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庇古：福利经济学之创始大师

2024-07-13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阿瑟·塞西尔·庇古，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1908年马歇尔退休，庇古继任其在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位，因此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这是庇古福利经济学主要涉及的两个命题。首先，庇古把“福利”区分为一般福利和经济福利两种。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马歇尔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福利经济学，决定了这一学说存在着致命的缺点。

阿瑟·塞西尔·庇古(1877—1959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于1877年出生于英国怀特岛。1897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历史学和伦理学(当时经济学包含在伦理学中)。后来受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学习经济学。毕业后任剑桥大学讲师，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并任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1908年马歇尔退休，庇古继任其在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位，因此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他占据该席位长达35年之久，直到1943年退休。退休后，他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过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庇古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一是创立了福利经济学完整体系；二是重新解释了古典边际生产力理论。主要代表作有《财富与福利》(最初于1912年出版，后来于1920年以《福利经济学》再版)、《失业理论》(1933)、《就业与均衡》(1941)等。

庇古作为马歇尔的学生，是剑桥学派的最正统最权威的解释者，在庇古一生成就中，最突出的就是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次就是将马歇尔的货币数量理论用数学公式表示，提出了著名的剑桥公式。

庇古认为：“经济福利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影响于：

(1)国民收入的大小；

(2)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况。”(www.chuimin.cn)

这是庇古福利经济学主要涉及的两个命题。首先，庇古把“福利”区分为一般福利和经济福利两种。前者指人们对一般的欲望、感情和知识等方面的满足，这已是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后者专指同人们经济生活有关的效用的满足，这是可以用货币直接或间接衡量的福利，也就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所论述的“福利”。庇古认为这种福利“对全社会总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用马歇尔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不变的原则来衡量个人的经济福利，然后加起来形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为衡量经济福利，庇古提出了边际效用基数论，他认为，福利在于满足，满足由效用表示，而且，满足或效用可以用人们为获得它们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来计量。他又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于增加的单位商品量所得的效用会越少，因而他对所增加的单位商品量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会越少。一个人为了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效用，需要合理地分配自己的货币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使多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商品的价格成比例。

既然个人经济福利是可以计量的，社会福利当然也是可以计量的。庇古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量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福利的量，所以一国的国民收入愈大，则经济福利也愈大。而要增加国民收入，就要增加社会总产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间的配置能够达到最佳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庇古提出了“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边际私人纯产值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私人收入所增加的值，它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边际社会纯产值则是指社会因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纯产值，它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二者不一定完全一致，如边际私人纯产值间接地给别人带来利益，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就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个别厂商的生产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庇古称之为“边际社会成本”。他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各方面投入的生产资源所形成的边际社会纯产值可以趋于相等，同时它们的产品价格也等于其边际成本，此时的生产资源配置即达到最优化。

庇古还把边际效用学说引入分配领域，提出了收入均等化学说。这一学说基本命题是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认为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贫穷阶层的货币收入很少，所以他们的货币边际效用很大。与此相反，富裕阶层的货币收入较多，所以他们的货币边际效用很小。为保证收入的均等化，庇古提出了实行累进税的政策主张，把富人的一部分税款用于举办社会福利设施。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发展，他完全是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的基础上，讨论福利概念以及与福利有关的各种理论。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马歇尔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福利经济学，决定了这一学说存在着致命的缺点。首先，他所谓经济福利是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认定效用可以衡量，这是他的理论的根本错误。他以为采用马歇尔的办法，即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就可避开效用衡量的难题。但是，马歇尔所分析的对象常是占个人总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货币支付量，尚可勉强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为常数。而庇古的研究的对象是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就不能再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为常数，特别是他注重分析货币在富人和穷人间的转移，并以他们对货币的边际效用的变动为理论根据，如再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为常数，结果就会自相矛盾。其次，马歇尔体系虽从效用出发，但事实上大都从分析供求价格出发，等于是直接考虑货币价格问题。而庇古的研究主题是经济福利，必须从真实条件着手，于是如何将真实的经济福利转算为货币福利，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效用及其衡量问题。再次，他的理论以完全的自由竞争为前提，但又提出由国家采取适当调节生产的措施，将会增加社会福利，从而否定了自己的前提。总之，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在实践上仍属于一个“理想”状态，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没有改变人们对经济福利问题的思考方式。但是，他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个新的分支的产生，因此，庇古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阿瑟·庇古：福利经济学之创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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