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办学实践和教育思想-宋镜明自选集

李达的办学实践和教育思想

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达同志，不仅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担任教学和教育行政领导工作，长达40年之久。他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办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和教育思想，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创办上海平民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把培养妇女干部、领导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早在1921年10月，身为党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和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商定“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1]

为了创办这所学校，李达先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和稿费，租赁了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做简易校舍，接着添置了一批带椅凳的旧课桌，还买了几台织布机，当然还聘请了具有新思想的知名人士作兼职教员。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工作，我党领导的第一所平民女校，于1922年2月，在上海正式诞生了。李达亲自担任校长，他夫人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

上海平民女校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比较坚定明确的政治方向，它是为我党培训妇运干部的一所新型学校，同一切旧学校相比，它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学生大多来自平民家庭，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学校分设高级班、初级班，学生不多，包括现在知名的王剑虹、王一知、丁玲、钱希均等同志在内，总共约30人左右。初级班一般是年长失学的女子，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她们“有的是挣脱顽固家庭羁绊来求学的，有逃脱封建婚姻出来革命的，也有党员和革命者的家属”。高级班则吸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她们“都是不满足在官办或私人办的贵族女校受贤良教育，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来的进步青年”^[2]。所以，“平民女校虽窄狭简陋”，她们“却毫不在乎，反觉得自己有如出笼的小鸟，到了自由的天地，可以自由飞翔了”^[3]。学生有着为革命而学的强烈愿望。

第二，教员都是具有新思想的知名人士。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高语罕、邵力子、张太雷、刘少奇、恽代英、张秋人、施存统等，都为平民女校讲过课或作过演讲。在李达主持之下，“各教师所选的教本，都是适应新思想，又合于平民的”，教授法也极好，教员除了按规定讲解各学科之外，“每周还有两小时的讲演，由本校教员轮流主讲，讲的都是关于平民女子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学校是没有的”。^[4]

第三，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校特设一个工作部，内分缝纫、织袜、编织三个组，均由王会悟负责。李达非常重视工作部的工作，特此撰文，要求参加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切不可好逸恶劳、懒操作。”“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切不可倚赖他人或仰助学校。”并特别声明:“本校工作部是为一般愿作工读书的女子而设的，凡入工作部的人，都要靠自己作工维持生活”^[5]。

第四，理论联系实际，经常组织学生参加革命实践。平民女校的学生，在李达领导下，不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而且还要做支援罢工的工作。她们三五人一队，为罢工募捐，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

第五，组织法与贵族学校完全不同。因为“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总之，这不是贵族小姐们进行消遣光阴的地方”。^[6]因此，当年李达就著文高度赞扬说:“平民女校实是以前所未有的学校”，“的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了”。他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把平民女校等闲放过了”，“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7]

以上这些是早期李达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集中到一点，也就是为革命办学，以革命精神办学。

上海平民女校虽然为时只有一年，但它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所革命学校的诞生，反映了我党对革命教育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关怀与重视。它的学生在李达等同志的亲自组织、领导下，在这里初步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学习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开始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湖南自修大学学长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培养党的干部，毛泽东同志于1921年8月，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次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校长)。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同住清水塘，共同担负起培养党的干部，研讨马列主义的光荣任务。

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毛泽东同志亲任校董，何叔衡、李维汉、罗学瓒、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陈佑魁、陈昌、贺昌、贺尔康、姜梦周、夏曦、易礼容等同志都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

自修大学与官式大学不同，它是“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8]它要求打破地主资产阶级垄断学校的旧教育制度，使“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它强调学生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因此规定:“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思想，养成健全的体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9]，“目的在改造现社会”。^[10]这里孕育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李达在主持自修大学的工作中是切实贯彻了这一重要思想的。

自修大学设有文、法两科，以研究马列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当年，长沙《大公报》有篇《省城各校现况调查记》说:自修大学“纯重自修，除外国文外，皆无上课时间，各人自由研究或自由讨论”。学生“每人每日作读书录及填写作业本各一件。每月作文一篇。皆由学长考阅，以定成绩之良否”。

