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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宋镜明自选集

【摘要】: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探索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形成的重要途径。“文革”开始后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发生了迷误和曲折。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建党学说)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学说奠定了基础。学习和研究这一宝贵的思想,可以更好地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指导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实践。

一、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探索历程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就阐明了“党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因此,探讨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不能离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路线或者更广义的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使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譬如容易出现官僚主义、贪污腐化、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等现象。探索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形成的重要途径。这表明,探讨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必须坚持“两个密切联系”:一是联系党所肩负的任务的变化;二是联系党的地位的变化。按照这一思路,可以把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实践分为三个阶段。

1.萌芽阶段(1941年5月~1949年10月)。

之所以要从延安时期算起,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尽管党未在全国执政,但在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开始执政实践;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建理论存在连续性,有些规律执政前后都存在。因此,说这个理论从延安时期开始酝酿、萌芽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主张。他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这表明毛泽东对党执政以后肩负的首要任务已有了认识,这是探索正确政治路线的起点。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党建措施,如党必须领导国家和政府的原则;城市公开建党;扩大民主、防止党腐化,跳出历史“周期率”;印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不要骄傲自满,反复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等。这些都是极可贵的。

2.基本形成阶段(1949年10月~1957年2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党肩负的任务和党的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探索,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上写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特别强调,这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3]由于党的建设确实围绕这条总路线进行,所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主动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另外,关于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思想,提高共产党员条件的思想;加强党风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等,都标志着这个理论已经对执政党建设基本作出了回答,基本成型了。

3.曲折发展阶段(1957年2月~1978年12月)。

1957年开始到“文革”前,虽然出现过失误,但其性质和程度与“文革”的错误不可同日而语。这一阶段正确方面仍然是主要的,表现在: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执政地位并提出了“党政分开”、“党要管党”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民主集中制,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作了充分论述;倡导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构想。“文革”开始后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发生了迷误和曲折。这表明探索过程是不平坦的。

二、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个理论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限于篇幅,本文只作简要的讨论。

1.始终强调坚持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提出“党政分开”“党要管党”。

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特别重视加强执政党建设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论。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所以他多次重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4],并将“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列为六条政治的标准之一[5]。后来,他还提出了“党是领导一切的”主张。至于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一贯主张:“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加自己的模范工作”去赢得[6]。为此,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党的政策和工作重心,要善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健全党的工作制度。特别是既不能因忙于国家行政事务和经济工作而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又不能什么都管。周恩来说得好:“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去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可以检查,有意见可以讲,但党委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要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7]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各种错误倾向。

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是马列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是真正提出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则是毛泽东的创造。在执政党建设中,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这一原理。他强调思想问题一定要抓,不能因为忙而忽视这个问题。刘少奇同志也强调:“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8]在执政党的思想建设中,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武装全党,以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确立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9]这就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目的和途径。毛泽东还提出,进行思想建设必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党内有不同认识和看法是正常的,这就必然产生各种思想斗争。对于这些不同意见,毛泽东主张:“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1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既注意反对教条主义,又十分强调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他指出:“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11]又说:“长期以来,人们对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2]执政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容易出现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思潮,针对这一新情况,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它的实质和危害,及时提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不能忽视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是非常有远见的。虽然他对“修正主义”的理解未必完全准确,虽然后来他把“反修防修”提到很高的地位并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既反教条主义又反修正主义是切合执政党思想建设实际的一个重要原则。此外,毛泽东还提出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要讲究新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结合经济工作去做,而不能孤立去做,这些思想也是难能可贵的。

3.坚持更高的党员标准,不断提高党员素质,采取谨慎方针发展基层组织,把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毛泽东、刘少奇都反复强调,执政以后,客观限制消失了,而且普通群众的水平也大为提高,所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必须提高。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13]同时,加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党员的监督,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党除了应该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4]在1962年11月29日的《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他再次强调:“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15]这是适应执政特点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措施。

4.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努力扩大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提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的,自由是对纪律而言的,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民主集中制。”[16]邓小平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要着重处理好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党内不能搞派别。1953年出现“高饶事件”以后,毛泽东更加强调反对搞阴谋、搞宗派主义。

5.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防止党自身蜕化变质。

对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毛泽东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新中国刚一成立,针对党内出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951年他及时发动了“三反”斗争。他自己带头做艰苦奋斗的模范。当然,艰苦奋斗并不是一味地过苦日子,他强调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群众在劳动与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针对有些党员斗志衰退、追求享受的现象,他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比什么”问题。毛泽东还对执政党党风建设的途径作了探索,主张继续完善整风运动形式,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6.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www.chuimin.cn)

毛泽东认为干部是实现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目标的决定一切的力量。执政党肩负的使命对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毛泽东特别重视干部的经济工作能力,强调领导干部应该争取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情况,毛泽东更加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并亲自制定了五条标准,提出了通过三大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增长才干培养接班人的思想。这在今天仍不失为远见卓识。

三、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历史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史上,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填补了许多“空白”,丰富了这个学说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他的失误和教训也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邓小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执政党建设学说。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是不容否定的。

(宋镜明、何文,原载《永远的旗帜——全国高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4页。

[4]毛泽东:《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15日)。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9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页。

[9]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单行本,第5~6页。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6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页。

[1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1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1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