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在建党时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李达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播火者之一。当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者一道，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促进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宝贵贡献。

一

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李达同志早期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贡献。

李达是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及时而系统地传播到国内来，1918年秋至1920年夏，他专门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内容的三本书，即《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这些书于1920～192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其中《唯物史观解说》一书至1936年重版了14次。李达在“译者附言”中说:“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凡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人”，“至少非把这本书读两遍不可”。他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以后也多次再版。李大钊同志发起的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曾把这本书列为重要的学习文件。《社会问题总览》全书分三册，488页，约21万字，这是当时学习科学社会主义一部难得的好书，自1921年4月印刷发行至1932年8月，共出11版。

建党前后，李达还翻译发表了《唯物史的宗教观》、《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女性中心说》、《社会主义的妇女观》、《日本政党改造之趋势》等译著，特别是发表了《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的中译本。

为了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坚定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李达特地译述了长达377页的《劳农俄国研究》一书，全面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工运、农运、妇运等情况，“是书专述俄国劳农主义经过之原委，对于俄国革命之历史，劳农政治之特质及其组织纲要与社会文化设施的方法，解放妇女之原由，均叙述綦详。读之，不仅明白劳农制度之现状，且可了解劳农主义的宗旨之所在”^[1]。

此外，李达主持的我党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仅在一年之内，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15种，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其他3种。

当时，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被反动派诬蔑攻击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被认为是“非法”的，随时都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但是李达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不顾身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党的初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直接被译成中文的为数不多，因此，他的不少译著和他主持出版的马列全书和康民尼斯特丛书，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必读的启蒙书和教科书。这对于启迪革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非常有益的。

二

作为我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达同志撰写了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论著。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研究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李达为什么要着重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呢?这不仅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关系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败。而且，也是由于斗争的需要。五四运动前后，近代新思潮传入中国的，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混杂着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团主义及合作主义，等等，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纷至沓来。特别是1920年冬至1921年初，研究系的首领和骨干梁启超、张东荪之流，追随罗素大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诬蔑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断言中国将来只能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我国思想界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要求共产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及时作出正确的解说，以便澄清思想理论上的大是大非，使中国革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

李达刚刚踏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行列，就抱着极大的热情，在国外就向国内比较进步的报刊上投寄并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用他当时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简要说明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目的，力图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相同的，并对那种张冠李戴的假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作了初步的批判。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假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的基本问题，也是革命人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李达在《马克思还原》、《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系列论文中，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

李达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有关原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旗帜鲜明的解说。他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组织自由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2]“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3]，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否定几千年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实行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李达考察社会主义时，不仅把它看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且把它看做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奋斗的现实的运动。李达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4]

为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李达还把科学社会主义看做是无产阶级一个十分完备而严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在概述这一理论时，把“马克思主义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归纳为如下七条:

“一、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三、人类的历史(注:自有阶级以来)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四、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六、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产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5]

以上七条，比较完整、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所以，李达把它当做“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并得出结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6]。他还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着重指出:“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首先根据他的唯物史观学说，说明社会革命的发生及其经过;根据他的剩余价值学说，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崩坏;根据他的阶级斗争学说，说明无产阶级推倒资本阶级的方法及其手段。”^[7]他的这些精辟概括，给追求革命的人们提供了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李达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的观点，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达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南，对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谴责张东荪一类“走狗学者”，指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8]他以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篇代表的文字”为“最有力的论敌”，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战斗檄文，向研究系的整个反动理论体系发动“全面攻击”。他批判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谬论;驳斥了所谓中国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谰言;揭露了所谓“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本质;论证了世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历史趋势。李达着重指出，在“万国竞争”的中国，企图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来竞存于世界，“不免是空想”，“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9]“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10]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实质问题，从根本上驳倒了基尔特社会主义。

在人们被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潮弄得眼花缭乱、真假莫辨的情况下，在反对研究系贩卖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以主将的姿态参加了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以及对假社会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伪社会主义者的欺骗，帮助先进知识分子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义，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是有重大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的。

三

李达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着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起来革命。那么，什么叫做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根源、目的、步骤、手段是什么?这是当时革命青年迫切希望回答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问题。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马克思还原》、《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论著中，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李达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意思”。^[11]即破坏和清除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现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旧的社会形态的变革。他又指出:“社会革命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行的革命。”^[12]即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

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李达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写道:“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13]任何社会形态的变更，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是生产力和财产关系的冲突，遂变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无产阶级为自谋生存起见，就发生了阶级的觉悟;由阶级的觉悟演出阶级的斗争”^[14]，因而爆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著名原理。据此，李达指出:“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15]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李达认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步骤，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准备时期”;“第二是夺取政权时期”;“第三是发展产业时期”。“这三个时期是社会革命必经的历程。”^[16]他强调指出:“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实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17]夺取政权后，在发展产业时期，必须“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18]这不仅在实际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基本原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

