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镜明自选集-学界泰斗的学术地位与作用

学界泰斗　一代宗师
——论李达同志的学术地位与作用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李达同志是一位播扬马克思主义火种、照耀人民前进的“普鲁米修斯式的播火者”^[1]，是我国传播、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代宗师，是“我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2]。

李达一生著述宏富，写下了数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专著。他的译著也不下30种，总字数达200万字以上。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他留下了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重要人物，他的理论贡献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货币学、历史学等。他始终站在与时代同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并不断把它推向新的高度，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

一、翻译界的革命前辈

李达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从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开始的。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在国外就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内容的三本书，即《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这些书于建党前后在国内正式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这都是五四时期难得的好书。《社会问题总览》是当初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部大著，迄至1932年8月，共出11版。李达所译《马克思经济学说》是当时国内几种中译本中较好的一种，曾被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为重要的学习文献。《唯物史观解说》更是当时影响甚大的一部传播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很受读者欢迎，截至1932年，重版达14次。该书出版两个月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版发表了一篇署名泽民的读后文章，充分肯定了这部译著的意义。作者说，《唯物史观解说》的翻译出版，决不是思想界的一件小事，20世纪初的中国读者一定有“很多人”，感谢李达所完成的工作，因为它起了用唯物史观武装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广大革命者的历史作用，同时，它也是李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工作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1921年9月，李达主持建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该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他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一年内组织出版了15种革命理论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的译本和《资本论入门》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读物。这些著作在党的初创时期，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教科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大作用。在党的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李达是一个拓荒者。

为了帮助人民坚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22年，他根据大量第一手材料，编译出版了长达377页的《劳农俄国研究》一书。“是书专述俄国劳农主义经过之原委，对于俄国革命之历史，劳农政治之特质及其组织纲要与社会文化设施的方法，解放妇女之原由，均叙述綦详。读之，不仅明白劳农制度之现状，且可了解劳农主义的宗旨之所在。”^[3]

1923年4月，《新时代》创刊号刊登了李达译的马克思著作《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这是该著最早的两个中译本之一。

为了帮助读者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翌年，他译出《中国关税制度论》。

李达通晓日、英、德、俄四种外语。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他又亲自译出13本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其中，1930年译出的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评》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此间译出的著作还有《法理学大纲》、《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社会科学概论》(合译)、《现代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合译)、《农业问题之理论》、《土地经济论》(合译)、《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经济学入门》、《政治经济学教程》(合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合译)、《世界史教程》(合译)等。

李达译的不仅是最新的书，而且是论述精辟而又通俗易懂的“很好的入门书”，非常切合需要。他翻译迅速及时，不少书都是问世后的次年就译成中文本，其中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长达700多页，半年就译成了中文出版。李达译书的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仅1930年一年，就译出6本书。其译书态度十分严谨，译文尽量准确无误，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一丝不苟，而且审定别人的译稿也很严肃认真。李达热爱马克思主义，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译书的目的，即为此。

李达上述译著的出版，为中国广大的革命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唯物辩证法，认识中国革命提供了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兴起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中，他所做的翻译介绍工作“成绩最佳，影响最大”，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功绩不可忘记”^[4]。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认真地阅读了此书。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短短半年时间，他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其他空白处，“写下了近1万3千字的批语”，这是毛泽东“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书”^[5]。还有许多老同志当年从此书中得到过教益。例如魏文伯1935年在狱中绝食斗争后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以后又带着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和“文革”10年的浩劫，其间此书失而复得，至今还被珍重地保存着^[6]。这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李达从事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

李达不仅亲自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实践，而且还对我国的翻译理论作出了贡献。他的翻译观集中地反映在1954年某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谈谈翻译》中。他肯定了当时译界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着重论述了翻译标准及其达到“信、达、雅”的途径。他认为“信”与“达”是两条最重要的翻译标准。为此，译者“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中文修养”，“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必须翻译自己熟悉的东西”，“必须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决不能粗制滥造”。^[7]这里既谈到“译德”，也兼论了“译才”;既提出理论，也指出方法，为我国无产阶级翻译界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李达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我国无产阶级译界前辈。

