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标志和特点：全面解析

关于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标志和特点问题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性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并且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开始就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特别是1927年革命失败后，主要是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建党，党的无产阶级组织基础十分薄弱。据统计，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党员成分工人占10.9%，农民占76.6%。六大以后，工人党员比例不断下降，1929年为7%，1930年7月仅为5.5%，同年9月更下降为1.6%，党的组织基础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确实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大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般原理和照抄照搬俄国党建设的经验是无济于事的。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仅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在长期的建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

那么，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有何历史特点?本文将着重论述这一问题。

一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1]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由毛泽东起草并经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

古田会议决议包括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教育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九个部分。而核心是第一部分，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决议的内容极为丰富，其基本精神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红军。这个决议不仅系统地总结了从1927年创建红军以来的斗争经验，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界限，确立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而且还着重总结了红四军党的建设的经验，阐述了以下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

第一，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决议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建设与政治路线的关系，阐明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决议开宗明义就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这就把思想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和革命任务能否实现密切联系起来了。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决议从红四军的实际出发，有的放矢，深刻地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诸如政治上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思想残余;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决议进一步列举了每一种错误的表现，分析了产生错误的根源，指出了错误的危害，规定了以思想教育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制度和政策的纠正方法。比如，纠正极端民主化的方法，一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并作了五条具体规定。又比如，纠正个人主义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求党员明确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都体现了教育为主的精神。其所以要采取教育为主的方法，又是基于对产生错误的总体原因的正确分析。决议强调指出:“四军党内种种错误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3]但是，这些错误思想在党内能否存在和发展，关键还在于党组织是否重视党内教育和坚决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所以决议接着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4]

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首先指出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议说:“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5]决议一再强调:“各级党都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6]

决议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强调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教育党员积极开展思想斗争，正确进行党内批评，使党员认识党内批评是加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通过这些教育，达到“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7]的目的。

决议还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提出了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主要的有通过报纸书刊进行教育，包括办好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宣传教育的小册子;通过开办党员训练班进行教育，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讨论;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进行教育，包括小组会、支部大会、支委扩大会、组长以上活动分子大会、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以及书记、组委、宣委联席会议、通过个别谈话进行教育;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教育;通过给党员分配适当的工作进行教育。

以上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党员的思想无产阶级化，体现了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从而奠定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

第二，在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同时，也要从组织上进行建设。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搞好党的建设，完成党的任务的组织保证。古田会议决议把“党的组织问题”专门列为一章。决议论述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决议认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的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的执行非常之大。因此，应当努力去改造党组织，务必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起党的政治任务。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决议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制定了加强组织建设的如下措施和制度。

一是坚持党员标准，确定党员发展路线。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党的基础。党员问题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发展党员，是保证党员质量，建设一支好的党员队伍的首要前提。决议指出，以前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那么，从现在起，党员发展的路线，应“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8]并针对当时情况规定了入党必备的条件，即“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对不够党员条件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9]此外，还规定了严格的入党手续，要求“介绍人事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须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及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10]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员的质量。

二是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我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统一整体。决议批评了“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对决议的执行持勉强态度，以及党内生活中少数不服从多数，把批评变成攻击个人的工具等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为此，决议明确规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1]其具体内容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必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上级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12]这都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思想。

三是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党在基层单位的战斗堡垒。鉴于党的组织存在着“松懈问题”，为了健全和严密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决议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队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并采用“党小组的混合编制法”，^[13]即把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党员混合编制，而不要把干部单独编小组。同时，对如何开好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发挥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路线、原则和措施，丰富和发展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关于组织建设的思想。

第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党的领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理。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了一套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措施。决议规定在红军中要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的中枢”，强调“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4]

要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其主要内容就是领导军队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进行党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使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决议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认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15]决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因此，革命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而不能把党看作是军队的附属品。决议严肃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的错误。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16]决议对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红军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17]“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18]“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19]这就能保证红军的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在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地工作。

