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宋镜明自选集》评析

评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

陈独秀在其早期即五四时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不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还是传播马列主义，乃至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炮制的书刊里，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一出场就被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当像列宁对待早期的普列汉诺夫那样，作出公正的评价。

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和主编《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为其开端的;他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率领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展开了最猛烈的进攻，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最先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战斗口号。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发表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文章:《敬告青年》。强调中国需要“改弦更张”，认为中国的封建旧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几千年，已经一文不值。他大声疾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1]号召青年“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2]希望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3]他明确指出“科学与人权(按:人权即民主)并重”^[4]，从而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战斗口号。

民主与科学是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对立物。关于民主，陈独秀写道:“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破坏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5]关于科学，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6]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当时，民主简称德先生，科学叫做赛先生。陈独秀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7]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8]在新旧思潮的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他不可调和的坚决态度。

在民主的旗号下，陈独秀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的专制政治，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他抨击专制主义的国家是“民奴的国家”，是“伪国家”，称赞近世国家是“民主的国家”，是“真国家”，^[9]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10]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在科学的旗号下，陈独秀尖锐地批判了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宣扬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说:一切宗教家所尊崇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11]指出:“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12]强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13]

陈独秀当时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虽然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一般的自然科学的范围，但是，他所提倡的跟过去洋务派与维新派所提倡的“新学”已大不相同。他是站在新旧势不两立的立场上，主张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中学”，实现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民主自由与个性解放，无疑这对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是起过巨大作用的，对中国革命以后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第二，站在打倒孔家店的前列。

反孔与尊孔是五四前后新旧思想斗争的焦点。孔子学说是两千多年来封建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是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奴役人民的精神支柱，历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而民国以来袁世凯的称帝，康有为的反对共和及其他封建复古主义者的罪恶活动，都是打着尊孔的旗号进行的。对此，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班新人物，响亮地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呼声，对孔教儒学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1916年9月，保皇党康有为致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拜尊孔教，写入宪法，极力鼓吹以孔孟之道为立国的精神。陈独秀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彻底驳斥了这班复古分子的反动主张。

陈独秀认为帝制与孔教是不能分离的，提倡孔教也就是为了复辟帝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有为推尊孔教，主张民主国之祀孔，正像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一样的荒唐，所谓孔教会、尊孔会，皆为复辟党，“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14]戳穿了尊孔派的反动实质。

陈独秀反复论证了儒家三纲的伦理原则同西方自由平等的伦理原则，是绝对相反的东西。他说“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15]提倡孔教，必拱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指出: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输入西洋式之“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6]

陈独秀指出了儒家伦理道德，是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最大的精神枷锁。他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己属人之奴隶道德”，^[17]号召人们打碎精神枷锁，摆脱奴隶道德，完成个性解放，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陈独秀还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合作为立论的中心，进一步鞭挞了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所“垂示”的是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的是封建时代之政治，“所心营目注”的“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18]孔子之道，根本“不适于现代生活”，因此，“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19]

陈独秀坚决主张“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20]这种勇于打倒孔家店的战斗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和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一起所进行的反孔斗争，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革命，打翻了被历代反动派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政治思想基础，冲破了几千年来的思想牢笼，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三，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

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又一重大贡献。

1917年2月，陈独秀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著名文章，提出了文学革命的纲领。他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响亮地提出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1]强调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于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22]这样，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就不只限于文体而涉及了文学内容的改革，并把文学革命明确地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联系起来了，因此，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要激进得多。

陈独秀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的态度是坚决彻底的。他主张“革故更新”，反对“朝代鼎替”，认为“代圣贤立言”之类的封建旧文学，与“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式的老八股，“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23]都要统统推倒。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我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24]

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是力图把宣扬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为适合于传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新文学的第一人。“当日若没有陈独秀……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25]在陈独秀的倡导下，《新青年》发表了许多抨击封建旧文学的论文，并展开了文学改革的热烈讨论。“五四的代表人物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对从前君临一切的封建文学及其表现形式的文言给予了一个致命的打击，而把中国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排斥的、接近或比较接近人民生活和人民语言的文学作品放到了正宗的地位……这样就使中国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获得了革新而更丰富、更生动了，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成绩。”^[26]文学革命在思想界中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将新文化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

