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早宝贵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陈增辉1989年10月28日,江泽民在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李大钊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的最早宝贵贡献,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这样,李大钊就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2024-04-04
关于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在中共党史上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否等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构建的?有何伟大意义?这些问题是应当进一步研究清楚的,这种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党的历史和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理论的认识和掌握。
迄今为止,在某些理论教科书乃至党史著作中仍然没有明确指出我党有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更没有加以具体深入的论述,往往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等同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失之偏颇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有位资深专家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科学命题。90年代初,有的年轻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十年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这就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其实,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已经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当作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重要的内容之一。只是限于历史条件对它未能加以展开说明,现在有了充分的条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加以系统的阐述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
在中共党史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
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前者是主要的,后者也是不可或缺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主要是指党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对象、任务、动力、领导和前途的理论,也包括革命道路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提出始于大革命开始高涨时期。1925年1月,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四大以后,特别是经过“五卅”运动,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暴露,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深化。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都先后发表文章或讲演,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特别是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同期发表的《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章,集中了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设想,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到达胜利,建立资产阶级的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准备条件。”[1]这些设想,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系统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这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不仅自己发愤攻读,精心钻研,而且号召全党高级干部三年读40本马列著作,并且联系实际,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问题,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造。他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科学的研究,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系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理论。其基本构建主要包括:
第一,关于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和对中国革命历史特点与基本规律的把握。
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最基本的国情,从而规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2]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两大矛盾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这一最基本的国情,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3]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第二个革命过程。毛泽东深刻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4]这两个革命必须衔接,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还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虽然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它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这些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的精辟分析,奠定了整个新民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基础,是这个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的深化。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包括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基本解决,但最终解决并使之理论深化则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
关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5]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6]
关于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动力,除了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还有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基本的动力。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7]中国革命要胜利,工人阶级“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8]
关于革命的领导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按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去完成,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和妥协的特性,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而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毛泽东说:“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9]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关于革命的性质。中国的特殊国情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0]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1]
关于革命的前途。中国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12]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13]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完备。
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大国”、“今日”三个方面的条件出发,得出“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结论,他在全会所作的结论中,更明确地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农村、后占城市,当做整个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坚定地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4]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此后不久,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着重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为了坚持革命而不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为了准备积累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决战,“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15]至此,中国革命道路的完整理论得以成熟和完备。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自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关于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概括。
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6]他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同样,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发展、巩固,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17]三大法宝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和领导者增强自身领导能力的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当然,必须懂得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使之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18]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不仅懂得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丰富内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而且妥善解决了如何保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在这三个方面制定和实行了正确而具体的方针、政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武装斗争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论述非常丰富和深刻,它不仅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规律的认识,而且大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党和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基础上系统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武装斗争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基本框架。诚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肯定它是完全必要的。但它并不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全部,就是说,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唯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并非等同于完整的新民主主义论。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防止和纠正观察问题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才不会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成客观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成森林;才能尊重客观实际,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历史和党的新民主义理论。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如何建设新中国和向社会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基础的理论”。[19]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与此相关的两个基本思想: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20]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21]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
第二,经过民主主义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一定要经过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肯定地指出:“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22]但是我们目前阶段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建立民主主义的制度。“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23]
由上可见,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科学概念,也没有对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全面的阐述,但毕竟首次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社会”,并且明确指出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以民主主义社会为中介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因此,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两文,自然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初步形成的标志。
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并对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社会阶段的基本纲领进行全面阐述的是《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著作充分说明了党对于建设新中国的全部见解,并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成熟。毛泽东继《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两文之后,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以下新的思想观点:
第一,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着重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4]可见,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第二,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纲领。
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25]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这个政权的构成形式。毛泽东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26]
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要适当发展那些不能操纵国计民生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私有财产;“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27],建立和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个合作经济。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私人经济三部分组成。其所以还要适当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28]后来,毛泽东在七大书面政治报告中进一步解释道:“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9]
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30]
毛泽东在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之后,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总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31]所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描绘了蓝图,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使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经过民主革命之后,既能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又能避免走西方那样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着的科学体系。在后来的实践中,至少有以下几点丰富和发展了原来的思想理论。
第一,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容。(www.chuimin.cn)
第三,更加完整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为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第四,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除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五,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32]
第六,把新中国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这些都丰富、补充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发展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理论飞跃的重大成果的体现,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为集中代表。这一科学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颇具中国特色,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恰好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随后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从而实现了这一理论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第二阶段所要达到的社会主义目标。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标志。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但并没有拘泥于现成的结论,它针对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情况,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政治概念和理论原理。
首先,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它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问题,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稳步地实现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其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概念。表明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在战略思想上提出领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而使阶级力量的对比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低纲领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在某些方面画上等号,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罕见的。
再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设计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一是不实行当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使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三是给民族资产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参政、议政之权;四是在条件成熟时再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创造,是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
最后,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适合我国情况和革命传统的一种国家制度,它既解决了国家政权归谁领导这个根本问题,坚持了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权,又能更好地团结和发展革命同盟军,使全国人民都感受到自己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人。同时,“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将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职能明确地表达出来,使人们对这个政权的职能更易于了解和接受,避免了片面性。实践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提出是科学的,也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并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衷心拥护和接受。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发展。
(原载《湖南省纪念建党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19]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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