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中国：历史性丰富的能指与含蓄意指

2024-07-2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前一种情况便是能指的“丰富性”，后一种情况则是所指的“多义性”。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断演变的意指关系，体现的正是含蓄意指的历史性。

二、能指的丰富性与含蓄意指的历史性

“意指作用”或“意指组合”设定的过程，意味着人们在特定意识形态作用下，将能指与所指结合在一起，实现以“能指”传播“所指”的过程。这种意指关系的设定，正是符号能够“以此代彼”的本质体现。传播语境不同，人们建构“意指组合”的意图就有差异，能指与所指的意指关系便很难达成统一。如是，同一个所指可以由多个能指来表达，同一个能指也可以被解读为不同的所指。前一种情况便是能指的“丰富性”，后一种情况则是所指的“多义性”。

经典符号学家们大多将注意力放在了所指的“多义性”探究中，鲜有针对能指“丰富性”的精彩论述。实则，罗兰·巴尔特已在其著作中提及有关能指的多样性问题，他曾指出:“一个所指可以有多个能指……我可以找到一千个意象来为我意指法国的帝国性。”^[5]可惜的是，他并未将这种观点与生动的传播现象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介的演变，文化的交融，用以传递信息的符号能指变得异常丰富，多姿多彩。文字、语言、美术、音乐、舞蹈、建筑、戏剧等传统艺术类型，在新兴传播技术的影响下衍生出了更多新颖的符号能指系统；摄影、摄像和影视后期制作技术的创新，生产出了更多姿的影像符号能指系统；网络数字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电视、电脑、手机等信息终端的逐日更新，更是为便捷、形象地呈现变化多端的能指提供了媒介支撑。

事实上，不仅媒介信息的符号能指系统越来越丰富，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符号系统，其中的能指系统可以是某个人、某种习俗、某个动作、某个寓言、某个地方、某种颜色、具有图腾功能的物甚至动物……能指的变幻无穷源于人类永无止境的创造力，因而充满了时代感和历史感。不同时期的文化有不同的能指表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种文学艺术形式都有各自不同的能指系统，正是能指的可变性和创造性，为文化注入了绵延不绝的生命力。社会变迁的印迹同样可以由丰富的能指系统映射出来，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能指系统。20世纪70年代，“红卫兵”、“毛主席语录”、“绿色军装”、“知青”……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0世纪80年代，“春晚”、“下海”、“广州”、“邓小平”、“邓丽君”、“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成为记录人们日常生活的关键词汇；20世纪90年代，“亚运会”、“香港”、“315晚会”、“彩电”、“冰箱”、“电话”、“传呼机”、“刘慧芳”、“四大天王”、“小虎队”、“琼瑶”……成为时代的象征；21世纪以来，“入世”、“奥运会”、“汶川地震”、“下岗”、“三聚氰胺”、“大片”、“收视率”、“微博”、“超女”、“于丹”、“芙蓉姐姐”、“淘宝”、“海尔”、“奢侈品”……成为了解当下中国社会万象的能指表征。每一个年代都有特定的情怀与时代精神，要传递其内涵，也即其所指意义，便可通过不胜枚举的能指去指代，它们集合起来成为特定年代文化符号的能指系统。同一个系统之间的能指彼此相连，相互指涉，为人们产生丰富的联想提供了“联想场”，也是能指进一步演变和革新的依据。不同系统之间的能指恰恰具有了分类的功能，用以区别不同种类的艺术形式、文化形态和社会风貌。如今，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化系统之间形成了“共融”，相互借用彼此之间的能指，来实现自我文化样式的创新与更迭。“制造”、“再造”与“借用”成为能指不断丰富的三大途径，营造出了一幅能指的狂欢景象。

能指的丰富性还体现在同一所指在不同社会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能指与之相对应。例如欲传递“爱情”这一所指，在中国古代，人们用“鸳鸯”、“牛郎织女”来表达；在西方，人们用“丘比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来表达；在当代，人们却用“玫瑰”、“钻戒”来表达。欲传递“时尚”这一所指，80年代是“蛤蟆镜”、“喇叭裤”、“迪斯科”、“卡拉OK”；90年代是“T恤衫”、“牛仔裤”、“摇滚乐”、“咖啡厅”；21世纪则是“吊带衫”、“雪地靴”、“瑜伽”、“沙滩浴”。在企业形象和品牌的传播中，为了奉行其原有的宗旨，企业需要通过不停地更新“LOGO”、“广告”、“代言人”等传递企业内涵的符号能指。要树立女性的“楷模”，20世纪90年代是任劳任怨的“刘慧芳”，今天却是想唱就唱的“李宇春”。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断演变的意指关系，体现的正是含蓄意指的历史性。

含蓄意指的设定，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意图，有意识地为能指赋予一个所指，或者为所指寻找一个能指的过程。这一过程极具意识形态色彩，却被传媒的话语策略言说为自然而然的天然存在，将其欺骗性与强制性隐匿在了生动、诱人、丰富的能指系统之中。之所以强调含蓄意指的历史性，是因为含蓄意指的设定以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系统为参照，如此才能在其中选取相应的能指和所指，将之结合起来，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是这种特定的历史性，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语境的含混性，淡化了所指的“多义性”，能够令符号的传播更加精准。也正因这种历史性，不同时期的文化才会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才会各具特色。或许，只有站在意指关系的“历史性”视角上，才能从符号演变的轨迹中领略文化变迁的沧桑，才能更深入地挖掘不同时代文化诉求的精神内涵，从而更清醒地审视意识形态的历史更替。

【注释】
(www.chuimin.cn)

[1]我认为翻译成“意指组合”比译成“意指系统”更切合意指本意，也更便于理解。因为意指本身就是一种组合行为。

[2]这里及下文中出现的E1R1C1、E2R2C2、E3R3C3、E4R4C4并无主次之分，只是按照论述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而称之。

[3]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曾把含蓄意指与元语言搞混淆，后来又在《符号学原理》中对二者作了区分，但对元语言的论述不够明晰。

[4]罗兰·巴尔特所阐释的神话是在直接意指基础上形成的含蓄意指，而本书所理解的神话则是含蓄意指与元语言的再组合。

[5]［法］罗兰·巴尔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1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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