自修大学还附设有补习学校和法文专修科以及初中班，公开招生，为党培养青年干部。

李达主持全校教学，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11]辅导大家学习马列主义。此外，还给补习学校和专修科以及初中班的学生通俗讲解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史等基本知识，结合实际，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教学。他特别重视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亲自给自修大学的学友讲授《哥达纲领批判》，并把它翻译发表在校刊上。他还编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印发学员参考。

1923年4月，他和毛泽东同志创办了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李达任主编。刊物一问世，就受到国人注意，广大青年热烈欢迎。

自修大学是湖南革命的摇篮。李达作为学长和何叔衡、李维汉等同志—起，共同协助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党组织，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

“红色教授”

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强令解散后，李达转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和湖南大学法科教书，继续讲授唯物史观。他那时虽然只30多岁，但已是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了。许多进步青年慕名而来，认真地听讲。有的则是党组织专门选送去听他讲马列主义理论。当时在湖南大学工科学习的吕振羽，就是由共产党人夏明翰介绍去听课的。自此，青年时代的吕振羽和许多革命同志从李达那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他每次讲课都密切联系革命实际，并事先印发精心编写的讲义。为了进行合法斗争，瞒过反动派的眼睛，他把唯物史观题为社会学。一次，法科学长李希贤问他:“我看过你的讲义，这不是我们在日本学的社会学呵!”李达说“你讲的是老社会学，我讲的却是新社会学。”^[12]这部讲义，他题名为《新社会学》，1926年6月湖南现代丛书社正式出版时，定名为《现代社会学》。这是李达在多年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用文言文写成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事宜，代理恽代英同志任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到校后，他专任政治教官。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也应邀去那里讲授社会科学概论。

1927年3月，党组织要他返湘，与谢觉哉、夏曦、郭亮等同志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唐生智挂校长头衔，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育长，实际负责党校工作。

马日事变后，他隐居零陵乡下。后因湖南反动当局加紧搜捕，1927年9月，又秘密转至武汉，到李汉俊参与主持的武昌中山大学(今武汉大学)任教。12月，又潜往上海。

1929年上半年，上海法政学院三次请李达任教，他都未去。但是，当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通知他“这是党组织同意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前往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1930年秋，他又应聘到暨南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次年秋，该校历史社会系主任许德珩被解职，张庆孚要他接任。他知道这是地下党支持的，立即应允。李达同志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把大学当做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勇敢地对广大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他的讲课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外校外系的学生也常赶来听讲。当年在上海法政学院听过他的课的一位老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地说:“李达老师来上课时，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而且鸦雀无声。”“倘若有人发生骚扰之声是会立即把他撵出去的。”因为“有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在维护着一位在黑暗的年代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的尊严”。这位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一直怀念和感谢李达老师的，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他在我的思想上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老师。”^[13]

1932年8月，李达由上海转移到北平。在广大进步师生的一致要求下，从这时起至1937年6月，他应聘担任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还在朝阳大学等校兼任教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下，他坚持开设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课程，讲授社会学(即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货币学、西洋政治思想史、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经济方法论等，使这些大学的文法科讲台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阵地。他的自觉行动和勇敢精神是应受到尊敬的。当年，他和黄松龄、吕振羽、齐燕铭、侯外庐同志被进步师生誉为“红色教授”。许多老学者、老同志回忆，“他学识渊博，造诣很深，为人治学，堪称楷模。”^[14]“他语言简洁，没有废话。课后复习笔记，恰像读一篇精彩的论文。”^[15]他讲课态度十分认真，为人正直，很讲原则。他关心政治，猛烈抨击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华北事变后，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和平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反动口号，李达针对这个谬论，在课堂上公开讽刺说:“照这样下去，读书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读书，抗日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抗日了。”^[16]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投降主义的丑恶嘴脸。正因为这样，李达成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两校“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威信很高，学生不听校长的，而听他的”。^[17]

