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

2024-06-2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国际上也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为了澄清国际舆论，回击西方敌对势力的诽谤攻击，我们党也必须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三要从根本上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彻底肃清来自“左”和右的严重干扰，就必须发挥历史决议的权威性。

论邓小平对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之一，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党的发展壮大和国家的统一富强作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重大贡献。其中，他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的言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就是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倾向的集中体现。另一种是右的倾向，极力贬损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因而，如何消除党内外这种思想混乱状况，彻底清理“左”的错误和右的干扰，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正确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国际上也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传媒不断散布我们党的拨乱反正是搞“非毛化”运动。为了澄清国际舆论，回击西方敌对势力的诽谤攻击，我们党也必须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二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就是要冲破“左”的思想牢笼，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质是竭力维护“左”的错误，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这就严重阻碍了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进行拨乱反正。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牢笼，邓小平敏锐地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怎样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的问题。他还未恢复工作之前，就率先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批评了“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的职务。7月21日，他在这次会上再次着重讲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针对会上仍有人大讲“两个凡是”的情况，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3]又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4]其矛头所指是显而易见的。

在“完整的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统领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经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理论上实际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而立即引起了“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支持和拥护者有之，非难和反对者更有之。非难和反对者主要来自当时党中央的一两个领导人。他们无理地指责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正当这场原则分歧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尖锐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强调说:“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他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6]。这篇讲话，极大地支持和推动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或讲话，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和新闻界也积极行动起来，踊跃参与。这场讨论，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它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7]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这场大讨论在“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中，开始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真正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找准了重要的突破口。邓小平的雄才大略为此立下了头等大功。

三

要从根本上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彻底肃清来自“左”和右的严重干扰，就必须发挥历史决议的权威性。

这个历史决议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简称。讲历史决议的权威性，“应包括两条，一条是组织的权威，一条是科学的权威。这两种权威的结合，才是最大的权威”。^[9]为促成历史决议的通过，实现历史决议的最大权威性，邓小平为历史决议的起草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

早在1979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一直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这段时间邓小平集中抓的一项中心工作或主要工作，就是指导历史决议的起草。“他先后十六七次约见中央负责同志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阐述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意见，对如何写好《决议》进行了精心的指导。”^[10]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地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指导性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11]他强调指出:“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12]事实上，邓小平最关注的也是这一条，他反复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3]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4]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摆在了这“一代人”之中。其实，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他就郑重地讲过:“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5]他认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6]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要把毛泽东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毛泽东思想的长远指导作用写清楚。对毛泽东的错误的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7]邓小平早就坚定地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18]1979年1月，他在回答外国有人谈论中国“非毛化”问题时说:“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19]后来，到了1980年10月，邓小平更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0]

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历史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他每看一次草稿，就指出哪些部分大体可以了，哪些地方还没有实现或没有很好实现最初提出的指导性原则和总要求。他提出的修改意见中，讲得最多、最深刻的还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由于邓小平卓有成效地、坚持不懈地悉心指导，从而保证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历史决议稿子在正式通过以前，曾多次提交集体讨论。这个“好稿子”的整个结构、重要论断和提法无不坚持了邓小平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指导原则和意见。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历史决议郑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1]历史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22]号召全党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这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重新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取得的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精心指导、悉心研究的结果，是全党民主讨论和中央科学决策的产物。它“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决议，是有科学权威支持的组织权威，有组织权威支持的科学权威”，^[23]是邓小平对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关于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精辟论述，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行动，不仅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也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最根本的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此外，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邓小平关于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许多精辟论述，为我们研究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

(全国高校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压缩稿收入《邓小平与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www.chuimin.cn)

[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9]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10]《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