综上所述，古田会议决议所阐述的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指明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根本方向和途径，它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

二

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有关这个根本问题的比较系统的论述最初集中体现在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两文中。这两篇著作可以说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0]当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点也是如此。

要实事求是，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他自从踏上革命的征途接受马列主义之后，就注重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研究农民问题，探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党路线，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党内的自身建设问题。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等著作和文件，都是调查研究的科学结晶。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毛泽东身体力行，在他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据此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弄清楚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这是好的方面。但是，当时红四军党内还存在着不好的一面，这就是办事不从实际出发，只是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或者迷信书本，一切从本本出发。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把它叫做“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撰著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是为了批评红四军党内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综观全文，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和重大意义。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文章一开头，他就尖锐地提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弄清，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他要求“注意调查，反对瞎说”。^[21]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这个著名论断，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作了新的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其次，“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如果“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22]毛泽东形象而生动地概括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3]

再次，“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24]因此，他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25]

第二，阐明了社会调查的目的和方法。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毛泽东说:“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26]他进一步阐述说，进行社会调查:“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27]

毛泽东不仅指明了社会调查的目的，还提出了调查的技术(方法)。简要地说是:(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2)调查会的成员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情况的人。(3)开调查会的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4)要定调查纲目。(5)要亲身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6)要深入、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问题的底里。(7)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和措施都是正确的。

第三，阐明了对待上级指示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本本主义表现在工作上就是盲目执行上级指示。毛泽东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28]

本本主义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就是迷信书本。毛泽东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由此而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9]这样，毛泽东便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第四，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阐述了在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本本主义表现在党的领导上就是执行脱离实际的保守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定。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保守的盲目乐观的同志们，则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毛泽东认为:“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的路线。”^[30]如不根本去掉这种保守路线，将会给革命和自己造成很大的损失。他针对那种完全依赖和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保守路线，深刻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1]并大声疾呼:“迅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32]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始终强调以调查研究为轴心，通过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工作方针，体现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应当说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一个标志。

与正确的思想路线相联系，还有一个群众路线的问题。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造性地、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党的一切工作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一切工作的一条根本原理。

群众路线是我党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就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因此，必须实行“民众大联合”。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大革命时期，党从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关系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基本观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概念。周恩来强调党的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把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称为“群众化的方式”，并对如何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作了具体的阐述。1934年1月，他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专门讲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述了我党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科学论断，揭示了革命战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深刻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33]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反革命“围剿”，就是动员和依靠群众斗争的结果。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堡垒政策”，总结中外历史上的革命斗争经验，毛泽东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科学论断。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34]

第二，阐述了关心群众生活对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重要意义。

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毛泽东认为，谁要是看轻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为此，他郑重地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毛泽东强调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35]

第三，论述了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和改进工作方法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36]共产党人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就是后来毛泽东所总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实，他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深入群众中去调查，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也就是主要讲党的一切决定必须“从群众中来”。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中提出的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去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即包含着“到群众中去”的意思。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如上论述，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

三

由于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在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它具有下列几个鲜明的历史特点:

第一，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我们党的成分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且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训练，但是，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思想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和斗争，便成为党内长期存在的最本质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否则，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毛泽东建党思想正是紧紧抓住党内的这一本质矛盾，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和解决着这个根本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品格，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第二，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我们党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多次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当这种统一战线破裂以后，又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一般地说，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当我们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出现“左”的错误。正确地处理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克服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使党紧紧地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和解决着这个问题，使我们党日益发展壮大和巩固起来。(www.chuimin.cn)

第三，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我们党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同党对于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与否密切地联系着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就会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时，那么，我们党的发展、巩固也就会要后退一步。我们党创立了人民的革命的武装，进行了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并且把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解决军队中党的建设入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建党理论。我们党始终强调党指挥枪，决不能枪指挥党，并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作为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党的政治工作制度，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也就进一步推动了党的建设。