“七七”事变后，李达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还未到任就被解聘了。1938年2月，他才再次被聘为该校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1月，李达应冯玉祥之邀到重庆为冯玉祥本人和研究室其他人员讲授辩证逻辑。9月，他回到桂林，原拟回广西大学继续任教，因校长白鹏飞被撤职，李达因而失业。1940年秋，他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未满一年，又被国民党教育部直接电令解聘，不得不困居在家，足达五年之久。

1947年初，李达经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和友人李祖荫的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湖大当局惧怕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有意刁难，不准他讲授熟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而指聘他为法律系教授，讲授他不熟悉的法理学。在法理学讲授中，他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法律现象，以巧妙的方法抨击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本质，用李达自己的话说:“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18]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学校当局，对他规定三不准: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讲演，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并把他列入黑名单上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但李达仍然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在进步师生中，他享有很高的声誉，大家感到“他是一位可以完全依赖的老师”。^[19]

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大学的教学活动，是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于寻找出路的青年无疑是大有益处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地投身于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应当说这也是与李达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

综观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20余年的教学生涯，他不愧为无产阶级的“红色教授”，他忠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主持湖南大学校政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他是当时全国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他肩负着党和人民政府的重托，于1950年2月，雄心勃勃地来到了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湖南大学，决心“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为新中国造就各种合格的建设人才。

李达的教育思想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要为人民办教育，“不能为教育而教育”。他着重指出:一个教育工作者在阶级社会里，是有两极的，一个是联系反动，一个是联系人民。我们是为工农阶级服务，是为人民办教育，决不是为教育而教育。

二、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当时，李达以此作为办学的根本方针。他指出: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们的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公德。因此，要“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文学艺术作品”^[20]。他说，只有依据上述教学的根本方针，才能使我们所造就的人才，适合新中国的需要。

三、明确的办学宗旨。李达说:大学“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现在干部的任用，讲“德才资”，德就是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资也可以说是指的高级建设人才。德才资三者缺一不可，但“德是根本，没有德，才资都没有用，有时还有害”^[21]。

四、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学习，使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紧密结合。诚然，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但李达坚持“必须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说:“离开了爱国主义的精神，教的和学的都是空谈，不切实际，是人民的教育所不需要的”^[22]，因此，他主张“要把爱国主义思想贯彻到每一门课程中去。”^[23]不但政治课要贯彻爱国主义思想，其他任何业务课都必须贯彻爱国主义思想，所有各门学科的教学都力求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为了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还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单纯的技术观点是错误的，“仅会技术而没有政治认识，便不能发挥高度的工作热情、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当然，“要为人民服务，没有本领也是不行的”。^[24]所以，单有政治学习或单有业务学习，都是搞不好的，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二者不可偏废，都要搞好。

五、明确教学目的，改造教学方法。李达认为，教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教?为什么学?”教就是要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学也是一样。这就是人民的大学的教育目的。明确了教育的目的之外，还要解决“怎么教”、“怎么学”。^[25]过去的教学方法，是机械式的，是教条式的，这样的教学方法必须加以彻底改造。为此，李达提出:第一，要做到自学，集体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并以自学为主。政治课和业务课都要少上课，多给学生自学讨论和实验的时间。第二，要走群众路线。教师要相信学生，使学生尽量发挥高度的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在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原则下，互相帮助进步。第三，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无论政治学习或业务学习，如果理论不与实际相结合，就会流于教条主义。所以，教师教课要从实际出发，先要了解社会的需要，了解学生的实际要求及思想情况;学生学习无论自学讨论或听讲，不要仅仅满足于理论的了解，必须随时随地同自己的思想行动和目前的中国实况及世界情势结合起来。不能读死书，死读书，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应该死书活读，死书活用，精简不必要的篇幅，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灵活联系，并且加深对新鲜事物的强烈认识，把新思想新观点灌输到课程中的每页篇幅中去。第四，要加强教师与学生及教师间的相互联系。要改变教学脱节，各自为政的现象。

六、精简课程。李达认为，精简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在少而精的原则下，使教师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教材，使学生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预习和复习功课。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减少量，而是要提高质，归根到底，是为了使学生学得更好，教师教得更好，学校教育办得更好。因此，不必要的课程可以停开，重复的课程应该逐步集中或归并，有用的需要的课目必须加进去。

