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社会主义金融改革实践的直接目标就是要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金融体制,达到中国共产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具体说来,新时期搞好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制改革,党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以下内容:从执政宗旨上看,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制改革强调切实关注群众的具体利益为宗旨。从执政的合法性来看,通过执政来实现人民的利益诉求来取得人民的执政认同感。......
2023-08-15
20世纪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取得巨大成就与蒙受重大挫折并存的世纪。在这个世纪后期短短几年里,苏联、东欧的执政党丢掉了政权,断送了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处于低潮。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中,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邓小平说得好:“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新世纪,深入探讨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累的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解放思想——执政党永葆生机的法宝
执政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关键在于其精神状态如何。执政的共产党,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粉碎了“四人帮”后,是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开创一条新路,还是抱定过去的错误不放,继续走老路,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重大选择面前,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1978年12月,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思想路线的解决并非一劳永逸。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全面改革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但随着改革实践向全面纵深的发展,人们又遇到了一些困惑,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这次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推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没有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解放思想,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揭示了党保持先进性,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其含义,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其目的和实质,就是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对执政党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其一,解放思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其二,解放思想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大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3]其三,解放思想是关系到党能否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大问题。“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4]“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5]因此,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不是小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这表明,坚持解放思想就要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坚持和发展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并不相悖,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最好的坚持。把握好这一辩证关系,理论才能真正体现时代和实践的要求,成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因而,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7]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才能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创立邓小平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展现出勃勃生机,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断得以夯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苏联、东欧党的垮台,是因为他们长期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继而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也曾犯过错误,甚至遇到过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党终究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当今世界,变化很大很快。执政的共产党只有敏锐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才能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党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强调:“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8]这是因为,实践是无止境的,解放思想也是无止境的。我们党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引导社会前进。
发展——共产党执政的硬道理
发展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泛的概念,指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首要的是经济的发展。发展与执政党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邓小平进行了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9]“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0]1980年2月,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他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他还说:“关于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的表述增加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这比以前的提法更周到些,不过句子太长。语句简短一点好记。但是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11]这表明他当时已明确把发展作为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来了。1983年4月,他又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这就充分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紧紧把握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
发展的道理,“硬”在哪里?第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最根本的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和”。列宁也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竭尽全力发展国家的经济。可见,“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3]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执政党的先进性。第二,它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应该承认,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是重视研究和解决执政党建设和共产党执政这一重大问题的。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原因何在?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执政问题的实质,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因而,他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关注的是阶级斗争问题,这在过渡时期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剥削阶级已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过渡时期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搞乱甚至破坏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开始动摇。正是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定要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14]第三,发展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离不开发展;保持稳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因此,发展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15]江泽民坚持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他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这样,发展必然成为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事实胜于雄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究其原因是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忽视了发展这个“硬道理”,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以至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了信心。邓小平对此评论道:“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1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和压力,保持和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7]发展,就能赢得主动、赢得群众,就能不断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使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要跟上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党必须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历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邓小平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8]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就必须牢记邓小平“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谆谆教导,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一定要取信于民——共产党执政的坚固基础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命运盛衰的根本因素。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丢掉政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丧失民心,脱离群众却是共同的、根本的。因此,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取信于民。这既是邓小平作出的政治交代,也是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根本总结。
一定要取信于民,是因为:其一,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19]其二,实践表明,“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20]其三,“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21]因此,邓小平强调:“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22]
一定要取信于民,就必须牢固树立党是人民群众“工具”的观念。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邓小平指出:“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23]这就道出了共产党成为先进部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作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新生活的“工具”地位没有变。树立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观,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自觉地成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的“工具”。
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独具特色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24]
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尊重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25]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说,改革开放中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26]只有尊重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我们党的事业才会无往不胜。
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7]“‘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8]毛泽东也曾强调,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邓小平深知人民是最讲实际的,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做事,使人民获得切实的利益。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改善,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就会动摇。所以他要求“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既要相信人民,又要争取人民的信任。一是“经济不能滑坡”,经济搞不上去,人民生活就不能得到改善和提高,人民就不会满意,会对党失去信心。二是“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胆地改革,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29]三是要体察民情,反映民意,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制定各项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用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成果来取信于民。
关键是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保证
1977年,邓小平谈到毛泽东党的学说问题时指出,正是列宁有一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不断推进建党理论的创新,把共产党内部搞好,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苏联、东欧共产党的下台的根本原因,就是执政党内部没有搞好。针对这一教训和我们党内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大声疾呼:“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0]他严肃地提醒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31]“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32]
邓小平在成功地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搞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开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为新世纪新阶段把我们党内部搞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注重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党的建设。为了使党的建设“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和当代中国国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强调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3]他还深刻阐述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意义,即只有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正确的政治保证、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必须提高全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围绕经济建设抓党的建设,抓好党的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把解决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用党的建设推动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效来衡量和检验党建工作以及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使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既把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又把党建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在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邓小平要求全党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重大问题。1983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34]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强调了两点: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二是坚持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两点是辩证统一的。党只有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体现党的先进性;只有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才能更好地实现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作用。
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在中国的一切。同时,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35]他认为改善党的领导与坚持党的领导是辩证统一的。“改善”是为了“坚持”,使党的建设在改善中加强,在转变中适应,在发展中提高。改善党的领导是一个全面的问题,包括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作风状况、领导工作状况等,就党的领导本身而言,邓小平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依法治国;正确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改进和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内容、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36]
重视制度建设,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突出特点和鲜明特色。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制度是决定因素”的思想。他强调要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的党的各项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使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领导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强调要从严治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邓小平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38]为此,他指出,要综合治理,从严治党。要把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相结合。要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规章制度,以规范、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要加强法制教育,健全法制,从严从快惩处腐败分子;要实行“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既要抓住当前突出的问题,又要把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立足于新的实践,在坚持邓小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客观规律。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要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好地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一定能够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宋镜明、吴向伟,原载《湘潭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www.chuimin.cn)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2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2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26]《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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