二、最早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卓越代表之一

李达是最早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卓越代表之一。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积极投身于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斗争，撰写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社会革命底商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论著，有力地批驳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初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些文章，虽然还没有解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问题，但他所著《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却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提出了“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光荣使命。李达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都对在我国传播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起了先驱的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达又和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试图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述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某些观点的初步理解，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时期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继瞿秋白1924年所作《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之后，李达在多年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也于1926年出版了一部用文言文写成的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这部书从“社会学之性质”，写到“社会之将来”，一共写了18章，计17万字。这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的一部规模宏大、自成体系的重要代表作。在用唯物史观批判和改造旧社会学，尝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学方面，他比瞿秋白更为全面和深刻。正如苏联学者B.r.布罗夫指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20年代阐明科学社会学原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8]李达早期的学生、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说:“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9]这本书无论是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还是所论述内容的深刻性，与当时同类著作相比都是最突出的。该书流传广，影响大，重版14次。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册”^[10]。1927年革命失败后，湖南省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李达的“罪名”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11]其影响之大，可从中窥其一斑。

《现代社会学》是革命的社会学，是社会学的革命，是李达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学，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学的可贵尝试。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块基石。李达的全部理论活动都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的。这部书就是以“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而撰著的。作者写道:“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的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唯物史观的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12]全书贯穿着这一彻底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它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全面周详，理论透辟，能抓住实质，既反对唯心论，又反对机械论，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它从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矛盾当做社会构成的基础，系统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且，联系历史与现状，论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前途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作者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革命的对象”是“颠覆帝国主义”、推翻“弱小民族内为虎作伥之封建阶级或帝国主义之代表”^[13];“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是“弱小民族之无产阶级”、是“共产党”^[14]。民族革命成功时，“小资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15]弱小民族必须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共同战线”，“不与国际无产阶级相联合”的“机会主义之民族革命，较之不革命尤为有害”。^[16]

《现代社会学》坚持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它不仅科学地介绍和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且密切联系实际，对一切错误的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李达阐述两种对立的社会学说时，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社会学，特别是西方三大历史的社会本质说。他认为，流行于西方的所谓契约社会说和生物社会说以及心理社会说，它们在理论上都是非科学的;在阶级实质上它们的“共通之点”“皆拥护资本阶级是也”，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是适应资产阶级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的。契约说“为初期资本阶级树立民治主义之政治的论据”。生物说“为资产阶级树立自由主义之经济的论据”。心理说“为资本阶级树立温情主义之社会政策的论据”。^[17]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故本书为完成社会学真正之使命，特力避以上三说之谬误，而主张唯物史观社会说”，^[18]即历史唯物论。

《现代社会学》还联系当时中国政治思想斗争的实际，批判了国家主义派的所谓“全民国家”、“全民政治”的反动论调。作者指出:“国家学者昧于国家之意义而侈谈国家，浮言愈多，真理愈晦，是不可以不辩也。”^[19]“国家哲学者所谓全民自由之国家，所谓实现法律的道德的政治的自由之国家云云，真是痴人说梦耳。”^[20]“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主张全民政治，而事实上实为一阶级之民主主义”，“一切民主主义皆为阶级的民主主义，所谓普遍的民主主义，在过去仅成为一种观念而止。欲谋普遍的民主主义之实现，必经历劳工专政一阶段。所谓无性别、无宗教别、无人种别、无国民性别之真平等，必经历劳工专政始能实现，而在资本阶级专政期间则决无实现之可能”。^[21]这种论述比他建党时期的论述大大前进了一步。

由上可以看出，李达在传播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坚持的方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的。他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在理论上它不仅是此前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系统总结和概括，而且也把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时期的基础上又推进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它并不限于对唯物史观的单纯理论介绍，而是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掌握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刻的水平。应该说《现代社会学》一书，“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哲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它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理论环节”。^[22]这部著作不仅在当时对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有意义，就是在今天，对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仍有价值。