七、提倡学术研究。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学术研究空气，“要把提倡新学术的风气作为校风”^[26]，为此，要出版学术刊物，创办科学研究机构，尽量争取与各文化科研机关及各工矿企业部门技术合作，实行专题研究，以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水平。

李达以上的这些教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当年，他在湖南大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进行旧教育的改造和新教育的建设的。

首先，他紧紧抓住思想改造这一中心环节，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组织领导全校人员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实践论、党史和时事政策。他亲自动员，带头讲课，并主编社会发展史讲义。同时，还组织师生参加抗美援朝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通过这些措施，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基本上划清了敌我界限，划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为牢固地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为完整地贯彻党的教育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达在狠抓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以极大的努力大抓课程建设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学校取消了含有毒素的课程，添设了政治理论课，成立了教学研究部、院系教学委员会和各学科教研组，使教学计划化和组织化，实行教员间的集体备课和师生间的共同讨论，开展学术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并且对某些课程作了必要的精简，使各门课程和各系的培养目标密切配合，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提高了他们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在党的领导下，李达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湖南大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初步走上了轨道，面貌焕然一新，使它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型大学，改变成为人民的新型大学。

就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次会议批准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校长正式到校任职。为了把武大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他坚决依靠学校党委，团结全校师生员工，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大事:(www.chuimin.cn)

一、坚持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

李达认为，要办好高等教育，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是不可能的。只有师生员工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才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才能把学校办好。因此，他一到校首先就亲自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并兼任主任，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当年暑假，他率领政治理论课教师上庐山备课，亲自审阅政治课教学大纲和教师讲稿，指导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改革。他还亲临教室听课，帮助教师改进教学。随后，他又创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组织教师、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他亲自拟订教学计划，遴选任课教师，指导备课，并亲自担任哲学课的讲授。每次授课前，他将写好的讲稿印发给大家，然后针对大家自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武大的一些老教师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他教的。为了培养高级理论人才，1956年9月，他又重建了武大哲学系，亲自兼任系主任，亲自写讲稿、编教材，为学生讲哲学。他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办系的根本指导思想，要创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系，要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学派。为了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1959年2月，学校又成立了以李达校长为首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4个教研室，并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兼任各教研室主任。这在全国是首创。

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1955年，中央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李达认真贯彻执行。他反复强调:“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关键在于教师树立全面负责的思想。”^[27]他要求教师教书育人，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能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他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真正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后，教育事业有了新的进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思想以及社会活动过多、生产劳动过多、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等。对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党的教育方针，李达同志是积极拥护并力求正确贯彻的。在他看来，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而对于“左”的错误，他一再提出严肃的批评，认为“拔白旗，插红旗”、师生“打擂台”、让学生编讲义、“放卫星”这样的“革命”是“胡闹”;认为“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要学习科学、相信科学;认为“学生尽搞劳动，大学就不会成其为什么大学”!为了及时有效地纠正“教育革命”中“左”的错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他提出要努力改善师生关系，尊师爱生;要认真读书，又红又专;要使教学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要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干部要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1959年2月，李达在首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重申“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号召全校人员“为把我校建成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和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基地而奋斗”。5月，他主持召开以讨论教学为中心内容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就教学中几个原则性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与科研、生产劳动的结合中，学校教学是中心，应把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经常放在首位，一切教学必须按计划进行不得随意变动;在师生结合方面，教师起主导作用，要保证教师有充分的读书时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活动。他很重视学生的学习质量，曾多次反复强调教师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务必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养成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还要加强外国语文的教学，要注意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正确指导。

1961年，中央颁布了《高教六十条》，李达衷心拥护，坚决贯彻执行。他要求各系主任主持教学，总支书记不要总揽教学行政大权，“要恢复教学秩序”，“恢复各项规章制度”，“要重视基础课，要由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28]