第四，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伴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1927年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党的主体和工作重心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我们党领导着革命武装，开辟了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积累了治国安民的经验。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党如同在红军中建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建党一样，这是马列主义建党史上遇到的新问题。但毛泽东建党思想成功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创造了许多新经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原则，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第五，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突出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特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7]作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组成部分之一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其形成和发展也大致如此。具体地说，它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党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时期，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和党的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在同当时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党的建设指导方针上，党内曾发生过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搞“唯成分论”。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建党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多数是工人成分。片面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拒绝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党。早在八七会议上，临时中央就认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领导机关中工人太少而知识分子太多。这种错误说法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次会议把党的领导成分知识分子占多数看成是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策源地”，由此而提出了党的指导机关和各级干部工人化的改造党的任务。会议强调:“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分，各级党部巡视指导员的成分，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分，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需全部换成工人”，党部的组织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部，都要由工人同志担任。决议要求六大以前，“彻底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洗刷一切旧有的机会主义的遗毒”。^[38]这种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建党方针被党的六大所肯定。六大认为，对这一方针的“任何动摇是不容许的”。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对待”，这在六大代表的成分和新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出席六大的84名代表中，工人有41名。36名中央委员中，就有21名是工人。甚至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也是由政治、文化素质很低的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六届二中全会仍然过分地不实际地强调党的工人成分，认为农民成分多是一种危险。要求集中力量走上大工业，创建工人支部，发展工人入党，继续坚持过去的建党方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更是强调:“工作重心放到产业中去，多多建立新的产业支部，巩固已有的产业支部，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握住主要的工人中心，特别是重要的企业及这些企业中的主要部门，在苏区内应有最高限度的努力，党应向群众开门，使党的组织建设基础是无产阶级及贫农群众。”^[39]在产业工人中突击发展党员。“左”倾教条主义者所采取的这种“唯成分论”的建党方针是不现实的，也是错误的。这是他们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反映。他们认为党的工作应以城市为中心，党的建设也必然要服从这个中心。这种“唯成分论”，不能将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说:“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的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40]刘少奇也说:“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又说:“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分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41]

党的建设上的另一种倾向是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和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左”倾教条主义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克服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保持党的巩固和统一。但结果适得其反，它势必放任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危害党的事业和党的机体。这种惩办主义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在党的历史上开了一个以政治纪律为手段推行错误路线的惩办主义的先例。会议采取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打击政策，滥用组织手段对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受到的挫折，不加分析地一概简单地归之为所谓“机会主义遗毒”、“犹豫动摇”、“军事投机”、“违背中央政策”等，并对组织领导这些起义的几乎所有成员给予了种种组织处分。各省仿照办理，又处分了一批干部。这种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明“左”倾分子为了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贯彻“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重要手段，以此作为党内斗争的方针，并把它定为首要的组织任务。凡是反对他的“左”倾路线、或者表示怀疑、或者执行不力的所谓“一切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哪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无情的斗争”，^[42]都要“残酷的打击”。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又同肃反运动混杂在一起，结果误伤了大批好党员、好干部和优秀红军指战员，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极可痛心的损失。历史证明，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和过火的党内斗争，不仅不能纯洁党的组织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相反还会危害党的事业，破坏党的团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之所以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行惩办主义的方针，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没有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思想实质上正确认识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致使“左”的错误一犯再犯。

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同“左”倾错误进行斗争，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认真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积极正确进行党内思想斗争，这是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基本途径。如果不反对教条主义，不深入调查研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专靠背诵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般原理和照抄别国党建设的经验，那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特殊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也不可能创造出适合中国特点的毛泽东建党思想。

(本文系中宣部等七单位召开的全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第一、二两部分以《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问题》为题，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第三部分以《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特点问题》为题，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6]《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9]《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1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17]《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2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2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26]《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29]《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30]《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3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3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3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5～826页。

[38]《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9日)。

[39]《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议案》(1931年3月5日)。

[40]《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4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42]《中央给红军党部各地方党部的训令》(193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