三、学术高峰期与影响深远的哲学、经济学名著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达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并以旺健的创造力，撰写、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科学著作，达到了他一生的学术高峰期。他的学术著作和理论建树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尤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最为突出。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侯外庐先生所说，20世纪30年代我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的党内外众多学者中，“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23]

在短短的几年间，李达撰写、出版的著作就有7本之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仅在1929年，他在上海就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本专著。这都是为适应中国革命需要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写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现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战围绕着中国现代社会性质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是否改变了这种社会性质的问题展开，其实质是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还是取消这种革命的斗争。参加论战的各家以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两大阵营。“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在这个问题的论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有李达等人。”^[24]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中国革命有坚定信念。他的上述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批判地采用当时所能搜集到的统计资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相互联系及其历史发展上，较为全面而深刻地回答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与此相关的革命性质、革命前途以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李达坚定而明确地指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25]他还强调指出，根据社会进化的原理和对现代社会的解剖，“考察目前中国的出路，只有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遗物，树立民众政权，建设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以求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26]从而正确地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对于当时有志于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们，不能不产生积极的革命影响;国民党统治区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因为读了李达的这些书，看到了中国的前途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值得称道的还有，李达在所著《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提出并阐述了“社会的系统观”，认为“社会是它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做基础”。^[27]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含有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的系统。这三个系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构成社会的系统”。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乃是由于这三个系统“互相调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28]把社会当做一个系统来研究，这就为人们观察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他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则学习列宁写《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利用国内外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大量统计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指出:处在国际经济侵略之下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打破，中国的产业是没有发展的可能的”，^[29]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也“是发展新式产业的大障碍”^[30]。

因此，“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31]。“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32]这里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了解和中国革命理论的真知灼见，也表现了他极大的理论勇气。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本著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翻译成俄文和日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李达又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著作和颇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辅导读物《辩证法与唯物论问答》。他在这个期间的学术理论造诣比以往更加成熟。这些著述在各地的影响很大，其中尤以《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的成果最突出，影响最大。

《社会学大纲》是一部长达42.5万字的哲学名著，是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并使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社会学大纲》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还力图从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中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这是此前一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做到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社会学大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严整的科学体系，详细地论述了它与以往全部认识史的批判继承的关系;论证了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强调实践既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又是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认识的过程，是由实践出发，而又复归于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渗透;概括地提出了认识过程的总公式:“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33]，指出认识的圆运动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发展过程;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辩证法的其他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的显现形态;论证了辩证法、认识论和论理学(即逻辑学)的同一性;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各派资产阶级社会学说。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许多独创性的发挥。他把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原则贯彻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论;指出一切反映社会变动事实的革命学说，是革命阶级实践的契机，能够促进社会的改造;他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社会的系统观”，社会是包摄生产诸关系的总和、国家形态、法律制度以及一定意识形态的系统，而生产关系是这个系统的基础;他把对劳动的分析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和展开的基础，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的物质代谢过程，对社会具有规定意义，主张立足社会本身，同时又从社会和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包含着生产力的诸要素的发展。而生产力诸要素的发展，是在技术发展的影响之下显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准，由技术的水准所测定”。^[34]“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动因”^[35]，“为要使科学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要素，就必须使科学参加于生产过程而在技术上去应用它”^[36]。特别是他提出了未来“新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由这个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一切社会的构造中，不论是在非敌对的社会或敌对的社会中，都是存在的。不过，在敌对的社会中，这种矛盾带有颉颃的性质，而在非敌对的社会中，矛盾不至发展为颉颃”。“在未来的新社会中，生产力、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虽都是平等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37]“如果没有矛盾，那就没有发展了。”^[38]这些重要思想超出了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认识水平，从理论上科学预见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学大纲》的特点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比较系统、完整和准确外，对其他各哲学派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也阐述得很清楚，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了批判的战斗精神，同时，书中材料比较充实，论述问题都力求从渊源讲起，全书把逻辑的论证和历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高兴地读了多遍，并作了详细眉批，还向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们推荐，指出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在一次小型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39]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还热情地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赞颂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要李达把此书再寄一些到延安去。延安的同志得到这本书，喜出望外，争相传阅。书少，有的同志便把书折开，大家分头去看，最后竟没有办法将书收回。为了满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急需，抗战胜利前后，解放区翻印了《社会学大纲》的部分章节。1948年7月，新华书店翻印了全部《社会学大纲》，按篇分为五册出版。甚至于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见李达时，还建议他将此书修改重新出版。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达文集》第2卷收入了该书的全文。这本书不仅对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帮助人们掌握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曾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而且书中所阐述和发挥的一些基本观点，至今仍然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李达20世纪30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经济学大纲》之中。全书约36万字。这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也是他撰著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代表作。

