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日渐常新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堪称为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不仅明确提出并在理论上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中国化的问题，而且率先在实践中，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总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于新世纪我们党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出并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为之英勇奋斗。但在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总是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这种倾向曾盛行一时，且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正是从革命屡遭重挫的惨痛教训中，从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探索中，毛泽东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内，他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1.提出了马克思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毛泽东就十分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注重实践和调查研究，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个别词句，总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创新。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多次尖锐而深刻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在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特地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郑重而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实际上，这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雏形。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翌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1956年9月，毛泽东同参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共产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3]这个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1938年毛泽东提出的，但到建国初期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同当年不提“毛泽东思想”一样，可能是为了避免误认为带有所谓民族主义的倾向，也是为了不让苏联和斯大林产生误解。其实两种提法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无论是党的文献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就恢复了原来的提法。为了研究的方便，就通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超出了一般性的经验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过艰难曲折道路之后所达到的认识上的升华。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2.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要“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4]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才能实现其伟大作用。如果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经验，不研究中国的特点，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成为抽象的空洞的东西。他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5]只有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的人，才是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6]

第二，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7]即是说，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在这个国度里，虽然无产阶级有很强的战斗力并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但由于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欧洲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就要解决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保存其精神实质，而具体形式、语言表达都应使之民族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它也才能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但是，“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在内容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相结合，尽管这是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而且在形式上还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即吸取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营养。

第三，要“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9]即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就是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而应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10]，“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1]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2]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3]在毛泽东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4]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和主要标志。

综上所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将中国的实际经验加以提炼，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同时还要赋之以民族语言形式，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用来指导中国的实践。

3.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艾思奇曾说过:“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是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15]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盛行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损失。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抗战开始后，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成为能否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为此，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

《实践论》围绕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全面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论证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文中着重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基本观点。”^[16]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践第一”的科学命题，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既然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而中国的革命的实际又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并在急剧变化，那么，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说老祖宗没有也不可能说的新话，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矛盾论》以较多的篇幅着重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说:“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17]“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18]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不了解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去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的特点，只会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因此，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为什么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毛泽东最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4.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学风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阐释，从一般意义上说，学风指的是学习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学风问题集中表现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强调:“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9]因为，党的学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坚持何种思想路线，从而关系到党能否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的大问题。

长期以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主观主义的态度，即教条主义的态度和经验主义的态度。虽然这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思想方法的本质是一致的，即都“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20]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其基本特征的。这种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21]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2]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23]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务必精通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找出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惟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发展，革命事业才能胜利。“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24]毛泽东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反复强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胡锦涛指出:“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25]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正是因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党和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26]“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27]接着，“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28]我们党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并建立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不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

1.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国情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大地上，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当时的中国，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虽然落后、却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俄国。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受帝国主义分割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民族，“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的一个任务”，即“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29]而“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30]这就决定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的历史经验，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的最杰出贡献就在于，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而周密地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科学总结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这个产生在欧洲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论，有了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正确认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科学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规律，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革命道路，总结了主要在农村和战争环境下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三项革命的基本经验，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并最终走向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邓小平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31]

2.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对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不能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作出了科学回答。列宁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2]在论述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时，他还明确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33]他还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剥夺剥夺者”;通过合作社的形式使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同时他还指出，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否则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并积累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经验，加之有利的国际形势，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依据民族资产阶级有愿意拥护宪法和党的领导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以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定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互助合作形式以及由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过渡的形式，使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写下了新的篇章。

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一味求纯等问题，但改造的顺利完成，从基本方面说是健康的、正确的，从而使我国进入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34]

3.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中国化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毛泽东是伟大的、坚定的、不倦的探索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率先带领全党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在理论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第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

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在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苏共20大的召开，这个问题更是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为此，毛泽东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强调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必须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独立思考，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35]正是本着这一原则，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而丰富的理论成果。

第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原则。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及时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6]。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这就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来了。

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7]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他认为，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38]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39]他还曾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需要100年，或更多的时间。这就为后来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根据他的思想，我们党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也是根据他的提议，我们党确立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为我们党后来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命题，指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还把“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作为安排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后又搞资本主义”，要允许处在非法状态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场”合法化，变成地上的合法雇工，可以开夫妻店，也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可以20年、100年不没收，甚至提出可以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在分配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他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在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体制方面，他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分权给地方和企业，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主张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期通过加强人民民主，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40]他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41]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障。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目标，即要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思想，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宣布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他还提出了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他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主张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42](www.chuimin.cn)

毛泽东提出和阐明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富于独创性，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始于毛、成于邓”。

哲人虽逝，精神永存!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所体现出的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最宝贵财富。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中国化的事业也不会完结。沿着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不断前进，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引导社会前进，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宋镜明、吴向伟，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6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15]《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25]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2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页。

[2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页。

[2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页。

[2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3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33]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35]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3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3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3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3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40]《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

[4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42]沙健孙:《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