑依然提醒着人们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六）新时代和谐精神的代表

1976年“文革”结束，对于孔子也有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提倡科学研究孔子本身及其儒家学说，恢复孔子的本来面貌，将孔子认定为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而孔子所推崇的“和”、“仁爱”等思想正切合了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符合和谐社会的精神要义。

孔子作为最有影响力、最为世界所熟知的中国文化符号正在被世界重视。截至2012年3月，全球占世界人口86%的105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358所孔子学院和500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以教授汉语、传播中华文化。孔子学院的发展，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和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国样本”。无疑，孔子是当今中国对外交流中最具有力量的符号。

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孔子，其提倡的“仁者爱人”、“和”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主义的精神追求不谋而合，与开放自由、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价值取向碰撞出新的火花，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精神要义被阐释为其含蓄意指层面的新的时代所指（如图7—11）。

图7—11

在历史的沉浮中，孔子被不断转变角色以适应时代的具体要求，作为符号，孔子已经超脱了本身原有的身份——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根据时代的要求被不断赋予新的角色内涵，赋予新的含蓄意指的所指意义，成为一个在不同历史语境下释义出不同所指的经典的历史延续性符号。

符号与语境的关系，犹如女人与衣服，变化万端。身着晚礼服，含蓄意指着女人庄重而优雅；身穿工作装，含蓄意指着女人干练睿智；身着休闲装，含蓄意指着女人活泼阳光……语境就是装饰符号的一件件衣服，赋予符号不一样的万种风情。符号的含蓄意指之所以能够超越了具象的所指，皆因传播的意义存在于共同文化生活背景的沟通交流之间；符号的生命之所以能够超越现实语境，皆因其进入另外一个基于“语境的语境”。换句话说，符号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意义总是在与时代背景、文化内涵等因素相结合中生发而成，在一定时间段具有固定性，并被大众所熟知。对于原有含蓄意指的突破，则需要在时间演变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能够突破现有符号含蓄意指的新语境，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含蓄意指的意义阐发。这种“突破”不是突发的，需要历史实践的改变为含蓄意指的蜕变提供条件，使符号在特定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含蓄意指，实现对于固有语境的突破和代替。

【注释】

[1]参见林亚莉:《符号与语境的关系》，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2]参见彭焕萍、王志华:《从奥运符号看中国吉祥文化》，载《青年记者》，2008（7）。

[3]参见闫树军:《天安门》，3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4]Fairbank J.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Far Eastern Quarterly，1942，1（2）:139.

[5]参见李强:《现代丝绸之路的财富寓意——亚洲重回“大陆时代”》，载《世界博览》，2010（11）。

[6]参见罗安宪:《中国孔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参见邱涛、王学斌:《客观、系统梳理“孔子形象”百年变迁的力作——〈孔子与20世纪中国〉评析》，载《高校理论战线》，2010（1）。

[8]罗安宪:《中国孔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参见林存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孔子观念的根本转折》，载《孔子研究》，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