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前，虽然就其性质说，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缺点，它对中国历史文化所采取的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这个运动也没有能够同实际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但它决不是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回光返照的灯花，而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已点燃了的引线。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它燃起了启蒙运动的火炬，并发展成为现代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郭沫若同志曾指出:“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27]陈独秀则是发布这个总动员令的司令，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导者和主将，当时深受毛泽东同志和五四一代青年的崇敬。陈独秀曾被誉为“学界重镇”，^[28]毛泽东同志赞扬他为“思想界的明星”，^[29]特别爱好陈独秀的文章，把他当做心目中的一个“崇拜人物”^[30]。因此，陈独秀的名字和新文化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不仅反对了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唤起了人们的民主主义的觉醒，而且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向往未来的热情，在思想上准备了迎接十月革命的条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宣传者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和参与主编的《每周评论》等杂志上，亲自撰写和连续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列主义、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所刊载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通讯、报道，共有137篇之多。而在《每周评论》上，陈独秀仅用六个半月的时间，就为它写了165篇，其中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大多是1920年以后写的。他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宣传者。

陈独秀在1919年已经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有了明显的增长。随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从1920年初夏起，陈独秀则由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其主要标志是，他接受和宣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武器，开始观察和考虑中国的乃至世界的问题。陈独秀于1920年3月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揭露了这种反动理论掩盖下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许多事实，指出它的实质就是“掩护资本家底偏见。”^[31]论证了私有财产制度的不合理和科学不发达，乃是产生人口过剩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了改造社会制度和发展科学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同年5月1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通俗地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和劳动者应是社会的主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着重指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应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同一天，又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并尖锐地指出:“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32]号召工人阶级要为争得政治上的统治权而斗争。

这些事例说明陈独秀在接受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在1920年显然是跨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仍在继续前进。他朝着马列主义方向继续前进的过程，也就是同各种反马列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陈独秀作为李大钊同志的援军，对胡适改良主义进行了再批判。他扼要地阐明了办实事和主义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驳斥了胡适的所谓“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论调。他指出，现在有一班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其实，“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都是不可知的”。所以，“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33]他宣传了暴力革命的观点，指出要解决妇女、青年、劳动这一系列问题，一点一滴的改良办法是不行的，“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34]

在社会革命问题上，陈独秀还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所谓“普遍选举”和“议会政治”的修正派观点，他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地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武器”。^[35]他坚决反对修正派的议会主义政策，认为无条件地加入议会，就是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和资产阶级同化”，“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他强调说:“象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36]他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翻身求解放，只有自己造成新的强力，“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用阶级战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37]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的论战中，陈独秀实际上发挥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他同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拥护者一道，坚决驳斥了梁启超、张东荪的种种谬论。为了发动对假社会主义的批判，他将当时正反两方面的文章、信件编辑在一起，题名《社会主义讨论》发表在《新青年》8卷4号上。在这些文章中，他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强调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对立，揭露张东荪等人“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38]陈独秀戳穿了张东荪的所谓“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的谎言，指出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39]后来，他在《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中，更是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充分论证了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40]由此而引起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二是生产无政府状态，“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41]因而引起“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必然的现象”;^[42]三是资本制度必将引起国际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就必然大大动摇和削弱国际资本阶级的基础。于是陈独秀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引起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43]他不仅从经济制度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而且还从国家政治制度上，阐明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不可避免地也要被社会主义政治所代替。他说:“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照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44]

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也是由陈独秀发起的。陈独秀同无政府主义作了顽强的斗争，在斗争中捍卫和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45]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46]我们决不能像无政府主义那样反对一切强权，“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47]陈独秀还认为，中国的劳动者要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而“权力集中是革命手段中必要条件”，“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48]他痛斥了所谓“绝对自由”的论调，指出:“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49]无政府主义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陈独秀在这些论战中，尽管还没有很好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但他同当年的许多共产主义者一道，基本上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些无疑是很正确的，也是极可宝贵的。

陈独秀为传播马列主义所进行的活动，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他由民主主义者基本上转变成了马列主义者，二是他影响了五四一代青年，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当我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下，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对于这方面的兴趣和发展，陈独秀的助力也不小。在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我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陈的坚持信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转变时期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更大。”^[50]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在当时最有声望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一样，则是这两者结合的桥梁，为党的建立作了重要准备，成为党的创始人。

陈独秀由民主主义者基本上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就较多的注意到了实际斗争，并逐渐懂得了工人阶级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组织起来。他说:“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斗争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来掠夺的好机会……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51]组织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也就提到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议事日程上。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威分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经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人，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讨论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接着由陈独秀联络，写信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北京、长沙、武汉、东京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小组则是陈独秀到了那里以后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山东共产党小组则是北京小组派人去帮助建立的。

