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及宋镜明自选集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它的含义包括:第一，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不能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经验，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第二，要带有民族特性，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要有新的理论创造，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而应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1]。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而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2]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并且学会运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求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是要读的，并且必须读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次重大历史关头所取得的胜利都是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相联系的。如在民族解放战争最紧要的时刻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第一步就是组织干部和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和规定的文件。中央先是组织中央一级干部研究党的历史文件，中央书记处编写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2册，8个部分，共560篇文章。然后，在全党普遍开始整风之后，又编印了《整风文献》，规定了22个干部必读文件，其中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讲学习”是一个大前提。“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3]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搞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增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另外，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时，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4]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当做无所不能的死教条的做法。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它的基本原理，最重要的是学会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5]。这就要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区分开来。邓小平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6]。这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就是按规律办事，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惟一正确的态度。“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7]联系当前实际，要求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和新世纪面临的三大任务，以应对加入WTO为切入点，以转变思想观念、拓展发展思路、改进工作作风为重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8]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

列宁强调，“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9]。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又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0]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需要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

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者结合的关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的实际，这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党领导革命首先应回答的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应当怎样革命?这一答案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在对象、任务等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俄国明显不同。中国特殊的阶级关系，决定了在革命领导者、动力等方面的特点。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决定中国革命在道路的选择上将与俄国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性，决定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艰难性和长期性。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但并不是所有的论断都适合中国，更没有一套现成的完全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简单地照搬已有的理论和外国的经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强调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然也要求实践活动的独立自主，不受既有教条或先入观念的影响。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灵魂的组成部分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之路。1956年，面对国内外复杂情况，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混乱与迷惑，我们党内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这就是:“我们从苏共二十大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针对这一命题，毛泽东破解的答案就是四个字——独立自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积极寻找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艰辛探索，虽历经波折，可谓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最终使我们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通衢。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实践过程中完成的，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应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力量之源。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可以提出一系列亟待作出理论回答的重大问题，在实践活动中能够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也同样进行着有益于理论前进的创造活动。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革命的主角是人民群众，某些所谓的领导者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1]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战争，正是依靠这种思想的指导，依靠开展全面的人民战争，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正确政策的制定和有效执行，都是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结果。理论创新决不是关在研究室、办公室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理论和群众的关系，最终只能使理论创新之源枯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能用本本对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颐指气使，而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去发展本本。群众路线既是党的优良传统，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三、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防止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反对主观主义错误

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壮大的表现，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分析、解决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由于外在环境和党内认识的复杂性，党内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12]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在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不断飞跃的伟大成果。

在理论上，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其实就是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割裂了两者的关系。“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13]教条主义“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14]党的早期革命过程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这种教条主义集中表现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还是进行具体的革命行动的时候，总是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听命于斯大林等人的意见。这种教条主义的结果已经由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历史做出了很好的说明。严峻的形势使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领导的建议进行理性反思，同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革命理论的积极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教条主义危害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沉痛教训，认识到在斗争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教条主义盛行的20世纪30年代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5]毛泽东承认“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他坚决反对凡事拿“本本”、凡事照“本本”的教条主义做法。他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与革命实际相结合，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反对本本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的开端，从此，中国革命逐步进入理性自觉的轨道。

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经验主义。“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16]犯经验主义的同志虽接近部分实际，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保守、狭隘、目光短浅、难以辨别是非。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经验主义的影响虽不如教条主义明显，但可以说在不同时期总是部分地存在。经验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同样不重视全面的调查研究，不从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而从主观愿望出发，把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做全局，带有主观片面性。

在实践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在政治领域就表现为“左”或右的错误。反对错误倾向，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基本原则之一。党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可以说，党是在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巩固和成长壮大起来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红军长征中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抗战初期王明的新右倾投降主义以及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1957年及其以后逐步形成且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革”的全局性错误，每次“左”或右的错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持续时间不同，所造成的危害大小也不相同，但其错误都有着相同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归结起来，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就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怪，并且两者很容易转化，因此我们应从客观实际出发，有什么反什么，强调既要防“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防“左”。“左”或右的倾向都是坏的，并不是“左”比右好，“左”右都是立场、方法问题，危害性都相当的大。我们党反倾向斗争的历程表明，当适时、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时，我们就有所收获，我们的事业就有所前进。从具体方法上讲，我们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要着重思想教育，弄清错误的内容及产生的原因，不要着重于追究个人责任，更不要靠政治运动搞过火斗争;在反对一种倾向时，要特别注意和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总而言之，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点”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世纪，反对“左”或右的干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要求我们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7]这里的关键是掌握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善于把其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论述。这是我们当前改进学风所必须正确解决的重大问题。积极探索，求真务实，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实践无止境，理论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作为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成果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指导我们事业前进的理论武器，又必将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需要，更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在这一方面做得怎么样，既是衡量我们主观努力程度和自身素质高低的标准，更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www.chuimin.cn)

(署名宋镜明、徐能武，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注释】

[1]张静如、鲁振祥:《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日报》1995年7月25日。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5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4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1页。

[9]《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10]《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1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