作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形成“经济构造”即经济结构这一理解出发，深刻指出:“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构成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即社会的经济构造。”^[40]所谓社会的经济构造，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适应于生产力的各种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体”^[41]。这种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相适应的，因此，“以经济构造为对象的经济学，不但研究生产关系，并且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42]，也就是说，既要联系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来研究生产关系的总体，又要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这一精辟见解，至今仍具有启发性。

《经济学大纲》还应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根据恩格斯的提示所发挥的撰写广义经济学的宏博构思，及其“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43]而研究经济学的明确目的性。李达反复强调，“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44]。为了这种实践的目的而研究的广义经济学，他认为应该包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中国现代经济等四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他认为只有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法则，才能从事于飞跃到未来社会的实践;只有知道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才能使担负改造经济形态使命的人们得到行动的指导。但是，为要全面理解世界经济的各种形相，必经研究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而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为了获得改造中国的理论指导，“就必须把握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的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45]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所以李达强调广义经济学中必须包括对中国经济的研究，那种“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46]

尽管《经济学大纲》并没有完成原定的研究计划，只写出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部分，但李达关于撰写包括中国现代经济研究在内的广义经济学的构思是弥足珍贵的，他的整个构思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由前两部分构成的《经济学大纲》也独立地成为一部系统的著作。在前一部分中，作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揭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在后一部分中，作者依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和体系，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并根据列宁《帝国主义论》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经济特征和基本矛盾，揭示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这部著作史料翔实，论证周密，通俗易懂，曾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李达同志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47]应该说，这本书也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过重要贡献。

此外，《货币学概论》也是20世纪30年代李达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里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指导，系统地分析了货币的本质、职能并批判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各种货币学说;同时，结合历史史实分析了信用与信用货币以及资本主义的货币体制，并联系世界资本主义货币危机的现实，分析了资本主义的金融恐慌和金本位制的崩溃。可以说，它是“中国最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一部专著”。^[48]它不仅标志着中国货币理论领域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部门经济学渗透的开端。就其理论的严谨和深度来说，即使放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水平上来衡量，这部著作也是高水平的。

四、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李达不仅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早在1928年，他就翻译出版了日本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20年后，他在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时，又撰写了《法理学大纲》讲义。为了赶写这部讲义，李达阅读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资料，根据唯物史观加以深入的研究。他以顽强的毅力，不分昼夜，不畏寒暑，挥笔疾书。盛夏酷热，臀部磨破，溃烂生疮，不能落座，他就用两个凳子架起扁担，支撑腿部，坚持写作。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写成《法理学大纲》。

这部法学著作1947年脱稿，由湖南大学分上、下两册石印，作为法律系的教材。可惜现只找到了上册。上册共有3编，12章，最后一章还不完全，但后来仍以《法理学大纲》作书名正式出版。在这部残存的著作中，李达论述了科学的世界观是建立科学的法理学的基础，它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论述了法理学的对象、任务与范围及研究方法;论述了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还用一整编的篇幅，重点剖析了上自古代希腊、罗马，下至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法理学流派，坚持用唯物史观划清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各派法理学的原则界限。同时，对各派法理学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析。他对各派产生的经济根源、政治背景及其提出的基本论点的论述，准确精当，翔实可靠;他对各派的历史发展及其相互联系的解析，条理清楚，脉络分明;他对各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公正合理，令人信服;他对各派的揭露批判，剔透深刻，切中要害。

