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特色特点

2024-06-2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特色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以其独创性贡献把这个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执政、怎样执政以及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的观点、主张和学说，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特色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以其独创性贡献把这个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建党学说。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又有新的发展。^[1]那么，怎样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呢?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建党理论有什么特色呢?本文试对此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是一个人所能完成得了的。从本质上说，“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必须有一批人、一个群体，才能实现。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执政、怎样执政以及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的观点、主张和学说，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也不单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贡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都作出了贡献。当然，毛泽东的贡献最大最杰出。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曾经把“党的建设”列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还要不要加强党的建设呢?这是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所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当然，这种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过程中自己创造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又反复重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3]必须“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4]到后来，甚至提出了“党是领导一切的”^[5]的主张。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曾明确提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6]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明，毛泽东主张通过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通过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制度去赢得使人民心悦诚服的执政和领导地位。为此，他提出了保证党委工作正确有效的“党委会工作方法十二条”。而当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又适时地提出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及时适应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的新变化，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的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7]这些思想非常明确地确定了执政党建设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还有，针对建国以后我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非常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提倡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并重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记取。再如，坚持更高的党员标准，不断提高党员质量，采取谨慎方针发展党组织，把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思想，强调要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人民内部和党内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维护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的思想。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对执政党党风建设的贡献。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更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时刻提醒全党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根据执政以后出现的新情况，他强调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以防止党自身蜕化变质。在即将执政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郑重提出，因为胜利，党的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党风问题是时刻警觉的。建国仅3年，就非常及时地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且果断地处置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案，表明了毛泽东反对腐败现象的坚强决心。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党所以能够仍然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和群众心连心，同甘共苦，在于党风好，这证明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的正确性。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被葬送，社会主义江山不改颜色，毛泽东对干部队伍和接班人问题也很重视，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主张，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新贡献。

“窥一斑而知全豹”，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毛泽东丰富的建党理论的概括难免挂一漏万。然而，仅此足以说明，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每一个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贡献是最大的。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文化大革命”初，刘少奇一直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他长期负责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加上他善于结合党的领导地位根本性变化面临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探索党的建设的新途径，因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他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的口号，主张坚持更高的党员标准，提高党员的质量。因为党的地位和工作环境的变化，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以及普通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都要求有更高的党员条件。他强调:“宁可数量少一些，但要保证质量。”^[9]又比如，他明确提出了生产建设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根据“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党的“斗争任务已经变化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10]两年以后，他更明确地提出:“现在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突出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业务上，否则就是空白”。这就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对本单位的生产行政工作的完成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刘少奇同志的这些宝贵思想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客观依据。再比如，1954年2月，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主持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并向会议作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对党的团结统一问题作了精辟论述。他强调:“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11]他还着重分析了影响党的团结的各种因素，指出有的人“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因此“必须像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党的团结”，针对新的情况，他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为前提，坚决反对个人专断。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对民主集中制的含义、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党的负责干部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以及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前因后果，作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全面、系统、深刻的科学论证，严肃地指出，要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巩固和扩大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现象。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提到刘少奇关于“党政分开”的可贵思想。执政党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既坚持对政府的领导，又不过多地干涉甚至“包揽一切”，这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刘少奇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因为革命胜利了，我们管理了国家，“一揽子领导方式是不行的”，“党委可以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的工作，即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和做思想政治工作，而不必直接管理他们的业务。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将是如此。”^[12]回顾建国以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给我们事业造成的损失，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刘少奇同志这个思想的历史地位。

周恩来对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也有很大贡献，众所周知，从遵义会议到1976年逝世为止，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最不可缺少的助手和亲密战友，又是党和国家长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有着一种惊人的默契。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战略思想，都凝结着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在执政党建设理论上，也是如此。比如，周恩来号召学习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旗帜，为执政党思想建设，正确处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又如，周恩来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和扩大民主是党的两大基本任务的思想，给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时，他首先明确提出:“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13]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也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持生产，减少损失，为保护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鞠躬尽瘁。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因此，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对执政党“更带有本质的意义”。^[14]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领导，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并从制度上保证。这是富有远见的。关于执政党党员的党性修养，周恩来更是以自己的模范带头行动树立起了一座丰碑。他要求共产党员过好“五关”，自己更是以一个公仆的身份毕生实践着他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名言。俗话说:“身教重于言传”，周总理一生的模范表率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极富感召力的宣言，是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人格化身和典型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贡献是无法用言语来概括的。

