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中国：解读符号、能指、所指及所指事物

2024-07-2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而这个以此代表彼的“此”就是符号的能指部分，所代表的彼就是符号的所指部分。对于所指主要有下面三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所指是符号所阐述的实在事物、所指向的客观世界，也即所指是“所指事物”。但是有些符号学研究者仍然在他们的论述中常常把“所指”与“所指事物”相混淆，因为人们潜意识中总认为符号具有替代现实事物的作用。

一、符号、能指、所指及所指事物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超越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具有结构主义倾向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其中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为后来结构主义探求意义产生的过程（即意指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我们揭示符号意义产生与传播的机制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每一个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或者说每一个符号都可以人为地分为能指部分和所指部分。在对符号的诸多定义中，为了更容易理解能指和所指，本文取皮尔士的说法，所谓符号就是以此代表彼。那么，究竟哪些“此”能够代表“彼”并成为符号呢?一声“你好！”是此，代表的彼是一种问候——有声语言可以是符号。一个汉语词组“书桌”是此，代表的彼是一种读书写字用的家具，一个英语单词“desk”是此，代表的彼也是一种读书写字用的家具——文字可以是符号，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字。马路上的红灯是此，代表的彼是禁止通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此，代表的彼是对先烈的追思与纪念——实物可以是符号。一套西装是此，代表的彼是正式庄重；一条牛仔裤是此，代表的彼是休闲洒脱；一件婚纱是此，代表的彼是新娘——服装可以是符号。雷锋是此，代表的彼是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精神；刘翔是此，代表的彼是奥运精神；王进喜是此，代表的彼是商品短缺时期“先生产后生活”的价值观；李宇春是此，代表的彼是产能过剩年代想唱就唱、人生随性、借贷消费的理念——人物可以是符号。鸦片战争是此，代表的彼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是此，代表的彼是反帝反封建；汶川地震是此，代表的彼是“汶川不哭、中国加油”的21世纪民族精神；雷曼兄弟倒闭是此，代表的彼是世界进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事件可以是符号。

其实，不仅有声语言、文字、实物、服装、人物、事件可以是符号，一切自然的社会的，物质的意识的，有形的无形的，只要能够以此代表彼，都可以成为符号，或者说都被我们人类符号化了。而这个以此代表彼的“此”就是符号的能指部分，所代表的彼就是符号的所指部分。能指部分是符号中我们能听到或看到或感觉到的那部分，也即符号的声音或形象或气味等，是具有物质性质和物质形式的用以承载符号内容的“中介物”，是承载符号内容的表达层面，是传达所指的中介，“意指着那些只能通过它们来言说的东西”。对于有声语言符号来说，能指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比如我们大喊一声:“好”，声波就是这个能指的物质性质；对于文字语言符号来说，能指就是我们看到的文字，如本书的文字，其物质性就是油墨；对于实物符号来说，能指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实物，比如马路上的红绿灯、建筑等。

对于所指主要有下面三种不同的理解:

其一，所指是符号所阐述的实在事物、所指向的客观世界，也即所指是“所指事物”。这种理解其实是与符号学相悖的，因为符号学力图揭示的只是意义如何产生，并不关心客观世界（即所指事物），以及意义本身的是与非，这已经是共识了。但是有些符号学研究者仍然在他们的论述中常常把“所指”与“所指事物”相混淆，因为人们潜意识中总认为符号具有替代现实事物的作用。这也是本书后面将要着重论述的“自然化机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www.chuimin.cn)

其二，所指是符号在其使用者心里的表象，完全是符号使用者的心理活动，即符号所表示的是概念。这种理解也就是索绪尔的观点:“所指不是‘一桩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索绪尔本人清楚指出了所指的这种心理性，把它称作概念；于是单词牛的所指不是牛这种动物，而是它的心理形象。”^[2]比如，对于有声语言来说，说汉语的人发出的niu的声音，或者说英语的人发出的［oks］的声音，就是符号“牛”或“ox”的能指；对于文字语言来说，我们看到写在纸上的“牛”或“ox”是能指，而所指不是在草原上正在吃草或田野里正在犁地的具体的动物，却是“头上长角、趾端有蹄、尾巴尖端有长毛的大型反刍类哺乳动物”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符号“牛”或“ox”在符号使用者心中的一种心理表象。这种理解显然是对上一种理解的反驳，而且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些符号根本没有它们所指的‘真实’客体:抽象名词（如真理、自由）或想象之物（如美人鱼、独角兽）”^[3]。虽然“牛”（或者“ox”）等一大批符号有其“所指事物”，但“麒麟”、“爱情”等另一大批符号却没有所阐述的实在事物、没有所指向的客观实体，而这些符号与前者一样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文化活动中必不可少。

其三，所指是可言者。这是罗兰·巴尔特在其《符号学原理》中引述的斯多噶派哲学家们的理解:“斯多噶派哲学家们细心地区分出了心理表象、实在事物和可言者（dicible）三个方面，所指既不是心理表象也不是实在事物，而是可言者。所指既非意识行为亦非现实，它只能在意指过程内部加以定义，这个定义几乎是同语反复式的:这就是使用记号的人用其意指着什么的‘那种东西’。”按照斯多噶派哲学家们的理解，所谓“可言者”是能指意指着的“那些只有通过它们来言说的东西”，而并不一定是指符号的概念。比如服装的运动衫（而非文字元素的运动衫）作为能指，“意指着秋天在树林中的长时间散步”^[4]，而非某件具体的有颜色有款式有尺码的运动时穿的单上衣，亦非运动衫的概念“体育运动时所穿的单上衣”。但是，这种所谓的“可言者”似乎就是后面要论述到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如此就混淆了直接意指的所指和含蓄意指的所指。^[5]

由是观之，索绪尔对所指的理解，也即上述第二种理解，似乎更合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对所指如是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明白了符号其实是一个音或者像分别与概念结合的结合体。在这种结合中，“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6]。也有学者将能指和所指这对概念简洁地总结为:“能指是符号的形式，为符号的可见部分。所指是符号的意义，为符号的不可见部分。”^[7]所指既然是能指在符号使用者心中映现出来的心理表象，那么就可以被想象，也就是说所指有多义性，这一点后续会论及。

不过，无论怎样表述，对能指和所指的划分，只是为了揭示意义的生成过程而人为进行的理论划分，在现实的符号运用中，是不存在这种划分的。在现实的交际过程中，能指与所指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根本无法截然分开。

对于符号学来说，符号只有两个关系项——能指和所指，而没有“所指事物”这一项，因为如前所述，符号学不关心客观世界，只关心符号系统本身，这正是符号学被指责“令人发指地缺少历史感”的原因所在。但也正是为了规避“令人发指地缺少历史感”，本书试图将符号学与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研究相结合，不仅揭示意义生成的过程，而且要探究意义与现实、与历史、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因此，在各路大师对“所指”这个范畴已有明确界定的基础上，本书又加甄别赘述，目的当然不是重复，而是想在理解“所指”的同时强调另一个概念——“所指事物”。所谓“所指事物”就是符号所指涉的物或事或情境，或者说与符号对应的物或事或情境。如某种语境中符号“书桌”的所指事物是你童年老屋里的那张具体的书桌，某种语境中符号“爱情”的所指事物是指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荡气回肠的爱情。要探究意义与现实、与历史、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不仅要运用能指与所指这一对概念，而且要让能指、所指与“所指事物”这个概念发生关系，如此，我们就找到了符号学所揭示的意义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我们俯仰生息其中的文化之间的关联。

符号中国：解读符号、能指、所指及所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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