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贡献

周恩来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理论贡献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在实施和完成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一

毛泽东建党学说开始形成于红军创建时期。六大至六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在毛泽东建党学说形成中，他有着杰出的作用。

1.重视党内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

周恩来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了其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性。他说:“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1]大革命失败后，党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党的组织缺乏强大的无产阶级基础，农民出身的党员占75%，党内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意识。要使党马克思主义化，无疑要坚决肃清党内存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

周恩来历数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即非无产阶级意识的种种表现，认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危害极大，会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因此，“全党的同志，应该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2]为此，就要“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3]周恩来提出的上述思想，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对确立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毛泽东建党原则有重要的作用。

2.论述了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和内容。

党的思想统一要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周恩来提出了以下重要见解:

首先，发展党的组织，要重视党员质量。绝对不能“只是机械地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4]，“党员的线索并不求多，重在质量的选择，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5]

其次，要重视地方党部特别是基层支部的建设。因为，没有健全的地方党部，便没有正确的党组织;“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6]

再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党内民主化的扩大，应该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决不是无条件超越原则，扩展极端化”。^[7]要有“一致的精神与铁的纪律”，并把服从决议、服从领导当做是马克思主义“党之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原则”。^[8]要反对惩办主义，反对机械的执行纪律。“党的纪律要使一般党员做到自觉的真实的接受和遵守。”^[9]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10]“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如果这样，“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11]“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12]当然，党的政治主张及策略要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指导机关必须是由党员群众选举或承认的，这是党内民主的必要条件。

复次，要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因为“干部是革命之本。没有革命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13]周恩来的上述论述，有助于从组织上建党的毛泽东建党原则的确立。

3.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周恩来非常重视红军中党的建设，特别是要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首先，他肯定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军中的建党原则，并把“支部建在连里”的经验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推广。他为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即是如此。

其次，指出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政治领导。当时，红四军中有人错误地提出“党管一切”的口号，这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14]，因此要健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机构，做好政治管理和思想教育及群众工作。

再次，提出党对红军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是实现政治思想领导的物质保证。周恩来从红四军的实际出发，一面强调健全党的组织系统，保持党组织的精干;一面要求采取具体措施，从组织上实施党的领导。要求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军队。

二

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周恩来亲自参加与领导了整风运动。他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工作，为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对完整的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提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在重庆召开的南方局的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条件，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央规定的方针，就要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15]。

2.注重自我修养。

周恩来有坚强的党性，是自我修养的典范。他在重庆红岩整风时写下了《我的个人修养要则》。这个修养要则反映了学习与工作的统一，注意了自我批评与批评的结合，体现了鲜明的群众观点与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体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

3.在党的领导原理上的真知灼见。

周恩来曾经全面系统地论述过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深入研究了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所必备的条件、领导者的任务和领导的方式、方法以及工作方法。

关于领导者的必备条件，他认为要实施正确的领导，一定要切实做到:(1)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2)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在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3)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16]

关于领导者的任务，周恩来认为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用人行政”，具体而言即是:(1)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2)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3)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4)审查工作。(5)面向群众。

关于领导的方式、方法。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关于工作方法，周恩来认为，(1)要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2)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3)要用革命的精神改进工作。(4)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

4.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为了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周恩来既重视反右，也注意反“左”。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会上的发言中就讲过，右的和“左”的思想“都是不正确的”，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17]他很早就提出要坚决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的错误观点，认为不仅“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且“‘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18]

三

毛泽东建党学说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科学体系的发展继续做出重大的贡献。

1.全面正确地学习毛泽东。

周恩来在1943年就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9]“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20]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他又及时地发出了“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庄严号召。

周恩来运用群众与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原理，一方面充分肯定“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21]，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又主张“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22]，毛泽东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正确地学。

周恩来分析了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及其特点，指出，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灵活运用的领袖”。^[23]毛泽东能够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发挥真理，不仅把革命引向胜利，而且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24]他还指出，在“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下，要分门别类地学习其他的知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勤于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他还谆谆告诫全党，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

2.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正确实施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继续坚持、加强并正确地实施党的领导，直接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关系着党的兴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25]围绕这个问题，他作了充分的论证。

第一，关于党的领导范围，认为“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如果什么都管，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26]第二，主张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27]第三，上下级要有区别。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28]。至于支部，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第四，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29]第五，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30]。

周恩来关于党的领导的理论，蕴含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光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的领导原理。

3.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认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31]。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32]为了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33]并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4.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其核心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周恩来说:“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34]要实践这个根本原则，就要反对本本主义，搞好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工作“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35]要分清主次，要进行解剖，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要进行比较。要提倡说真话，反对讲假话。这就是实事求是。

5.加强自我改造，增强党性修养。

加强思想改造是所有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周恩来指出:“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36]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不仅每个党员要加紧自我改造，党的领导干部更需要带头改造。“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37]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自我改造与党性修养本质上是一致的。周恩来认为，领导干部过好五关，是自觉增强党性的体现。“‘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38]周恩来大声疾呼:“对个人来说，过‘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39]这些论述，不仅在过去，即使在当今新的条件下，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6.反对官僚主义，确立好的党风。

周恩来认为，在执政条件下要确立好的党风，首先“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40]为了扩大民主，“要常常听一些逆耳之言，不要只听顺耳之言”。^[41]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不许搞一言堂，“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42]“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43]其次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官僚主义是有深远的影响。”^[44]他历数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看到官僚主义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www.chuimin.cn)

周恩来是民主作风的楷模，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勤政廉政的楷模，更是自我改造的楷模，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是一座伟大的丰碑，他留下的许多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7]周恩来:《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5月16日)。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8～469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1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41页。

[1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1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13]转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年)，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1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1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1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1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1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2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2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2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2页。

[2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页。

[2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6页。

[2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2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2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2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2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3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3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3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3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3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3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页。

[3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5页。

[3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

[3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

[3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页。

[4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4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4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

[4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页。

[4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