此外，朱德关于纪律和纪律检查工作的贡献;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关于党的纪律和制度建设以及他在党的八大上总结执政七年党的建设的经验，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陈云关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贡献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或完备了毛泽东的论述，或给毛泽东探索执政党建设提供了素材，或把毛泽东的思想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发展，从而为完整的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形成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所以说，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不是套话，而是实事求是的结论。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关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光辉思想，又紧密联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党建理论。

在毛泽东以前，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来看，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思想最丰富的是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很多的思想。当然，不是说他们没有一点思考。例如，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给马克思、恩格斯以深刻的历史启迪。他们总结了这次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可能存在背离原来的宗旨，由社会公仆变成主人，最后蜕化变质的危险。因此，他们认为，对于执政党来说，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去追求升官发财”的倾向。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六年中，十分关注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非常丰富的思想。如他强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因此，必须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必须密切联系非党群众、铲除官僚主义;同时要不断提高党员质量;坚持党对工会、对国家政府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等。毛泽东一方面继承了经典作家这些宝贵的理论遗产，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党情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比如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条重要原理，而毛泽东则进一步发展为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又如，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而毛泽东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时期民主集中制的有关问题都作了更加深刻的论述;再如，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也继承和发展了。列宁首先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在1920年5月，列宁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当看到“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的文字时，他批注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5]但列宁未能展开。毛泽东则写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展了列宁的学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另外，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产生的。没有这个科学的理论作思想武器，作“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关系，毛泽东之所以能实现这种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代表，直接得益于他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修养。

不可否认，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同时又吸收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生活在这样文化背景和氛围下的人不能不受到影响，更何况毛泽东历来是勇于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化遗产为我所用的大家。谁也不会怀疑，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承认这一点，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6]这用在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上同样是很贴切的。

比如:学会做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核心。《大学》中就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学做人，毛泽东十分推崇这一思想。他非常强调人格力量，强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要做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人。从张思德到雷锋，虽然都是极普通的人，但因为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毛泽东就十分敬佩。毛泽东用一个排比句表达了他对“人”的要求。他认为人的能力虽然有大小，但只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7]周恩来对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思想进行了“扬弃”，赋予它时代的新内容。他指出共产党人进行党性修养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需要，既要注意“自我修身”，还肩负着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18]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可以从毛泽东强调“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中体现出来。儒家文化强调“人定胜天”，崇尚“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传统，不惜“舍身取义”，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毛泽东充分肯定这些优秀传统的作用和人生价值取向，反复强调:“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19]他最讨厌“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他的诗歌和演讲中，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一股奋发进取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他把帝国主义视为“纸老虎”，他不怕一切困难。他成为中华民族的杰出领袖和代表，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充分反映了民族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还有，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儒家“民本”思想，强调“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并概括出了党的“群众路线”，明确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借用古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简明扼要地提出了“立党为公”的口号。再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同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知行统一”观结合起来，形成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强调要“亲口尝梨子”、“每事问”、“不耻下问”，提出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习惯，强调要谦虚谨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等。这些都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或“拿来”，或“综合”，或“改造”，批判吸收而使之成为执政党建设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集中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还十分注意借鉴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和封建王朝统治兴衰盛亡的历史得失。他从小就喜欢阅读《水浒》等书籍，后来又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历史典籍，为他分析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基础。在众多的问题中，毛泽东一生最为关注的就是政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就指示印发郭沫若写的分析李自成起义胜利后因骄傲自大，追求享受，内部分裂而导致失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及早给全党敲响了警钟。在与黄炎培先生交谈中，表现出他对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的深邃思考。甚至在离开西柏坡赴北平前夕，他还把上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他经常向工作人员讲述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故事，并反复告诫大家“我们决不要学李自成”，“决不当李自成”。^[20]有一次，毛泽东观看京剧《赤桑镇》以后指出:“这出戏很有意义，以后要多编这样的戏。包拯的那句唱词‘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这句唱词很好，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就要这么做。”^[21]这样的事例还很多，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是很注意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

