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探索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形成的重要途径。“文革”开始后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发生了迷误和曲折。......
2024-06-25
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1]他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2]那么,这个新的发展的“新”在哪里?有哪些具体表现?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探讨,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
一、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创造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否则,党的建设也就失去了依据和目标。因此,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贡献之一。
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各种政治力量对中国的前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看法,乃至不少疑虑,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不朽著作中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在1954年9月1日,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他又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4]1957年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图趁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面对这股潮流,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5]1962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再次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6]这表明,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思想。
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来巩固和体现。它集中表现为党对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的领导。1949年1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这一措施为确立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基本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党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是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很明显,毛泽东建国以后的上述论述是对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地位的新的概括。
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关于执政以后党的根本任务已由领导人民进行群众性大革命转变为组织国家建设,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极大地发展了党的政治路线,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建学说的又一贡献。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始着手我们的事业”。全党同志必须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这一新的变化,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的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7]。同年9月12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中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访苏归国后在给北京大学的题词中,殷切地写道:“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力争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作为中心工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和“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952年秋,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1953年6月,毛泽东对总路线又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把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必然,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把党的总任务概括为:“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9]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八大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毛泽东进一步把党的历史任务更明确地规定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0]次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有1 800多人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并且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思想。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其核心就是想通过扩大民主生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工业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的错误并不能抹杀毛泽东这些思想的光辉。
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革命胜利以后,党的执政地位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使部分党员干部容易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斗志衰退、贪图享乐、不求进步。如何防止“人亡政息”的悲剧,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确保党的执政地位,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毛泽东认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因此,必须及早提醒全党注意。在革命胜利前夕,他郑重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11]他认为,我们面临着繁重的建设新中国的艰巨任务,我们不懂的东西很多,必须谦虚谨慎。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他甚至还说,即使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不要翘尾巴。1956年3月,针对有些老同志摆老资格,骄傲情绪抬头的现象,他特别提出:“我希望,我们所有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12]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13]
(二)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作为一个从普通农家的孩子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对铺张浪费、穷奢极欲十分憎恶,他非常留恋过去战争时期全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特别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4]。1949年10月26日他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同志们的一封信中,恳切地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5]。第二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要求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整风的方法“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1951年底,针对党内出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及时发动全党进行以反对上述三种现象为内容的“三反”斗争。他指示全党要“严重地注意此事”,切实贯彻“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953年1月,他又领导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新三反”斗争。通过这些措施,克服了不良作风,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6年11月,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6]3月,毛泽东又强调提出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半点特殊化作风,始终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倡导并确立一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建国以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发扬这个传统,并根据新的形势作了新的论述和补充。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和受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存在着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倾向,这虽然有着难以避免的一面,但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56年4月,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结果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经指出,要“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认为破除对斯大林结论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他还进一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通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7],而不能照抄照搬。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但一定要与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不能机械搬用。毛泽东在8月30日八大预备会上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18]在八大开幕词中,他精辟地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9]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一系列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如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
(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至理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他除了强调学习新知识、新本领外,就是强调要多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主张无不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大跃进”时期,由于没有调查研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严重泛滥。对此,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发言,不要下决心,他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会后,他还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他还多次强调和批示,领导干部应当亲自作调查研究。这不仅成为党在60年代前期转变工作作风、重新掌握工作主动权的思想先导,而且还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而谱写了我党调查研究史上的新篇章,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必须发扬调查研究作风的论述的无比正确性。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进行一次著名谈话。黄炎培不无担心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可见,毛泽东十分清楚民主对共产党执政的特殊重要意义。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执政党如何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1953年党内出现高饶反党分裂阴谋事件以后,党中央及时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执政党的建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55年3月,毛泽东又特别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制度,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他强调:“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智慧必须和集体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21]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执政条件下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作了高度概括,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22]稍后的几年时间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破坏,出现了曲折。1962年,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总结几年来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教训,着重讲了这个问题,特别强调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认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23]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他在1957年7月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4]这些思想发展了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理论。
五、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接班人的问题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否千秋万代、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探索,尽管在实践中出了差错,但他的思想却是十分珍贵的。
(一)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现实危险,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预见到了。他在大会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复杂斗争,清醒地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5]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党内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指示中,毛泽东提出:“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26]毛泽东还果断地处置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案,表明了他的坚强决心。根据后来事实的发展,毛泽东曾说过: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击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是非常精辟的。
(二)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共产党执掌政权,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和接受的现实,于是,他们必然千方百计想把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政府搞垮。在武力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他们便采用和平演变这一手。因此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个罪恶阴谋,便构成了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探索的又一重要成果。(www.chuimin.cn)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辉煌胜利,行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夕,毛泽东以美国的白皮书为反面教材,发表了一组战斗檄文,帮助全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打破了一部分人头脑中的迷信和幻想,澄清了大多数人的模糊和疑虑,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并且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胜利,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嚣张气焰,捍卫了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20世纪5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出笼后,毛泽东就高度警惕。1959年,他特别提醒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予以重视。尽管在后来,他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措施导致了一场浩劫,但他的出发点却正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再公正不过了。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三)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毛泽东认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要防止堡垒从内部攻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苏联的变故使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关切程度日益加剧。1964年6月16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并且提出,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又亲自制定了虽然并不全面完整但是倾注了他对接班人的心血的关于接班人的标准:即他们应该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必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管后来出现了什么样的失误,总之,毛泽东郑重地提出接班人的问题的远见卓识是不容否定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发展党的建设学说的过程中,构筑了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框架。有的同志以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根据,主张全盘否定毛泽东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的可贵探索,这是十分错误的。正确的理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可能出错,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情。有的理论,需要经过长期多次的实践,反复检验,随着时光岁月的磨砺,其真理的光芒才能显现。这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27]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党建理论正是如此。
(宋镜明、何文,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8]肖超然:《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0]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392页。
[2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页。
[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2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
[27]《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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