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与中国革命建设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具有完全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归根到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理论成果的飞跃。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当然是毛泽东，但它又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凝聚着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全党的集体智慧。

毛泽东自从1938年10月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后，第二年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所达到的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党总结长期革命实践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据此，毛泽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党的建设、哲学等方面写了一系列的论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

延安整风期间，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贯穿着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认识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需要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以恰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1941年3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并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942年2月18、19日，他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与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的理论与策略“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评价。

与此同时，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也在讲话和文章中对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作出了正确的评价。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刘少奇和周恩来因故缺席外，与会同志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型、典型”;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有了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并善于用其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同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一文，明确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指出“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陈毅为纪念七一写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之文中，还明确指出毛泽东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并把它概括为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策略问题，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五个方面。1943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欢迎会的演说中，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的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泛指机会主义——笔者注)思想。”时隔两天，王稼祥也在此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从此，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实际上已开始成为全党统一使用的概念。同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这就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充分肯定，是同延安整风运动息息相关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意义。经过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经过11个月对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讨论和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思想进一步达成共识，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2]“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3]决议表明，全党已经公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4]

党的七大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总纲中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七大最光辉的成就，是我党24年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七大党章最突出的历史特点。

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0年1月经作者同意改名为《论党》)中，广泛汲取了整风以来的研究成果，高度集中了全党集体智慧的精华，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阐述。其主要内容是: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刘少奇发展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此前王稼祥等人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界定，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他明确指出，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三、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5]这样科学界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为后来对毛泽东思想更加完整、准确的概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6]这也就是当时称之为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论的主要之点。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特色。从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基本内容的概括中，他突出地强调了这一思想理论的三大特色:一、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发展的科学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而不是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思想。只有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补充、完善、发展，它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并且“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7]这就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特征，不仅“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理论系统中的‘正宗之位’”，“把它同狭隘民族主义理论区别开来”，^[8]而且也“把它同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区别开来”。^[9]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三、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10]而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11]理论上的创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源泉。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刘少奇坚定而明确的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最大收获与最大光荣。它已经指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并将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继续指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过去有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倒退。”^[12]他进一步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显然，在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刘少奇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达到了那个时候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但是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写在党的旗帜上，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和人民在多次失败和胜利的比较之后，在长期革命实践的检验之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和对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之后所作出的必然的历史抉择。

二、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指导中国革命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之后，更是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大踏步前进。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经过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挽救危亡，反抗阶级压迫，曾经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不懈斗争，惊天地，泣鬼神，表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许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呕心沥血，苦苦求索一条条通途，设计一个个方案，力求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改贫穷落后的局面。从林则徐、魏源倡导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洪仁玕为争取“与番人并雄”，探索西方国家的富强之道;从冯桂芬的博采西学，郑观应的宣传采英、德之制，立议院、振工商，到康有为、梁启超提出“采鉴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变法图强措施;从孙中山倡导“效法欧美”，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他晚年提出“以俄为师”，追求建立“最新式的共和国”……一次次的探求、改革、维新、革命都未能成功。令人深思、促人猛省的铁的事实是: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革命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都失败了。自从中国进入了近代以后，无论是谁，把“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夫子重新请出来，救不了中国;把西方侵略者的“上帝”改造成农民的“天父上主皇上帝”也救不了中国;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武器库中找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救不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它，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13]

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是必须普遍遵循的。但它的许多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丰富或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人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学说。按照恩格斯的话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列宁更尖锐地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5]他又说: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6]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国情根本不同于欧洲国家，在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是“独特而复杂”，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现成结论或照抄照搬国际革命组织的指示和别国的经验，都是无济于事的，甚至会把革命引向歧途。这已由我党成立后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解决中国化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详细的分析。其后，毛泽东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析了农村和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从而抓住了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农民问题，说明了国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指导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入农村。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下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针对中国的国情，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革命应遵循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这些理论探索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同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7]中国的革命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人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等，透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而中国革命也开始逐渐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挥，走上独立探索的道路。

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之成为具有完整内容的理论体系。经过延安整风对全党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之后，这一思想终于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这个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中国革命的探索、指导与经验总结，是理论提炼和实践指导的互动过程。从大革命失败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对党内“左”、右两条错误路线的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的领导摆脱教条化;从长征的胜利，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策略原则的确定，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一直到克服根据地困难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无不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把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总结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5年，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更是进一步指导着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内战爆发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以及国民党政权的覆亡，这一系列过程中，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而毛泽东思想也继续得以发展。

《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更是从国体和政体上直接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克服了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强大物质力量。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邓小平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18]同样，“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9]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和经验就在于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结果。为夺取革命胜利而捐躯的无数先烈，将永远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崇敬和怀念。在长期奋斗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三、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进一步指导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基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不费一枪一弹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其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同样是因为有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这期间有过种种曲折和错误，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毛泽东思想也在新的社会实践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并且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0]“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相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1]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国体和政体的基础，理论和政策的基础。而且毛泽东进一步清楚指出，通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然后有步骤地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22]也就是说，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国体和政体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政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也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过渡时期的理论指导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是怎样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却没有现成的答案。马克思和列宁虽然论述过关于过渡时期的问题，但是针对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认为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积累物质力量，是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个过渡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共产党就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愿意拥护宪法和党的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既成功地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又通过和平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创造性地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成功的改造。1956年底，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没有付出任何社会振荡的代价，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23]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为马列主义过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宝贵经验。

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思考，指导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基础。(www.chuimin.cn)

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初，由于经验的缺乏，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随着这种模式弊端的暴露，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要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并且论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党的“八大”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并提出一系列与这一主要任务相适应的方针政策，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执政党必须和急待解决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总结了国内国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一方面，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提出了两类矛盾的理论，为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种种政治经济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更是一直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时期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成为执政党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尤其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一理论对国家治理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是一个“左”倾急躁冒进思想影响的问题，也涉及到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1959年到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反思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24]这一思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在实践上中止了“大跃进”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躁冒进行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理论上，成为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起点。

发展生产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26]在1957年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是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虽然毛泽东本人后来偏离了这一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视无疑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此外，毛泽东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独立自主与向外国学习相结合，以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无疑也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纵观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思想始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尽管由于经验的缺乏和各种因素的干扰，有过曲折甚至严重失误，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各项基本原则仍然得到了坚持并且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指挥的结晶。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如果说改革开发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则是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经过艰苦的探索，总结出适合中国实际的独创性理论和科学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成功地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同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也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和发展。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思想仍然将发挥着重大的历史作用。

(宋镜明、闾颖，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

[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8]石仲泉:《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6页。

[9]石仲泉:《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7页。

[1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37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1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23]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