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再利用元语言,将自然化机制制造的关于某事某物的某种说法推广开来,通过普遍化机制,生产“一致舆论”和“普遍赞同”。在含蓄意指基础上形成的自然化机制制造着对李宇春的不同态度,也制造着对世界的不同说法。......
2024-07-26
五、传媒借助普遍化机制生产一致舆论
斯图亚特·霍尔曾一针见血地揭示出社会的“一致舆论”、“普遍赞同”并不是原本就存在于大众之中,传媒不过是将其表达出来,而是由传媒生产出来的,然而同样遗憾的是,霍尔没能令人信服地进一步阐释大众传媒是如何生产“一致舆论”的。在此,借助符号学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媒正是运用换喻,通过元语言组合,进而借助普遍化机制,生产“一致舆论”、“普遍赞同”的。
比如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2006年6、7月间反复播出的世界杯足球赛宣传片,就是利用普遍化机制制造出这样一种“一致舆论”——每个人都得看世界杯足球赛,不看者就是时代的边缘人。该片是这样实施它的普遍化机制的:一个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的女孩,发现旁边候车的男士不仅疲惫,而且裤子的膝盖处都被磨破,在女孩对第一个男士表示惊诧时又来了一个男士,也是满身倦意,女孩惊愕地对后来的男士说:“你也看了!”之后画面一切,这个女孩也坐在电视机前疯狂地为世界杯呐喊狂呼,再接下来的画面是狂呼中的人群中间,第一个男士跪在地上,疯狂地挥舞着拳头,滑向镜头。在这里,三个能指——磨破裤子的男孩、惊诧的女孩、后来的男孩不仅是三个具体的球迷,而且意指着另一所指——所有球迷、所有人(如图6—4,图6—5,图6—6),它潜意识地告诫大家要不惜代价地看世界杯、看电视。[19]至此,全民看世界杯足球赛的一致舆论就被传媒生产出来了。在这种媒介环境中,不看世界杯就成了这个社会的另类。这也是一个含指项的元语言组合[20](见图6—7):磨破裤子的男孩、惊诧的女孩、后来的男孩,这三个直接意指层面的符号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单一的含蓄意指的所指——紧跟时尚的球迷,这无疑是一个含指项组合;不仅如此,一个意指组合E3R3C3还是另外三个意指组合E1R1C1、E1’R1’C1’和E1”R1”C1”的共有的所指,这又是元语言组合。
图6—4
图6—5
图6—6
图6—7
这就是传媒生产“一致舆论”的把戏,它对孩子说:“今天你喝(娃哈哈)了吗?”对孩子的爸爸说:“今天你看(世界杯)了吗?”于是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都得听凭传媒的煽动。喝娃哈哈的“你”和看世界杯的“你”都不是某个特定具体的“你”,而不过是一个起着中介作用的能指,其所指才是有意义的——传媒“惦记”的大众。这正是在普遍化机制中起决定作用的元语言组合(如图6—8和图6—9),它告诫人们,娃哈哈会让儿童健康,所有的儿童都应该喝娃哈哈;看世界杯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所有的人都得看世界杯。而事实上,喝娃哈哈会让儿童健康聪明和看世界杯意味着与时俱进,不过都是一种对世界的“言说”。
图6—8
图6—9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普遍化机制生产“一致舆论”的过程,既然“一致舆论”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它无疑就是一种非历史的意识形态,普遍化机制无疑也就是继自然化机制之后言说世界的又一个“帮闲”。
【注释】
[1]艾伦·塞特:《符号、结构主义和电视》,载[美]罗伯特·C·艾伦主编:《重组话语频道》,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传统的已有定论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也即“电视是世界的反映”。而“世界是电视的反映”是对这一定论的颠覆,这种颠覆突显了媒介神话。
[3]艾伦·塞特:《符号、结构主义和电视》,载[美]罗伯特·C·艾伦主编:《重组话语频道》,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同上书,6页。
[5]所指事物这个概念并非所指这个概念,所指是指符号的心理表象,而所指事物则是指符号指向的客观事物。(www.chuimin.cn)
[6][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13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7]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趋向性或良好完形原则,知觉的组织作用总是趋向完善或完形,它使我们把不完全的图形知觉为完全的图形,把模棱两可的图形知觉成明确的图形。
[8][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14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9]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4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31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同上书,310~311页。
[12]艾伦·塞特:《符号、结构主义和电视》,载[美]罗伯特·C·艾伦主编:《重组话语频道》,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3]艾伦·塞特将符号分为语言符号(symbolic)、图像符号(iconic)和引得符号(indexical),三个范畴并非互不相容。电视经常使用上述所有的三类符号:电视的映像既属图像范畴又属引得符号范畴,节目则经常在荧屏上和声迹(soundtrack)中使用文字(语言符号)。参见上书,6页。
[14]参见艾伦·塞特:《符号、结构主义和电视》,载[美]罗伯特·C·艾伦主编:《重组话语频道》,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5]同上书,8页。
[16]有关含蓄意指、隐喻,参见隋岩:《符号传播的诡计》中《含蓄意指和元语言对意义的不同建构》和《含蓄意指和元语言与隐喻和换喻的对应》两章,载刘宏主编:《电视学》(第二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17]有关自然化机制,参见隋岩:《符号传播意义的机制——对自然化和普遍化的深度阐释》,载《新闻传播研究》,2008(3)。
[18]转引自艾伦·塞特:《符号、结构主义和电视》,载[美]罗伯特·C·艾伦主编:《重组话语频道》,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9]至于与世界杯无缘的中国为何要生产这样的一致舆论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我们将另外专文论述。
[20]有关含指项请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在罗兰·巴尔特那里,含指项只与含蓄意指有关,我认为含指项也与元语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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