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马可·波罗：文化青云谱

2024-07-2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汪大渊的航海年代比郑和早了半个多世纪。成年后的汪大渊离开家乡外出游历，他沿着赣江上溯，抵达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商业港口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20岁的汪大渊，搭一艘远洋商船，朝着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进发。其后，汪大渊回到南昌，将《岛夷志》节略成《岛夷志略》，正式刊行。可惜，汪大渊并没有诗集传世。

五、汪大渊：东方的马可·波罗

汪大渊所走的路，却是一条与古人全然不同的海洋之路。

马可·波罗画像

提到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历史教科书上谈论最多的是一系列欧洲人的名字：马可·波罗（1299年写出《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麦哲伦（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绕地球一周的航行）……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它的远洋行动却比欧洲人更早，从1405开始，由郑和率领的远洋船队七次下西洋，航程远达东非和中东。这一系列远航行动大大宣扬了大明王朝的天朝国威，但由于其目的是政治上的（有说其出发点是寻找生死不明的建文帝），与对外贸易和地理扩张没有沾上边，所以，它除了消耗大量的明王朝的财力物力之外，并没有获得多少实际效益。

不过，无论怎么说，至少在郑和那个年代，中国的经济力量和航海技术，在世界上仍是首屈一指的。

郑和和他的船队之所以出名，当然因为其远洋活动进行得早。张爱玲说，出名要赶早，郑和恰恰赶了个早。但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凭借的是皇权的力量，他的船队威风凛凛，等于一支空前威武的皇家仪仗队。就像今天搞阅兵式，一定要将坦克飞机导弹等等最厉害的家伙摆出来，以显示国威和气派！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比郑和更早的航海者，他到过的地方比郑和更远、更多，应该说，他是郑和远洋船队的先导，可这位先生远没有郑和名气大，大约就因为他缺乏郑和出航时的显赫声威。

这个人的名字叫汪大渊，江西南昌青云谱人。

汪大渊的航海年代比郑和早了半个多世纪。

麦哲伦画像

他于公元1311年出生，那还是中国的元朝时期。汪大渊的父亲对他的希望离不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希望他走一条读书仕进的路，故而取《论语》中“焕乎其有文章”的意思，给他起名曰“焕章”。

可是汪大渊的理想不仅仅是“读万卷书”，他更有一种“行万里路”的抱负。中国历史上不乏旅行家。秦始皇率他的铁骑扫平六国，他也亲自从西到东多次横跨中国大陆；郦道元少年时代就喜好游览，写下著名的《水经注》；李白“仗剑远游”，走遍了名山大川……可他们都是陆地上的行者，他们面对大海，只是发发感叹而已。

而汪大渊所走的路，却是一条与古人全然不同的海洋之路。(www.chuimin.cn)

成年后的汪大渊离开家乡外出游历，他沿着赣江上溯，抵达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商业港口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在那儿，他“看到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看到琳琅满目的中西货物堆积如山；港湾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特别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带来的外国风情，是那样的生动、有趣，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汪大渊的好奇心，后来促成了他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汪大渊第一次出海是1330年，这一年，他刚满20岁。

20岁的汪大渊，搭一艘远洋商船，朝着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进发。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他立于高高翘起的船头，看着天际白云起落，看着滚滚波涛在脚下涌流，心情一定也同波涛一样汹涌起伏。

这第一次航行，一下就走了整整四年。从泉州出发，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又返回埃及；然后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澳洲这个地方是后来的郑和足迹不及之所），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一直到1334年才返回泉州。

数年之后的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出海，所历和第一次差不多，也是从南洋群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不过这次也许轻车熟路的原因，两年后他便返回泉州。

两次航海的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着手编写《岛夷志》一书，以记录和保全自己的见闻。

汪大渊《岛夷志》之所以珍贵，在于“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这和他之前的古人撰写的类似书籍《山海经》（汉代）以及《岭外代答》《诸蕃志》（宋代）等历史地理著作截然不同，那些书均为传闻之作，所谓“皆未尝身历其地”，“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唯汪大渊的记录全部来自第一手资料。

《岛夷略志》内文

《岛夷志》成书后，泉州地方长官达鲁花赤指令将其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以表达对该书的肯定和赞许。其后，汪大渊回到南昌，将《岛夷志》节略成《岛夷志略》，正式刊行。

后来，《岛夷志》在战乱流失，其缩略本《岛夷志略》却幸存。该书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二百二十多个，详细记载了这些地方的“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日用之所宜……”书中还记载当时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的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建于1267年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岛夷志略》还记有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一位陈姓的中国临漳人，等等。这些，都成为考据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对外交流的重要资料。最重要的是，该书记录了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台湾的盐课、税收均归晋江县的事实——这是台湾自元代起就属于中国领土的确凿证明！

地理大发现时的航海图

汪大渊的文学功底很不错。他自己说，在大佛山（今斯里兰卡）曾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心情愉悦，“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他还曾和一度住在南昌的著名诗人、辞赋家虞集诗歌唱和，不是水准相当，这样的雅趣是无法进行的。可惜，汪大渊并没有诗集传世。

中国的文化传统只重经学与文藻，轻视其他一切知识，尤其明中期实行海禁以后，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渐渐没入历史的尘埃。15—18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倒是让西方人同时也发现了汪大渊这么一个人。1867年开始，西方有人专门研究汪大渊，毕竟，他先于西方人将近两个世纪就到过澳洲，倘若从宽泛一点的角度说，他可以算地理大发现的先驱呢。

东方的马可·波罗：文化青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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