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首次理论飞跃

2024-06-2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所达到的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党总结长期革命实践和建党实践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种情形下，不仅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而且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感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科学理论给以恰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于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才逐渐提出。

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把革命引向胜利之途的理论。毛泽东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故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称之为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则是另一回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二年，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地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所达到的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党总结长期革命实践和建党实践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据此，毛泽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党的建设、哲学等方面写了一系列的论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在这种情形下，不仅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而且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感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科学理论给以恰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于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才逐渐提出。

延安整风期间，党的许多领导人在讲话和文章中，对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1943年7月，为了纪念党诞生22周年，党的领导人纷纷撰文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其中最有影响的文章有两篇。一是王稼祥在《解放日报》7月8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该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二是刘少奇写的《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不仅称颂领袖毛泽东“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1]而且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刘少奇强调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泛指机会主义——笔者注)思想”。^[2]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3]也就需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4]这就从新的高度，把当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提法，在文章中已呼之欲出。”^[5]这是刘少奇从1943年3月参加党中央核心领导之后，为宣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不懈努力的第一步。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破除教条主义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总结历史经验阶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特别是经过11个月对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讨论和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思想进一步达成共识，正如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6]从而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和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重要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7]，“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8]

党的七大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刘少奇对阐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这充分体现在他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0年1月更名为《论党》)之中。

刘少奇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成因、内涵、主要内容、特点和意义的阐述却是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对毛泽东伟大功绩的评价也是最高的。

关于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刘少奇代表党和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站在历史的新高度，郑重指出:毛泽东“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伟大领袖”^[9]，“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10]他也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11]，“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12]，创立了“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3]，“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14]刘少奇就是这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上，充分地阐明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

那么，对毛泽东思想的成因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的分析呢?我们不妨先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5]刘少奇也许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还来不及引用这段经典名言，但是，他懂得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的科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产物，更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革命理论。所以，他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累了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16]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刘少奇发展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此前王稼祥等人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界定，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他坚定地指出，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三、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17]这样科学界定，既抓住了毛泽东思想实质性的东西，“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理论系统中的‘正宗’之位”，“把它同狭隘的民族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又“把它同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区别开来”，^[18]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本质特征，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理论的革命与建国的内在统一性。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对毛泽东思想更加完整、精确地概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早在1942年7月1日，陈毅在纪念文章《伟大的二十一年》中就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且指出毛泽东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翌年，如前所引，刘少奇也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汲取了党的集体智慧，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作出了符合当时实际的概括。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19]这也就是当时称为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的基本点。

毛泽东思想有什么特点呢?从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的概括中，他突出地强调了三点:一是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昭示全党，毛泽东思想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发展着的科学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思想。只有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补充、完善、发展它，它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并且“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20]这就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是必须普遍遵循的。但它的许多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丰富、或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人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学说。列宁更尖锐地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21]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国情根本不同于欧洲，在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是“独特而复杂”。这个问题的解决，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现成结论或照抄照搬国际革命组织的指示和他国的经验，都是无济于事的，甚至会把革命引向歧途。这已由我党成立后曲折发展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解决中国化的问题。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22]只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我们党就是这样，以毛泽东为主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创造，也是它的根本特点。三、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艰巨的事业”。^[23]而毛泽东思想是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24]理论上的创新，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源泉，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泉，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刘少奇着重指出“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25]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当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因此，七大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26]

诚然，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存在的必然反映，它是党的集体多年寻求和酝酿的结果。同样，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而写在党的旗帜上，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和人民在多次失败和胜利的比较之后，在长期革命实践的检验之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和对党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之后所作出的必然的历史抉择。但是，在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刘少奇却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达到了那个时候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是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最有权威的论述。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这些论述还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理论飞跃。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成熟的标志。刘少奇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的主要副手，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对党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对推进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此后，他继续作出重大贡献，尤其是他对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执政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所作出的富有成果的探索及其提出的真知灼见，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理论大厦构建初步的新框架，并同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一道，共同吹响了党史上的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前奏曲。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注释】

[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页。(www.chuimin.cn)

[5]石仲泉:《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5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1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