上海和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标志着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并为两者的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在陈独秀的组织领导下，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这个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从此，《新青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马列主义宣传，开展了对各种反马列主义流派的批判，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刊载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材料。同年11月，又委托李达同志创办了秘密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共产党》第一号《短言》(即宣言)，号召中国人民“用革命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指社会主义)”，^[52]这个宣言，可以说是我党第一个纲领的雏形。《共产党》月刊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红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深受各地共产主义者的欢迎，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53]

在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作为党的后备军而建立的。此后，又办了外国语学校，为党培养干部。

为了加强对工人群众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陈独秀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发起组，又着重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出版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的通俗的马列主义宣传刊物。它创刊于1920年8月，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阐明劳动创造世界的意义，解释了剩余价值的原理，揭露了资本家的剥削实质，指出了工人争取解放的道路。这种通俗刊物是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极好工具。

二是创办工人夜校。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委派李启汉同志，在小沙渡开办了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这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直接结合的有效形式。

三是组织上海机器工会。这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工人阶级第一个工会组织。在工会筹备过程中，陈独秀和工人一起，商订《机器工会章程》。在筹备会召开时，他又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殷切地希望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陈独秀的言行，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工人们约请他为工会名誉会员，还推举他为筹备会经募处主任，负责筹备成立大会工作。在陈独秀的关怀、指导下，上海机器工会在1920年11月正式成立了。工会的成立，给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开拓了一块新阵地。

随着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陈独秀又及时地提出了关于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那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呢?陈独秀对当时世界上两个最有影响的政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了详细的分析比较，他得出结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挂着马格斯派招牌的修正派”^[54]，“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55]他指出中国要建立共产党，就不能学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要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则是:要使“共产党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56];要“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57];要“承认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58];此外，还要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要实行委员制，反对党魁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组织无纪律。陈独秀所提出的这些主张，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的，对党的成立和建设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由于上海发起组和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便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陈独秀参加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诞生。

陈独秀未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决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由于他在五四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陈独秀是五四时期国内知识界中最著名的两大领袖之一，他的革命思想影响了五四时期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青年。其中有一部分先进分子，是在他的引导下参加共产党的。甚至可以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是由他组织起来而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当选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就是必然的了。过去，在一些人中间，由于全盘否定了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回答陈独秀当选党的总书记的问题，最后，只好归咎于“党的幼稚”，似乎是党找错了人。这种解释，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应予以纠正。

总之，陈独秀在早期对革命对党的贡献是重大的。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宣传者和热烈拥护者，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还必须指出，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接受了马列主义，但在他的思想上，还存留着不少旧民主主义的观点。虽然，他也曾主张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但并未认真付诸行动，更没有很好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没有注意在斗争中自觉改造世界观。虽然，他在口头上也承认“劳工伟大”，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英雄史观，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发展，便逐渐成了陈独秀以后走向右倾机会主义道路和跌入取消主义泥坑的思想根源。然而这毕竟是以后的事情。我们认为，陈独秀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劳去掩饰其后期的错误，也不要以他后期的错误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劳。对于陈独秀早期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地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宋镜明、马建离，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

【注释】

[1]《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5页。(www.chuimin.cn)

[2]《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6页。

[3]《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页。

[4]《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页。

[5]《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页。

[6]《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页。

[7]《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63页。

[8]《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62页。

[9]《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3页。

[10]《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3～54页。

[11]《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30页。

[12]《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0页。

[13]《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67页。

[14]《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67页。

[15]《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62页。

[16]《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11～112页。

[17]《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5页。

[18]《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21页。

[19]《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7～48页。

[20]《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3～134页。

[21]《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6页。

[22]《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9页。

[23]《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8页。

[24]《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89～90页。

[25]《胡适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198页。

[26]周扬:《发扬五四文化革命传统的战斗精神》，《人民日报》1954年5月4日。

[27]郭沫若:《文化革命之回顾》，《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26页。

[28]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29]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30]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31]《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42页。

[32]《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31页。

[33]《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06页。

[34]《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24页。

[35]《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5页。

[36]《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3页。

[37]《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47页。

[38]《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35页。

[39]《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66页。

[40]《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76页。

[41]《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76页。

[42]《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82页。

[43]《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85页。

[44]《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9页。

[45]《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6页。

[46]《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46页。

[47]《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49页。

[48]《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94页。

[49]《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46页。

[50]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51]《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69～70页。

[52]《共产党》月刊第1号《短信》。

[53]毛泽东:《给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新民学会通讯集》第3集。

[54]《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7页。

[55]《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6页。

[56]《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28页。

[57]《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7页。

[58]《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