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二　黄河流域的文化萌芽和黄河文明

(一)　文化萌芽

1.远古人类文化的踪迹

由于黄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从远古时代起，黄河两岸就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所在地，黄河抚育着中华民族从一棵幼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

据考证，大约在4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聚居着许多血缘氏族和部落。相传最早的是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

黄帝族发祥于陕西北部的姬水。黄帝是有熊氏，又号轩辗氏。随着这一部族势力的发展壮大，它逐渐地向南面和东西迁移，定居在黄河中游我们今天泛称为“中原”的地带，成为这里一支显赫的势力。他们的活动影响深远，后世这一带的居民，都尊黄帝为自己的直系始祖，尧、舜、禹都是黄帝氏族的子孙，因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人”，现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这里看做是自己的根。

与黄帝接邻的是炎帝部族，最初活动在今天中游渭水流域的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以东。炎帝号神农氏，传说神农氏种五谷、制陶器、尝百草，因而可以断定炎帝部族是一个农业部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各部落也不断扩大，部落间为了土地和食物，不但相互交往、分化组合，而且不断进行战争或联盟。

《淮南子》记载了发生在共工和颛顼之间的战争:“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不周山就是传说中撑天的柱子。共工力撞不周山，撞折了撑天的柱子，撞断了系地的绳子，天向西北方倾斜，日月星辰都跟着移动，地的东南角下陷，河流尘土都向东流去。

最后，颛顼所属的黄帝部落击败炎帝部落，夺取了盟主地位，炎黄两族便逐渐融合，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与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和苗族相互融合影响，共同发展黄河两岸的经济文化，使这个地区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相传夏、商、周的祖先也都是黄帝的后裔，他们自称“诸夏”或“华夏”，也称“华”或“夏”。由于中原地区是华夏族的发祥地，而古时候，人们认为中原是四方的中心，就又把这里称作“中华”。华族是汉族的前身，所以现在的汉族人都把黄帝奉为始祖，而称自己为“炎黄世冑”、“华夏子孙”;后来，“中华”就成了整个中国的代称。而黄河流域被后代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当之无愧地被称做“母亲河”。

2.早期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

农耕文化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从渔猎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开始了新的时代。农业和家畜饲养的出现，扩大了食物来源，人们开始定居，并从事一些手工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

最迟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已种植粟，长江中、下游已种植稻。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人们逐渐饲养一些比较温顺的动物，使之成为家畜。北方以饲养猪、狗、鸡为主，南方以饲养猪、狗、水牛为主。同时，渔猎和采集仍然是获取食物的重要补充手段，渔猎工具和技术较前有很大的进步。农作物的食用及对炊器的需要促使制陶技术出现。人们开始有纺织物来改善自身的穿着。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生产依赖土地，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于农耕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与伦理习尚。游牧生产依靠于水草，游牧民族为着水草的肥美而终年迁徙，形成了流动性的社会组织和简洁意重的礼俗。中国历史上周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往来，实际上是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社会经济的碰撞，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的碰撞，也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和互补。

游牧与农耕是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生产，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生产养育和形成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

就起源而论，由狩猎发展而来的游牧活动，要早于由采集而形成的农耕活动。“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期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人类早期的牲畜驯养和繁殖，从家庭内的驯养到户外的放牧，到较大规模畜牧群的形成，在适合于畜牧的地方就导致了游牧生活，导致了以游牧为生计的游牧民族的形成。游牧民族所进行的“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然而，当人类的采集活动的扩大而导致农耕活动发生时，农耕生产就显示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能比游牧生产提供更为稳定和可靠的生活食物来源。所以，农耕生产一经形成，就成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

由于农耕民族依赖土地，要终年守候种植在土地上的庄稼，需要在土地上掘穴筑屋，建筑长久性居所，从而就形成农耕民族的定居生活。由于生活的定居化，也就形成了村落，形成了邻里。帝王君主便可依土地划分和管理国民，依土地修建城池，依土地进行分封，依土地建邦立国，依土地划分州、郡、县、乡、亭、里，依土地征税纳赋。在中国古代，由于土地权力的高度集中，地域的紧密相连，便形成了中央控制的“大一统”政权，形成驾驭宇内的封建王朝，形成天下独尊的封建皇帝。由于土地的相连性，使得在这一土地上发生的政治与军事的纷争，不管这种纷争所造成的分裂历时多长，最终都必将归于统一。