关于社会革命的手段，李达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要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概括的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19]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他分析比较了议会政策、工会运动和直接行动三种不同的具体手段，指出，议会政策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20]“无产阶级的议员要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21]工会运动也“不能算作社会运动唯一的手段”^[22]，只有“直接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23]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24]李达强调指出:“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即政治的统治权——笔者注)，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25]通过上述各种手段的分析比较，他得出结论，要采用农劳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26]

对研究系分子鼓吹的“温情主义”政策，李达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指出这种主张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只是“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27]他说，“劝诱”资本家“宽待劳动者”，无非是“使劳动者安如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28]

李达还坚决地驳斥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深刻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丧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29]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市场。但李达对这种错误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李达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正确论证，以及对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极大地帮助中国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划清了革命与改良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李达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阐发。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无不集中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现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也是如此。他们大肆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高唱“废除一切强权”、“废除一切政治”，攻击十月革命是“抹杀个性”、“滥用强权”，是“独裁专制”，极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批判这种反动思潮，李达写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还原》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长文。他指出，各派无政府主义都“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30]“只有个人主义”才是构成无政府主义反动世界观的基础。他还指出，“无政府共产社会”是“空中楼阁”^[31]，不要中央集团是“蔑视时间空间的空想”^[32]，“绝对自由”、“绝对平等”是根本不会有的。通过这样击中要害的批判，从而剥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

李达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首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他援引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指出:“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33]据此，他批驳了所谓“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谬误，指出必须区别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他认为，说资产阶级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国家是可以的，若说无产阶级国家也是特权阶级的国家那就不对了。“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好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的国家，就不免是独断了”。^[34]

第二，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李达引证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的一段话:“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明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专政。他又引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的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据此，他明确提出:“资本阶级的独裁只能变为劳动阶级的独裁政治。”^[35]即资产阶级专政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

第三，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职能和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前一切类型的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李达指出:“劳动者专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行的革命的强力的国家。换句话说，所谓劳动者专政就是劳动者的国家。”“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阶级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36]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李达认为至少有三种:一是“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敌人”、“要对抗资本主义的敌国”。^[37]二是“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定社会主义的根基”，“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38]三是“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39]。

他还认为，“典型的劳农会共和制度”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适宜的政治形式。

第四，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以及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证统一。

李达根据列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道:“一切民主主义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没有一切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说的，而对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则是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对资产阶级说的，而对人民则是民主的。“所以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即劳动专政)要努力把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打破。”“资本主义虚伪的主张一切阶级的政府，而在事实上却是一阶级的政府。所以劳动阶级的革命也率直的组织劳动阶级的政府，以期实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40]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是根本对立的，而无产阶级的专政制度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则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

李达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于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避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侵蚀，纯洁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使我们党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有着深远的意义。

五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李达不仅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也研究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是建党时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重要理论刊物。他撰写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和《评第四国际》等文，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代表作。

李达注意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解决中国建党中所遇到的问题，对为什么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党，都作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那么，李达探讨过哪些重要的建党思想呢?

首先，阐明了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组成独立的革命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李达从事建党活动一开始就强调了这个基本观点。

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坚定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方有胜利之可言。1917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1871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41]又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42]他由此而得出明确的结论:“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尤其重要。除非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43]可见，李达对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其次，指明了党的性质和党的领导作用。

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领导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理，也是建党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李达非常重视建党的这一根本思想。(www.chuimin.cn)

第四国际混淆阶级与政党的界限，不赞成无产阶级有独立的政党，对此，李达指出:“‘阶级’与‘政党’并不是一样的东西。”^[44]“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作指导人。”“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决不能从有产阶级手里，从那班昏迷的领袖们手里解放出来的。”^[45]他反复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46]这就表明，李达对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是正确的。

再次，明确了建党的指导思想。

与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李达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47]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

复次，提出了建党的宗旨、党的纲领和目标。

李达明确指出:“国际共产党联盟(按:共产国际)的主旨，就是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他满怀豪情激励共产主义者说:“现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就是这个国际共产党。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呵!我们望着这个目标前进呀!”^[48]毋庸置疑，共产国际的宗旨，也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个宗旨进一步说明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纲领是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最后，提出要以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为榜样来建立中国共产党。

为了建立列宁式的共产党，李达认为，必须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他强调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相标榜，但实际上“马克思的真面目”被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湮灭殆尽了”，^[49]第二国际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完全堕落变质。只有伟大的列宁才“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50]。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只能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列宁那样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李达关于建党的论述，同当时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同志所阐述的建党思想一样，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理。它不仅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同志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并且比较完整、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同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一道，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道路。尽管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像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也未曾正确地解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革命步骤等问题，但瑕不掩瑜，建党初期这种难以避免的缺点，决不能抹杀李达同志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大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固然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关，但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胜利成果。李达同志就是他们中的重要一员，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积极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他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出了卓越的思想理论贡献。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作了个别的文字上的修改)

【注释】

[1]《申报之最近五个年》(1923年2月)。

[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224页。

[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65页。

[1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65页。

[1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1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1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1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1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1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233页。

[1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1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1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2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2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2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2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2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2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2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2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2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2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3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

[3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3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3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3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3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3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3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3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3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4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41]《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4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4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4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4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4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4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4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4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5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