李达在批判各派法理学时指出:“法律的本质，即是阶级关系，即是阶级性。而法律的功用，是保障特定阶级的经济机构的。”^[49]资产阶级国家对于国民所规定的自由和平等是以私产制为基础的，凡属侵犯私产制的一切自由和平等，国家是用权力去禁止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的本质，就显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大众的不自由，显现为资产阶级的平等与大众的不平等。”^[50]“近代的法律，在表面上是表现着公平的，但若深入的加以考察，所谓公平仍是立脚于不公平的基础之上的。”^[51]各派法理学的共同缺陷之一，就是站在不公平的基础上去求觅公平。他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双脚踏在奴隶的背脊上，大叫法律是正义，是公平。中世纪神学的法理学者，站在农奴制的基础上，宣称法律是正义，是公平。近代法理学者，站在工钱奴隶制的基础上，提倡法律是正义，是公平。所以各派法理学者所寻求的法律的公平，或正义，只是不公平中的公平，不正义中的正义。”“市民(即资产阶级——笔者注)的法理学，只是想把自己阶级的意志加入于统治万人的法律之中。他们的意志之根本的性质与方向，是受他们的阶级的存在之经济条件所决定的。”^[52]因此，超阶级的法理学是根本不存在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法理学大纲》出版以来，众口赞誉，正如一位著名的老法学家所说:“李达同志的《法理学大纲》是解放前写的，现在看来仍然是观点正确，内容充实，特别是里面的‘各派法理学之批判’，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没有人超过他的水平。”^[53]《法理学大纲》是一部充满革命和求实精神的法学理论著作，在我国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法学理论的专著。它具有开拓性，对我国新法学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李达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我国法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子。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指出:“我们不妨说，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李达曾受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副校长。在任职期间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指导工作，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不久，他就在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和中国政法大学作《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观》和《从共同纲领推测新宪法的轮廓》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全党和全国刚刚开展讨论时，李达就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特有的精湛造诣和巨大热情，连续发表了《谈宪法》、《学习宪法，拥护宪法》、《热烈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和《我国宪法是人民革命成果的保障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旗帜》等论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他又立即赶写并发表了《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以上这些论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和法律知识，论述了我国宪法的意义和基本精神，说明了我国宪法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考察宪法的方法。

关于考察宪法的方法，与资产阶级学者相反，李达认为“政治、法律等观点和政治、法律等制度所产生的来源，并不是要到人类头脑中去探求，不是要到‘观念’或‘理性’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的生活条件中去探求，要到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去探求”。^[55]这也就是说，考察宪法问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彻底划清与资产阶级学者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界限。

关于宪法的本质，李达认为宪法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他说:“宪法是完全具有阶级性的。宪法的阶级性构成宪法的本质。所谓全民宪法或超阶级的宪法，只是资产阶级愚弄无产阶级的胡说。”^[56]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律”，它与普通法律不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57]。

关于新宪法的意义和性质，李达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贯彻着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体现着“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58]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

关于新宪法的性质，李达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以社会主义民主制为基础的宪法。社会主义民主制不仅是宪法的基础，而且是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它“确实是一部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宪法”。^[59]

李达围绕着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所撰述的这些论著，是他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他的《谈宪法》所阐发的真知灼见，至今对宪法学界仍具有指导性。

五、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突出贡献与最后留下的珍贵哲学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李达去世前的17年间，他在主持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政，从事繁重的社会活动的同时，发表了100多万字的论著，其中影响巨大的是《〈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以及他去世后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

李达所著《〈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哲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成果。它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写成的。

