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现实指导的意义

邓小平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之一，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重大贡献。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批评和纠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充分显示了扭转和把握历史舵轮的胆识、魄力和本领，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论述，主要在1977年到1981年这四年多的时间。以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为界，大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批判“两个凡是”，及时而有力地支持和推动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要的突破口，冲破“左”的思想牢笼，打碎精神枷锁，提出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后一阶段，在继续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侧重点转为以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为契机，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从根本上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然，两个阶段不可截然分开。

一

早在“文革”前，就存在着神化毛泽东，以非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又鼓吹“顶峰论”、“天才论”等，更是把他们的造神运动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目的是打着被其割裂、歪曲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推行其极“左”路线。粉碎“四人帮”后，党和人民的绝大多数强烈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极“左”错误，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质是竭力维护“左”的错误，继续推行“文革”的理论和路线。这就严重阻碍了全党纠正“文革”的错误和进行拨乱反正。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既清除“文革”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又真正地捍卫毛泽东的旗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不得不首先解决怎样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问题。他率先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指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解决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邓小平论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完整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因其各个观点、原理、方法之间都有内在联系而构成了科学的体系，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不能断章取义地割裂和歪曲。因此，邓小平认为，绝对不能用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去代替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把握。他着重讲了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用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还强调，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2]他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工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他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3]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要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内容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4]这样说，丝毫不是排斥人民群众对于杰出人物的尊敬。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神化领袖人物，搞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5]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包括其他许多人，或者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阐述和补充、丰富和发展，或者用毛泽东的观点说明了新问题，或者与毛泽东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在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方面的贡献最大，是最杰出的代表，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正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集体智慧的关系的论述，对于全党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6]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判“两个凡是”派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7]同年9月，他又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8]邓小平概括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指出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归根结底是用中国语言表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深刻而全面地揭示毛泽东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

第四，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因而，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与新的实际相结合，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我们就会因为思想和行动落后于实际而陷入僵化。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9]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因此，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将是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他还说:“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10]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11]

总之，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述，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了断章取义地、教条式地、僵化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这样，就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不仅为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恢复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了如何做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问题。

二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这次会议揭开序幕。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迅速展开，由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逐渐被否定，如何评价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凸现出来。例如，1980年2月在平反刘少奇冤案的过程中，有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也有人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又如，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有人乘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之机，在北京搞所谓的“西单民主墙”，在上海搞所谓的“民主讨论会”，掀起了一股“非毛化”的逆流;在国外，一些西方媒体不断散播我们党的拨乱反正是搞“非毛化”运动，认为中国将开始“非毛化”时代。与此同时，在党内，包括一些高层领导干部，提出不少贬低甚至完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见。这种情况在1980年10月至11月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草稿过程中尤为突出。对这种情况，老革命家黄克诚表示“很忧虑”，认为有些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可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已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着眼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局，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一系列讲话、文章中，特别是在领导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既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坚定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大公无私的宽阔胸襟。他对毛泽东功过论述的基本点是:

第一，论述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原则和科学态度。首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在历史决议起草工作开始时，邓小平反复强调，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和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因为毛泽东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他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2]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般的思想流派，它“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3]“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4]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15]

其次，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讳言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的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邓小平反复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16]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既要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又要指出他的错误;既要分析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原因、后果、性质，又要讲清楚他应承担的责任。这样才是“恰如其分”。正是坚持了上述原则和态度，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对毛泽东作出了科学的评价。

第二，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7]邓小平密切联系党的历史，论述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如果不是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还指出，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即使在晚年犯错误时，他仍然关注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对于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18]为了说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邓小平根据陈云的提议，主张在起草的历史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并单列为一部分，从对党的历史全面回顾中，反映和展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为全党所接受。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也有缺点和错误。“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19]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具体的指出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并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是不算小的政治错误。但是不能以此认为毛泽东的功过可以等量齐观，甚至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从他的一生来看，尽管他同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20]应该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第三，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然反映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有人根据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有人则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是真理，甚至不愿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有人说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针对这些错误的说法，邓小平说:“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21]他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22]为此，他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23]这种区分，既有利于正确认识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有利于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四，强调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他坦诚地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24]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他还以政治家的胸怀，主动为毛泽东分担责任。他说:“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25]邓小平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政治勇气，是他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第五，分析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原因。关于错误的性质，邓小平强调了两点:一是不要讲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为“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的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26]所以，他认为，“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27]二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严格加以区别，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28]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则利用了毛泽东的这个错误，其目的是阴谋夺权。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关于错误的原因，邓小平明确反对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他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29]因而，搞清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固然有个人的原因，如，因胜利了他不够谨慎，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等。但是“制度是决定因素”。他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0]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其教训是深刻的。对毛泽东错误原因的分析，其主要目的在于吸取教训，开辟未来。

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述，体现了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对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在1979年到1981年，邓小平集中抓的一项中心工作或主要工作，就是指导历史决议的起草。“他先后十六次约见中央负责同志和起草小组的负责同志，阐述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意见，对如何写好《决议》进行了精心的指导。”^[31]以他的基本思想为指导起草的《决议》，于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它“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决议，是有科学权威支持的组织权威，有组织权威支持的科学权威”，^[32]是邓小平对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贡献。

三

邓小平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领导全党，既反“左”，又反右，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事情本身。他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最根本的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是必须普遍遵循的。但它的有些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或丰富、补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八十多年来，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是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在新世纪新阶段，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和历史责任。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邓小平曾经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丢，一定要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如果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党和国家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无数革命先烈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就会被断送，资本主义就会复辟。邓小平反复讲，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动乱，就不可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必然会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当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着极大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因为现在确有一些人不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们打着西方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不仅鼓吹经济的私有化和政治的多元化，而且极力鼓吹思想的自由化。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者任意修改和曲解。他们“迷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流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漠视甚至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十分重视的倾向性问题，绝不是细枝末节，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33]我们必须树立忧患意识和阵地意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既要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西方的理论和思潮”。^[34]

邓小平又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5]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会生根、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创新成果。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2004年4月29日，胡锦涛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次，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邓小平关于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许多精辟论述，为研究我们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这里所说的科学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就是客观公正的方法和态度。研究党的领袖的功过和党的历史的是非，一定要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功过是非必须分清，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必须否定的东西。既不一笔抹杀，也不文过饰非。邓小平强调指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36]他还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37]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38]“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39]“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40]“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41]“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42]对过去党史上的事情要做个基本的总结，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43]邓小平说得多好啊!他的论述，完全符合历史，符合实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他们的根本利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党史研究者要以邓小平关于研究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人物的科学的方法为指导，加强党史和党史人物的研究，求党史之真，究党史之实，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宋镜明、吴向伟，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www.chuimin.cn)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9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01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1]《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32]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33]陈奎元:《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

[34]陈奎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4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