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前人的和今人的经验，没有古人的和外国的经验，不可能提出新的理论，用这句话来形容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形成，同样是十分恰当的。

当然，对于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来说，马列主义党建学说对其影响更大、更深刻、更直接、更全面，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三、开拓探索中的两重性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巩固执政地位，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毫无疑问具有鲜明的开拓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理论又不可能十分完备、周密，也不可能没有曲折。从这个意义上讲，又带有探索性。它是集成功的经验和失误教训于一体、融理论正确和实践的挫折于一炉的珍贵理论遗产。

毛泽东曾经反复强调，党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遵循这条基本原理，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也逐步丰富起来。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经有了一套基本的理论。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七年党的建设新经验基础上的这套理论，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情况，因而是基本正确的，这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比如，八大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历史任务^[22]，强调:“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的指导思想，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八大已经确定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从根本上正确地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政治路线。又如: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分析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着重指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必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采取措施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党的“八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标志着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已基本成型。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马克思主义的不朽著作，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强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继续和发展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对民主集中制这个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虽然毛泽东晚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在这篇著作中有许多至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的深刻见解。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23]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加上三年自然灾难，使我们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党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各级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我们党仍然深受人民的爱戴和信任。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在思考着如何防止和克服党犯错误的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如果自己不采取措施广开言路，要听到中肯的批评和意见是不大容易的。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同志更加关注民主集中制。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他充分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说:“不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讲。”^[24]又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25]“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26]他还再一次重申了1957年7月提出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7]“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28]尽管毛泽东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他的这些思想仍然是正确的。他的失误不在于此，而在于理论与实践脱节了。这样看，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正确性，其历史地位和功绩，是决不能抹杀的。

然而，就在这些正确的主张逐渐积累、发展，党的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的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加上我们党执政的经验不足，也由于国际风云变幻，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探索也遇到了挫折。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令人惋惜的失误，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失误和挫折主要是探索过程中逐渐出现和积累的，所以，是开拓者在探索过程中的失误，这又是必须承认的。比如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错误分析，导致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严重扩大化，就经历了一个过程，而最初提出来是基于防止党变质，防止社会主义江山改变颜色。即使是在“文革”中，毛泽东本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以说他的愿望是好的，善良的，而结果也不一定是他所期望的。又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历史已经证明了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然而，毛泽东却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再比如1967年10月，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把共产党说成仅仅是搞阶级斗争的，并以此规定它的性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科学的。尤其是在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更是错误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理论失误，严重歪曲了党的性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党的性质问题上的表现。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以前的正确认识和观点而否定这种提法，相反，把它写入了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尽管毛泽东有过非常正确的论述，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时尚，煽动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在“吐故纳新”的口号下党的组织、作风、纪律建设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更令人深思的还有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应该说，很早以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了执政党建设的这个问题，对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困扰人们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就曾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党中央也历来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党的八大也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任务。然而，在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不仅接受个人崇拜，而且还提出了一些个人崇拜的理论，从而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不断削弱，甚至最终被破坏。这些都表明，尽管毛泽东一生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成功也确实得益于理论联系实际。然而，他的失误和教训也就在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在他晚年，他的主观主义、个人专断日益严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实际的分析和认识发生了偏差，因而出现了上述令人困惑的失误，导致实践和理论出现强烈的反差!

列宁曾经指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又说:“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29]列宁的教导对我们正确分析和认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两重性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而否认他晚年在实践中的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在实践中出现了错误而反过来否认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

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又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以往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还必须做好。”^[30]这段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和间接的启迪作用。

总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都是毛泽东在探索执政党建设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只要我们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是全党的宝贵财富。

(宋镜明、何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www.chuimin.cn)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9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2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9]《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