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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符号的相似性-《符号中国》成果

【摘要】:图4—15好的隐喻不是简单地表达相似,而是创建某种相似,创建符号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的相似性。

二、隐喻是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存在着相似性

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C2)之间相似或相悖,也即符号的暗含义(connotation)之间相似或相悖;二是符号的所指事物之间有逻辑联系,也即彼此之间虽然意义上既不相似也不相悖,但却有某种联系,存在某种相关性,也即雅克布逊所谓的毗连性;而符号的能指和直接意指层面的所指(C1)是不可能相似、相悖或相关的。第二种情况是换喻,下节再论。第一种情况就是隐喻(the metaphor),即当两个符号在某种语境下被创建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具有某种相似或相悖的特征时,则可以以符号甲替换符号乙,以象征词替换所要描述的事物——如以泰山代替岳父,以铁窗代替监狱,以老板戏说一位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或者说把一个可感知的标记应用到一个难以言说的对象之上——如以比翼鸟、连理枝比喻爱情,以秦晋结盟的典故比喻婚姻,以天堂比喻人死后灵魂居住的快乐地方,如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隐喻。

当“值得敬仰或可仰仗的事物”作为泰山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创建,“值得敬仰或可仰仗的人”作为岳父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创建,泰山与岳父这两个符号就有了相似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则可以以符号泰山来描述、替换符号岳父,二者是隐喻关系,如图4—2和图4—3。

图4—2

图4—3

当“被禁锢、没有自由”作为铁窗和监狱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分别建构,铁窗与监狱这两个符号就有了相似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则可以以符号铁窗来描述、替换符号监狱,二者是隐喻关系,如图4—4和图4—5。

图4—4

图4—5

当“永不分离”作为比翼鸟、连理枝和爱情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分别建构,比翼鸟、连理枝与爱情这三个符号就有了相似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则可以以符号比翼鸟、连理枝来描述、替换符号爱情,它们之间是隐喻关系,如图4—6、图4—7和图4—8。

图4—6

图4—7

图4—8

当“相互忠诚”成为秦晋结盟与婚姻的含蓄意指的所指时,秦晋结盟与婚姻这两个符号就有了相似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就可以以符号秦晋结盟来描述、替换符号婚姻,二者是隐喻关系,如图4—9和图4—10。

图4—9(www.chuimin.cn)

图4—10

当“有社会地位的人”作为老板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建构,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作为非老板的人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建构,老板与并非老板的人这两个符号(词项)就有了相悖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而我们在生活中则可以用老板来描述、替换并非老板的人,以示戏谑、调侃乃至挖苦讽刺,二者是隐喻关系,如图4—11和图4—12。

图4—11

图4—12

可见,当新的所指被建构,并成为两个符号共同的含蓄意指的所指时,也即两个符号有了相似(或相悖)的暗含义,有了共同的所指,可以以符号甲代替、描述符号乙,那么两个符号之间的关系就是隐喻。

无论是直接意指层面的所指(C1),还是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C2),都是符号在其使用者心里的表象,而所指事物则是符号指涉的客观世界。因此隐喻中的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的相似性并非是两个符号所指涉的现实现象具有某种真实的联系,并非两个符号的所指事物有联系,恰恰相反,在现实中它们往往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的,这种相似性不过是人们看待事物时的视角相似,是符号使用者某种心理或意识活动的相似——如泰山与岳父作为符号的能指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相似性,两个符号的所指事物,即客观世界中的泰山与岳父之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而是符号的使用者认为岳父和泰山都是值得敬仰可以依靠的对象;这种相似性不过是为了使原本分离的两种事物、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显示新的关系”,组织“再造的实在”[4],因此是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的相似而不是所指事物的相似——如作为一种情感的爱情与作为一种植物玫瑰花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然而玫瑰花象征爱情却是被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们共同接受的“再造的实在”(如图4—13和图4—14);这种相似性不过是符号使用者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就是让符号之间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发生联系。再如“蓝色的天使”、“绿色的夜晚”、“白色的曙光”,很显然,天使不是蓝色的,夜晚不是绿色的,曙光也不是白色的,与颜色没有实质联系,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错误,其实是一种有意犯的错误,是力图在常识看来相互不适合的事物之间建立某种“亲缘关系”(kinship),以期借助这个“亲缘关系”对对象事物形成一个更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如尼尔逊·古德曼所说,这虽是一个“字面的错误”,但又是一个“隐喻的真理”。

图4—13

图4—14

这种“字面的错误”、“范畴错误”就是含蓄意指的所指的相似性被构建的过程:牺牲语言的日常指称功能(如作为一种颜色的绿色,如图4—15),将其悬置起来,凸显另外一种内涵(绿色中隐含的生命之意),换言之,削弱语言的第一级指称C1,以便让第二级指称C2出现,从而引发对某种现象的另一种解释(如绿色小区)。

图4—15

好的隐喻不是简单地表达相似,而是创建某种相似,创建符号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的相似性。亚里士多德说:“要创造好的隐喻就是看出相似”,要发现那些表面上看来彼此毫不相干的事物内里的某种本质相似,比如,居住小区与某种颜色本是遥不可及的两类事物,“绿色小区”的隐喻却看出了二者皆与生命相系的共同倾向。不过,当“绿色小区”、“绿色食品”、“绿色建材”、“绿色奥运”、“绿色收视”、“绿色二人转”等雷同的相似性被无数次复制之后,这样的隐喻也就不再刺激信息接受者的神经,无法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因此,真正的隐喻是具有创新性的相似。

如上所论,既然隐喻的相似性并非符号直接意指层面的所指之间的相似,并非一个C1与另一个C1的相似,也并非符号的所指事物间的实质的联系,而是一种人为的、创造的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的相似,即一个C2与另一个C2之间的相似,那么这种相似就存在于信息的传授双方对本体喻体的理解之中(如爱情与玫瑰花的相似就是认为二者都是美好的事物),这种构建就一定是基于社会、文化历史教育的结果,也即是文化的相似、教育的相似。隐喻就是要摧毁符号的表层意义(直接意指的所指),将某种“扭曲”(twist)的意义、“扭曲”的相似强加给原先的范畴(E1),似是故意犯的一种“字面错误”、“范畴错误”,目的却是凸显、强化某种新的信息(C2)。而这种信息其实就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新的说法,就是新的含蓄意指的所指的建立。因此,这种相似性的构建就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虽然符号的第一级指称(即C1)被取消或被忽视,但它言说世界的另一种能力(C2)却得到解放。可见,隐喻是一种话语战略,所涉及的对象是超出语言之外的,是关于现实、关于世界的一种说法,通过它符号取消自身的日常描述功能,却承担起再描述的特殊功能。改革开放之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不就是当时那种“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的社会精神的另一种表述吗?而今天宣扬的“能挣会花”不也正是消费社会资本持续积累的需要吗?二者不无矛盾,但却都与彼时彼刻的社会价值观相辅相成,都是彼时彼刻社会精神的另一种表述、另一种隐喻,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言:“是[主控价值]传播于社会的方式之一……是一种训练我们思考的方式”。正是在字面解释(C1)和隐喻解释(C2)之间的张力(tension)中,以及一个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一个C2)与另一个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另一个C2)的想象性相似中,事物被再描述,也正是用这种迂回的方式,世界被进一步阐释。

当然,值得警惕的是,隐喻作为一种话语战略,自然会充当意识形态的帮闲,在意识形态的威逼利诱下“过分符号化”,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士不言利”,“文革”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还是商品社会中的“金钱万能”,都是走向了极端的超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