众所周知，《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的两篇光辉哲学名著，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这两篇著作中，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因此，向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通俗解释、积极宣传这两篇著作，无论当时、现在还是以后，都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论》和《矛盾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相继重新发表后，李达立刻把宣传和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当做自己应尽的光荣职责。为了系统地解说毛泽东这两部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他勤奋钻研，力求深入浅出、准确无误地表达原著，常常工作到深夜。他患着严重的胃溃疡，有时痛得额上直冒冷汗，也未停止思考和写作。为了解说得更准确，他每写一部分，就寄请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看完《〈实践论〉解说》第一、二部分后，除了帮助修改还亲笔写信给李达，高度赞扬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60]在撰写《〈矛盾论〉解说》时，李达再次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帮助。毛泽东写信给他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61]李达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他的两部《解说》并不限于注释，而是联系实际作了创造性发挥的独立著作。作者引用大量的生动实例，以通俗的形式，全面地、准确地讲解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同时阐明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态度与方法，不仅帮助读者较深刻地理解原著，而且还可以启发读者注重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作者深刻指出，毛泽东哲学著作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反复强调“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除此以外还没有别的标准”，“我们是为实践而学习《实践论》，不是为学习而学习《实践论》”，学习《实践论》，“就是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立场、观点与方法，用以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指出它的发展规律，作为实践的指导”。^[62]这些精辟论述抓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本质特征，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

李达在两部《解说》中高度评价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科学价值和重要意义，认为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他着重指出，《实践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科学”，是“革命行动的理论”^[63]，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发展，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64]并说，《矛盾论》如同《实践论》一样，“同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65]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的理论收获，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

《〈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这两本通俗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名著，自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它是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良师益友，对推动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确实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今天，党中央号召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的两部《解说》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李达在晚年献给党和人民的最后一部有价值的哲学著作是《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受毛泽东的嘱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卷。从1961年到1965年，他抱病工作，为编写这本书贡献了晚年的全部精力和心血。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邀李达畅谈理论问题时，提到李达20世纪30年代写的《社会学大纲》现在也还有意义，要他找几个得力助手帮助修改重新出版。李达这时年迈体衰，除了原有的胃溃疡、高血压、糖尿病外，冠心病已发展到引起浮肿的程度，遵医嘱是理应休养的。但他毅然接受了毛泽东当面交待的光荣任务，立即中断休养，回校开始工作。他认为《社会学大纲》虽然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毕竟写作于30年代中期，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和我国革命建设的新经验，决心重新主编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从那时起，将近5个年头，李达奋不顾身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本书的写作上。每写一章之前，李达总是亲自研读各种材料，拟出提纲，跟助手们一起讨论。定稿时，他亲自过目，反复修改。遇到难题，他往往接连琢磨好几天。偶有所得，即使是深夜，也马上披衣下床，展纸促笔。他的手颤得厉害，写字极感困难，他还是一丝不苟地书写。李达幽默地说:“我这不叫写字，是刻字!”一位领导同志看到他这样吃力地工作，心里实在难受，心痛地劝他说:“李老，你这么重的病，总要休息一下吧，何必自苦若此呢?”李达深知自己年已垂暮，回答说:“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来日不多了，我还能为党做什么工作呢?就靠这支笔了。我这支笔不能停。哪一天我不行了，我就掷笔而去!”^[66]1962年冬，他患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经抢救才脱险，医生“命令”他要立刻停止工作，到外地静养。李达并不在意这些，只要病体稍适，就伏案执笔。1965年秋，上卷脱稿了。他立即用4号字铅印了100本送呈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并广泛征求意见，同时指导助手开始编写下卷(即历史唯物论部分)。他感叹地说:“人生70古来稀，我已经快80岁了，要赶快做!”^[67]但是，一场浩劫不仅使他完成全书的夙愿无法实现，而且连脱稿的上卷即《唯物辩证法大纲》也未看到正式出版，就抱恨终天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由其助手陶德麟教授根据他生前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于1978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37万字的专著，凝聚着李达一生中最后几年的全部心血，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部珍贵的哲学遗产。这部著作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系统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较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党性与科学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对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这部专著论述得深入浅出，文字精炼;概括了大量哲学史材料和自然科学成就。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

《大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各个原理时，不仅十分注意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以及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界限，而且也十分注意划清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论的界限。该书的第一篇集中地对这些问题作了比较完整、准确的阐述，使读者一开始就能明确地弄清这些原则的界限。

《大纲》根据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环绕着世界的本原这个根本问题，具体深入地阐明了辩证法的唯物论关于物质、运动、空间与时间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阐明了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基本原理。