对于游牧民族，他们也把土地当做自己的财产对待，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固定这种财产是被占有的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他们对于土地在第一个停地上都暂时共同利用。但是，即使是在使用土地时，游牧民族也不固守一地。他们需要流动，按照游牧生产的规律进行流动，需要按照游牧生产要求对游牧地进行选择，对居住地进行选择。但是，游牧民族选择居住地的原则与农耕不同，不是论土质如何，而是在于水草肥美。游牧民族对于土地，没有像农耕民族那样深深地眷恋，如果土地上的水草不佳，他们一年四季都处在迁徙之中。对于游牧民族，迁徙是为了生存，是为了发展;迁徙既是生产，也是生活。驱赶、奔驰、迁徙就是游牧生产的特点。对于游牧民族，“骑”是生产的第一技能，在“骑”的生产劳动中，游牧民族显得十分敏捷和矫健。

在我国的历史上，农耕民族大多居处中原。中原大地有黄河的滋润，土质松软，气候四季分明，没有酷暑暴寒，宜于农耕。良好的自然环境保障了农耕生产的稳定性。为农耕民族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也使农耕经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为稳定的社会经济。与游牧民族相比，农耕民族的生活和性格就显得十分的安逸和恬静。

游牧民族多散居于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因为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水甘草美，是牧畜的天然牧场。然而，这一地域，地高气寒，有雪山、沙漠。自然环境比中原大地显得恶劣，游牧民族可能与青草为伴，也可能与风沙雨雪相随。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游牧生产难以保证供给游牧民族足够的生活食物，使得游牧经济一开始就带有脆弱性。然而，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这样的畜牧生产，铸造了游牧民族耐高寒抗风雪的健壮体魄，铸造了游牧民族锐意进取的性格。

3.仰韶文化

与完整的人类发展轨迹相对应，黄河流域远古文化遗迹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其系统性方面，在我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最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在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心在陕西中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以及汉水中上游，并且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北达内蒙古河套地区，西抵甘肃境内渭河上游，东接山东。仰韶文化时期，是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大发展的繁荣阶段，因为这一遗址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所以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的前身是老宫台、李家村、裴李岗诸文化。公元前3000年之后，这支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为庙底沟的二期文化。仰韶文化的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清接壤地带。现共发现遗址1000多处，其中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该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www.chuimin.cn)

河南省渑池县，这处曾因发生过“完璧归赵”故事而载入《史记》的诸侯会盟地，1923年，又被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写入《中华远古之文化》这部重要著作里。1921～1923年，安特生对仰韶村及渑池县其他村庄发现的同一时期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和陶器残片进行研究，认为这些遗址便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将它们称为“仰韶文化”。后来，考古人员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同样性质的遗址100多处，如陕西西安半坡村、甘肃临洮马家窑以及山东滕县的大汶口等。

陕西省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可以作为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文化以房屋建筑为主，半坡人已经把他们的建筑分为房屋、墓坑和窑场，他们用木棍和草泥建成的房屋虽然简陋，但已经摆脱了漂泊无定、穴居洞藏的处境。半坡人的制陶技术也相当成熟，氏族中能工巧匠创造出的陶器，不仅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在数千年以后，仍是具有巨大感染力的艺术品。在这里出土的人面网纹陶盆，形象古朴生动，充分地体现了半坡先民的审美情趣;以红色为主的彩陶图案，更是表现出当时人们日趋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源自生活的审美取向;而制陶工具——陶轮，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一种手工机械。如今建造的半坡博物馆，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原始社会提供了直观的场所。

仰韶文化时期，属氏族公社时期，社会结构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在村落中已按照血缘划分出不同层次的组织，人们也出现了显著的等级差别，并有祭祀活动。已经能建造房屋，开展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粟的种植也已经相当普及，人们还会饲养家畜。

如果我们把仰韶文化时期看做是黄河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时期，那么，处于枢纽位置的黄河中游就宛如一个熔炉，在它的影响下，分布在广大黄河流域的原始居民，在人类社会早期的经济活动和意识形态上表现出的一致性，是令人惊讶的。

