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代表

2024-07-13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是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这是一个传统经济学家所忽视的问题，加尔布雷思对此进行了分析。由此，加尔布雷思认为，两个体系的对立，尤其是权力的不平等，势必造成收入的更不平等。加尔布雷思还鼓吹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消费者主权”已被“生产者主权”取代。关于这一观点，加尔布雷思的论据是脆弱的，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均未采纳该学说。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是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908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30年获加拿大圭尔夫安大路农学院文学学士学位；1933年和1934年相继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农业经济学)。1935年任哈佛大学讲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1949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1975年从哈佛大学退休。1941—1943年任美国价格管理局局长帮办；1944年任《幸福》杂志编辑；1945—1948年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1961—1963年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67—1969年任美国民主活动会主席；1972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加尔布雷思的主要著作包括：《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1929年的大崩溃》 (1954)、《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不确定的年代》(1977)、《经济学展望》(1987)、《满足的文化》(1992)等。

加尔布雷思既是个知识广博的学者又是个行政干才，他为新制度主义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从制度的角度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标准进行了探讨，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前人未曾注意或很少涉及的“工业化以后社会”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也因此而成为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他运用演进的、整体的方法，即制度——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及作用，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把经济制度、经济行为视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重新确定经济政策目标，即不再把国民生产总值和产品的增加作为判断社会进步与否、发达与否、人们幸福与否的标准，不再以经济增长本身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加尔布雷思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这是一个传统经济学家所忽视的问题，加尔布雷思对此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美国的企业结构是大公司(“成熟的企业”)与小公司(“原有的企业”)并存，虽然中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但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公司，而大公司的雄厚实力来源于公司权力的转移和公司新目标的形成。现在，权力已经从股东手里转移到了新的“技术结构阶层”即“专家组合”手里，因而“专家组合”的目标就成了公司的目标，它包括保护性目标和积极性目标。前者指排除外来势力对“专家组合”做出决定的干扰，并不为追求最大利润而去冒风险，只求得到适当的利润；后者指大公司的发展与稳定，从而保持公司较高的增长率，扩大公司的规模，增加技术结构阶层的收入。“技术结构阶层”力图使企业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用“计划原则”来取代市场竞争。加尔布雷思把所谓由“技术结构阶层”掌权的大公司叫做“成熟的公司”，把“成熟的公司”构成的体系叫做“新工业国”。他认为，“新工业国”也有弊病，如个人受约束和压力，个人的幸福受威胁。

抗衡力量这一概念是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加尔布雷思虽在其后来著作中未明确沿用这一名称，但此概念一直保存。加尔布雷思提出抗衡力量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垄断竞争的关系。他认为，在现代垄断经济体系中，传统的完全竞争力量已被强大的组织力量所代替。而强大的组织是指巨大的生产者、全国性零售公司和强大的工会等。这些强大的组织虽然具有侵害他人的垄断权力，但这种权力的运用已经为由此引起的抗衡力量即工会、合作社组织、买方或卖方的大公司、新出现的联合组织所“抑制”或“抵消”。

抗衡力量使大资本家的联合公司不能成为垄断组织，而且取代竞争成为“市场的调节者”，它既使现代资本主义摆脱了垄断统治，又消除了竞争的破坏性作用。加尔布雷思的这一观点，否定了市场机制能自动趋于稳定和均衡的传统观点，强调是各强大组织之间的抗衡力量使经济趋于平衡。他的这一概念是新颖的，且在不少场合接近于现实，但不能成为有确定内涵的理论原则。

理论是加尔布雷思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主要理论，是他在1973年刊行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中所宣扬的主要观点。(www.chuimin.cn)

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两种经济体系，即“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前者是有技术结构阶层掌握的体系；后者是仍受市场机制支配的小工商业所体现的。“计划体系”由1000家左右的大公司组成，拥有操作价格的权力，其权力掌握在技术和管理人员手中，公司的目标是稳定与增长，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主权；“市场体系”由大约1200万个较小企业组成，它们无权控制价格，无法支配消费者，受市场力量支配。二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但二者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在二元经济下，小工商业受到大工商业的剥削和压迫，从而加剧了两种体系的不平等情况；而在工人阶级方面，由于工会这一强有力的组织使工人的利益受到保护。由此，加尔布雷思认为，两个体系的对立，尤其是权力的不平等，势必造成收入的更不平等。

要消除这一弊病，就需要公众和政府对市场体系的支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其地位和权力，并且抑制计划体系的权力。他把这样的政策措施标榜为“新社会主义”。改革的关键在于进行“信念的解放”，即重新确定政策目标，由“保持独立精神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革新力量的科学教育界来承担改革的重任。

但是，加尔布雷思的二元经济说是个很混乱的观点，尤其是认为真正的病根在于大小企业之间的理解就是错误的。

加尔布雷思还鼓吹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消费者主权”已被“生产者主权”取代。他认为，现代大生产者已具有自己设计商品和规定价格的能力，并可通过广告和推销术来说服顾客按其价格和销售计划来购买商品，消费者是按生产者的意愿来进行购买，生产者主权已经建立。关于这一观点，加尔布雷思的论据是脆弱的，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均未采纳该学说。此外，加尔布雷思还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如：资本家已失去实力的“资本主义转化”；摆脱凯恩斯的“信念解放”；以及“结构改造”；经济学的“改造”或“革命”等。

加尔布雷思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各派，又反对货币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学派，并以现代资本主义“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尽管他的理论被正统经济学家们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但他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都在不断地提高和扩大。

约翰·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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