《大纲》在论述了世界的物质本原问题以后，着重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这一部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力求准确地阐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同时，还力求做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阐明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大纲》用较大篇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首先阐明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问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一切唯心论、不可知论的认识论的对立以及同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原则区别，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是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68]

《大纲》在论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时，它不仅说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决定认识的内容，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而且系统分析批判了各种唯心论的真理标准。它认为，用什么标准判断认识的正确与否，“这是两千多年来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69]有以“圣人”的意见为标准，这是蒙昧主义，是迷信;有以“我”的意见为标准，这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有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标准，这同样是主观主义;有以“有用”或“效果’为标准，这是实用主义;有以概念的清晰与否为标准，这是唯理论;还有干脆否认任何标准，这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等等。所有这些主张的共同点，“就是把检验认识的标准放在主观范围之内，都是用认识去检验认识，都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70]因而都没有找到检验认识的客观标准。李达强调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71]

《大纲》还精辟地阐明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群众路线融为一体的重大贡献。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它包括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进行一切革命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其二是说，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是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72]而第二方面，即是认识论方面，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3]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完全科学地统一起来，不仅解决了必须依靠群众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如何依靠群众的问题”。^[74]

《大纲》最后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说明了真理的客观性、普遍性、具体性和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以及真理发展的道路。

李达的这部著作尽管是针对当时国内外思想战线斗争的实际和对各种反动哲学观点所作的批判，以及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所作的说明，在今天看来有些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但它仍不失为一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好教材。“在原理和范畴的阐述上，在对现成自然科学新成果的概括总结上，在对现代唯心主义某些时髦观点的分析和批判上，它不仅比国内同类教材有所深化，具有很高的专业学术水平，而且与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相应部分相比，也要深刻和集中。”^[75]正因为如此，许多高校都选用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作为哲学专业的教科书或参考书。这部书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

(原载拙著《李达与武汉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www.chuimin.cn)

【注释】

[1]参见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光明日报》1981年6月18日。

[2]杨献珍:《李达同志应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传记》(宋镜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3]《申报之最近五十年》，1923年2月。

[4]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京人文书店1936年版，第235、384页。

[5]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6]参见武达功:《李达著作历险记》，《湖北日报》1981年1月7日。

[7]袁锦翔:《无产阶级译界前辈李达》，《翻译通讯》1985年第6期。

[8]B.r.布罗夫:《李达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载《亚非人民》1986年第1期。

[9]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1年第4期。

[10]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杂志》1946年第9期。

[11]《湖南全省清乡总结报告书》卷三(中)，存湖南省档案馆。

[1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

[1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8页。

[1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0页。

[1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页。

[1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页。

[1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1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1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2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1页。

[2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1页。

[22]吕希晨、王育民:《中国现代哲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307页。

[23]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6页。

[24]吕振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

[2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8～559页。

[2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8～559页。

[2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

[2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4页。

[2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

[3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

[3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

[3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5页。

[33]《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

[34]《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369页。

[35]《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页。

[36]《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37]《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

[38]《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39]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40]《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41]《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42]《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43]《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44]《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45]《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46]《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47]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48]尹进:《李达〈货币学概论〉的写作前后及出版的伟大意义》，《经济评论》1991年第5期。

[4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页。

[5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0～731页。

[5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4页。

[5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9页。

[53]转引自何华辉:《立德立言，垂范后世——纪念老校长李达同志诞生九十五周年》，《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4]韩德培:《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55]《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页。

[56]《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2页。

[57]《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58]《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

[59]《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

[60]《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页。

[6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62]李达:《〈实践论〉解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00页。

[63]李达《〈实践论〉解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l页。

[64]李达《〈实践论〉解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0页。

[65]李达:《怎样学习〈矛盾论〉》，《新武大》1953年11月4日。

[66]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书林》1979年第2期。

[67]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书林》1979年第2期。

[68]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13页。

[69]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2页。

[70]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4页。

[71]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4页。

[72]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2页。

[73]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3页。

[74]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5页。

[75]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