4.龙山文化

继仰韶文化而起的龙山文化遗址广泛地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早期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为代表，晚期在晋、陕、豫、鲁均有表现。因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又因为龙山文化中有精美的黑陶，也有人一度称它为“黑陶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过去被统一命名为龙山文化的遗址，已被细分为几种考古学文化，但习惯上仍沿用广义的“龙山文化”这一称谓。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开始由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较仰韶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黄河流域以粟为主的原始农业空前发展，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大提高。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中，一个面积约为4平方米、深约1.4米的窖穴里就藏有1立方米多的粟。农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除种植粟黍之外，还种植小麦、水稻，以及油菜、白菜等蔬菜。生产工具也得到改进，出现了耒和石镰、蚌镰。制陶、制玉等手工业生产开始专门化，陶轮被普遍使用。这时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造型优美典雅、薄如蛋壳，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建筑营造技术也有提高，并掌握了打井技术，开辟了新的水源。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给龙山文化时期的氏族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私有制产生，贫富分化加剧，出现祭祀和占卜，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进入父系社会。这是原始社会的尾声，人类社会的发展距离阶级社会只有一步之遥了。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遗存，像是一部史书，它记载了我国远古人类活动的历史。那一处处人类遗迹，宛若一幅幅连环画册，向我们述说着中华民族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艰难地繁衍生息，如何在劳动中推动着人类和人类文化的发展。

(二)　黄河文明

1.黄河文明的形成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150万年前在现今山西省黄河边的芮城县境内出现西候度猿人;10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30万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黄河岸边取鱼狩猎;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出现早期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出现晚期智人。距今10000～7000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距今7000～37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3700～2700年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和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铁器文化遗址等几乎遍布黄河流域。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我国的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2000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上述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据文献记载，他们的族团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早期文明。这时的社会是邦国林立，出现了城郭、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礼制规范化。贫富分化，阶级产生，文化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这时的黄河文明处于大交融的形成时期，可以称为邦国文明，也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

2.黄河文明的发展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朝、商朝、周朝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以今天的河南省为核心，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以河南洛阳—登封一线为核心)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

河洛地区大体包括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内夹角洲、外夹角洲以及黄河北岸的晋南和豫北。河洛文化圈向西可伸入关中，向东可以达到豫东。在河洛文化圈内，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而且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考古发现了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有河南省郑州市登封王城岗(原八方遗址)古城、郑州新密新寨古城、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洛阳市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安阳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东周都城遗迹，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而且是延续约2000年的王都文化，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

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权体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家机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文字，科学技术、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划时代的青铜文化闻名中外。在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通过交流、吸纳、融合，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哲理丰富的《易经》等许多不朽之作。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学派也如雨后春笋在河洛地区一齐涌向社会，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河洛文化为黄河文明充实了内容，输入了新鲜血液，文明的光芒照亮了亚洲的东方，不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望尘莫及，即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3.黄河文明的兴盛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是进入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1000多年来，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动着全国科学文化大踏步前进。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汉承秦制，对这一重大文明创造进一步规范、完善和推广。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等学说，在历代王朝都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宋代的理学，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东汉首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学生最多时达3万人以上，历经曹魏、西晋，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天象历法、农学、地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冶炼、陶瓷、酿造、纺织、造纸、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都创造了历史奇迹;汉赋、唐诗、宋词以及书法、绘画、雕塑等，都攀登上文化艺术的高峰;留传后世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记载了古往今来王朝兴替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

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西汉时始于西安，东汉至隋唐时始于洛阳，西安、洛阳在当时是对外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的国际大都市，由此，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文明享誉世界。这就充分说明黄河文明的确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高度兴盛的黄河文明，其核心的确是在河洛文化范围内。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市)、颛顼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市)、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今河南省新郑市)、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斟鄩(今河南省偃师市，即二里头)、老丘(今河南省开封市)，商都亳(今河南省商丘市)、隞(今河南省郑州商城遗址)、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周都丰镐(今陕西省西安市)、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近年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所确定的四个重点即临汾的陶寺、郑州的古城寨、新寨和王城岗也在这里，《河图》、《洛书》和《易经》等被誉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元典出自洛阳、华夏文化重要纽带之一的汉字也产生在这里，即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70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现在播迁在外特别是海外华人，多自称是“河洛郎”，并且前来寻根拜祖，河洛地区成为文化寻根和姓氏寻根的圣地。第三，大一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基因。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