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建立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的建立

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发表了许多报告、讲演和文章，中共中央和中央宣传部也发布了一系列决定和指示。所有这些都是整风的重要历史文献。延安整风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毛泽东建党思想趋于完备。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1]

那么，延安整风时期何以建立了完整的毛泽东建党学说呢?

一、形成了关于整风的系统理论

为什么要整风?整风应当如何进行?整风主要抓什么?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这些问题通过延安整风的实践获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理论因此而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延安整风的实践表明:

第一，整风是加强党的建设，完成历史赋予党的重大使命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延安整风反映了我党自身成长壮大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歪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他强调说:“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2]他强调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3]

第二，整风要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延安整风是由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的。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即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阶段、普遍整风阶段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这是互相衔接的三个阶段。整风运动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也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和党的历史问题相结合的过程。

第三，整风要抓根本，着眼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端正思想路线。

延安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它也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它反映在组织和宣传形式上是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主观主义中，又以教条主义最严重，对革命的危害最大。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搬来当做教条。教条主义在党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延安整风在重点反对主观主义时，又特别着重反对教条主义。

党和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根本问题，反复阐明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一条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个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也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它的对立面就是教条主义。所以，毛泽东又指出:“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5]

全党同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按照中央规定的必读文件，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整风学习。通过学习，冲破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大为解放，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全党公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全党一致认识到必须确立和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四，整风要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重在思想教育。

为使整风真正取得成效，党和毛泽东十分强调坚持要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自始至终都要加强思想教育，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切实解决好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整顿，首先需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6]

思想整顿的根本要求是“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7]即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延安整风中，在着力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同时，还大力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通过整风，我们党明确认识并成功地解决了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这个最本质的矛盾，促进了党员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极大地帮助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脱离原来的立场，转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第五，整风要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延安整风时所采取的整风方法，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简言之，也就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自我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党内矛盾的性质，总结了历史上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郑重而明确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重要原则。他提醒全党注意:“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8]实践证明，这是处理党内矛盾唯一正确的方针。对于人的处理问题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第六，整风要重视党的作风的整顿与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延安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说，把党的作风整顿提到了党的建设的高度，并第一次提出了党风的概念。他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9]所以党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作风的整顿与建设。

延安整风结束不久，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党的优良作风作了高度概括和精辟论述。他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0]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它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得以制定和贯彻的重要保证。

二、丰富了党内斗争学说

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对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论述，从而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党内斗争的学说。

首先，提出党内斗争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并阐明了党内斗争的实质。

刘少奇指出，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为了这个目的，党内斗争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党是在不断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他强调说:“这种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11]

其次，指出了党内斗争中应注意克服的错误倾向。

刘少奇说，在中国党内斗争问题上，如果可以这样来分的话，那么就存在着以下三种错误倾向:第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上及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第三是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12]他着重分析了后两种错误倾向，列举了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和党内的无原则斗争之表现及所造成的恶果，分析了它产生的根源。刘少奇郑重提出:“以更少的代价和痛苦换得党内斗争更大的成绩和党的更大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研究中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中所应确定的今后党内斗争的方针。但这就需要我们彻底纠正过去党内斗争中各种偏向和错误，需要我们切实地适当地去进行党内斗争。”^[13]

再次，明确提出了怎样进行党内斗争的具体要求。

怎样正确地适当地来进行党内斗争呢?刘少奇根据中国党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见:第一，首先要了解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肃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必须以最严肃负责的态度来进行。第二，要了解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对立。第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第四，在党内外一般地停止斗争会的举行。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第六，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有明确的界限，也有适当的联系。第七，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14]刘少奇说:“总而言之，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否则不行……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15]

三、阐明了增强党性的重要思想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此后，任弼时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并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决定和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增强党性的问题。

首先，阐明了增强党性的重要性。

决定指出，没有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某些党员中存在着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这些倾向，假如任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便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这一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中央。任弼时说，今天强调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党成为坚固的整体，能够担负起当前的任务。没有全体党员的坚强党性，党就不可能巩固和壮大，也就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的政治任务。

其次，分析了违反党性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

决定指出，缺乏党性的具体表现是:(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2)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治，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通过的)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结，派别活动。(3)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抬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造成违反党性的根源，按照任弼时的分析有四个原因。一是我们党存在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党员。二是我们党的组织，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占较大的比重，他们会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三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从手工业工人，雇耕工人中脱化出来的，便是从破产的小资产者出身的，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还常常受到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四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和任务，无产阶级需要同其他阶级组织统一路线，其他阶级意识也会侵蚀影响我们的党员。

再次，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基本前提和具体办法。

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修养和锻炼自己呢?任弼时认为:“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前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然而这都不能超出一定的社会环境而孤立起来看。四，我们中国共产党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并且他本身都具有些什么特征。”^[16]

为了纠正违反党性的不良倾向，为了增强党性锻炼，中央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以下办法:(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2)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6)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委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四、阐发了党的领导的原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任弼时所作的《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的讲演或文稿，以及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这些文件和论著比较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党的领导原理。

第一，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政不分，党委包办一切的现象。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17]并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www.chuimin.cn)

中共中央在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又提出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中央决定说:“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包办代替。”^[18]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等现象，必须纠正。

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任弼时提出，党有责任领导一切革命组织，并不是一句空话，就是要争取这些革命组织(各政权、群众团体等)能够实现党的主张，执行党的政策，就是说，党的主张和政策是要通过这些革命组织来实现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些革命组织所执行的政策和所进行的工作，党必须加以研究、讨论和决定，以负起领导的责任。自然，这种决定并不是直接命令这些组织里的工作者去执行，而是经过这些组织里党员的活动以达到目的。这种依靠党的主张的正确性，依靠党员活动的积极性而产生的党的领导作用，决不能称之为包办代替。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包办而认为党的正确领导也与包办无异，一直走向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19]

第二，阐述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要善于向群众学习。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0]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又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所以，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21]

为着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树立正确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毛泽东之所以伟大，之所以高明，之所以领导正确，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任弼时指出:“我们每个党员是否能照这样去做，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的问题;有关我们能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指学风、党风、文风)不正的残余问题。”^[22]

第三，论述了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问题。

这里包括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所必备的条件，领导者的任务和领导者的方式、方法及工作作风。周恩来对这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他着重指出，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就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要相信群众力量;要有学习精神;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这是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必备的条件。

什么是正确的领导呢?周恩来发挥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要实施正确的领导，必须正确决定问题，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他强调指出:“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23]领导者的任务，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用人行政”。具体说来就是要抓紧思想政治工作;抓紧组织领导;慎重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审查工作;面向群众;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第四，形成了完整的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

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仅是一个思想路线和党性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领导作风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简称《决定》)和毛泽东撰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明了进行社会调查的正确态度，规定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措施，提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

中央决定明确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的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24]毛泽东也说:“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认为:“对于担任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25]

要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提出了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他提醒全党注意:“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6]“第二是调查会。”毛泽东指出，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最可靠的方法。”^[27]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或老百姓。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

中共中央还就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置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具体措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我党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就比较完整地形成了。

以上几个方面是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大发展。在延安整风胜利的基础上，1945年4月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包括党的建设在内的全部历史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七大，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了新的完整概括，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正式写进了党章。它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全面成熟，并形成了完备的科学体系。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180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1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214页。

[1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1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1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7页。

[1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19]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26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22]《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2页。

[2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2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