1962年以后，随着教学秩序和规章制度的恢复，他又提出“师资水平同教学要求有矛盾，这是根本矛盾，要赶上，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9]培养和提高师资是当务之急，是学校能否办好的关键。他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师资问题，殷切“希望各系主任找点有培养前途的教师，以三至五年为期，十年八年在学术界出现几个有地位的，把中级骨干充实起来”^[30]。他非常关切地说:“武汉大学在国家大学中占第几位，我很注重这事，有人说我们是第五位。要努力迎头赶上。”^[31]

三、坚持双百方针，开展科学研究。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李达从来都十分重视。他认为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既是教学机构，又是研究机构。它除了搞好教学之外，还必须与各种科研机构及建设部门密切配合，发挥重点大学在国家科研中的重要方面军的作用。为了推动全校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他总是大力宣传和切实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号召全校教师向科学理论高峰迈进，并要求“各系主任，拿出六分之四的时间带个头，向学术方面进军”。“希望三至五年之内，十年、八年之内，涌现一批名教授，要培养一批人才出来。”^[32]他是学校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者，也是模范实践者。他要求带研究生，为培养科研人才作出榜样。他还亲自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积极开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并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四、重视人才、爱惜人才。

办好学校的基础在于有没有一批能胜任教学与科研的人才。李达从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深感人才的重要。他常说:“要办好学校，就要有几个名教授，办好一个系，就要几个拔尖的人”^[33]，也就是要有学术上的带头人。因为“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34]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学水平，“是反映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成品、出人才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必须把师资提高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把它“列为学校的中心工作之一”。^[35]为此，他特别注意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广开才路，到处招贤纳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充实学校师资队伍。他不仅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大胆使用和提拔有作为的中青年教师，而且非常尊重专家教授，经常登门拜访，促膝谈心，征求办学意见，对他们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努力创造条件，帮助配备科研助手，生活上多方照顾，充分发挥每个专家、教授在学术上的带头作用。

总之，李达同志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为把武大办成名符其实的国家重点大学，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他以自己的心血、智慧和勤奋的劳动，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之一，我们要认真学习李达同志的办学实践经验和教育思想，切实把武大办好，努力把教育工作搞好。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作了个别文字的调整)

【注释】

[1]《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第2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王会悟:《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平民女校》，《妇运史研究》1981年第1期。

[3]王一知:《走向革命》，《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4]王会悟:《入平民女校上课一星期之感想》，《妇女声》第6期，1922年3月5日。

[5]鹤:《说明本校工作部底内容》，《妇女声》第6期，1922年3月5日。

[6]沈泽民:《这不是慈善事业》，《妇女声》第6期，1922年3月5日。

[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8]《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

[9]分别参见《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

[10]分别参见《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

[11]《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

[12]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13]东方既白:《缅怀李达老师》，《光明日报》1978年11月5日。

[14]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光明日报》1981年6月18日。

[15]尹进:《鹤师早年在北平教学二三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16]紫虹:《我所知道的李达老师》，《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7日。

[17]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18]尹世杰:《忆李达同志》，《新湘评论》1979年第5期。

[19]紫虹:《我所知道的李达老师》，《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7日。

[20]李达:《湖大人的工作方向》，《人民湖大》1950年4月13日。

[21]李达:《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人民湖大》1950年10月7日。

[22]李达:《在学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湖大》1951年4月23日。

[23]李达:《本期教学与行政工作的总方针》，《人民湖大》1951年10月8日。

[24]李达:《校长报告全文》，《人民湖大》1950年4月19日。

[25]李达:《在学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湖大》1951年4月23日。

[26]李达:《本期教学与行政工作的总方针》，《人民湖大》1951年10月8日。

[27]《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扩大)》，《新武大》1956年1月14日。

[28]李达:《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22日)。

[29]李达:《在第九次校务委员会上的讲话》(1963年4月29日)。

[30]李达:《在理科系主任汇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

[31]李达:《在第九次校务委员会上的讲话》(1963年4月29日)。

[32]李达:《在理科系主任汇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

[33]参见《湖北日报》1966年6月3日所载《武大战斗报》编辑部文章。

[34]李达:《在文科系主任汇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7月4日)。

[35]转引孙祥钟:《深有启示的几次谈话》，《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