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理论实践|宋镜明自选集

2024-06-2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胜利是息息相关的。为此，很有必要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番认真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时期。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动员最广、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威力最强而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它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毛泽东在理论创造上的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各个方面的理论都成熟、完备了。毛泽东所撰写的著作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现今收集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中的159篇文章中，其中有73篇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另外，还有111(188——笔者注)篇文章，收入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和第3卷——笔者注)。抗战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紧接着写成的，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都是1938年5月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也只相隔一个月。人们常以“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来颂扬毛泽东在理论造诣上的成就，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和完备。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正式写进了七大党章的总纲之中，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最伟大的思想理论成果。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胜利是息息相关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组织和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发展和胜利。为此，很有必要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番认真的研究。

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光辉实践

(一)发动全民族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9日，毛泽东同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做奴隶的前途。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8月22日，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洛川会议在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为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8月25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名义，和军委副主席朱德、周恩来联名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在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下，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各部，陆续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并相继取得了平型关伏击战、雁门关伏击战和夜袭阳明堡机场等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信心，稳定了山西乃至整个华北的战局。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重要论著和讲话。着重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强调在党内和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进一步论证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这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全面系统而深刻地分析和论证了关于持久战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思想，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坚持了抗战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论，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就是按照这一客观规律进行的。

(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后，毛泽东在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着重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早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之时，毛泽东就高度评价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及时地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指出两党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投降主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提出了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更加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同时，明确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又坚决抵制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使这一投降主义主张未能形成会议的决议。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毛泽东出席了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毛泽东在大会作结论报告中，谈到统一战线的长期性问题时，他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题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方针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政治上加紧其“以华治华”的方针，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敌;蒋介石集团则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国民党先后制造了博山、平江、确山等惨案，随后掀起了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行径，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2]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是必须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绝不能过此限度。“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3]7月7日，中共中央在抗战两周年时发表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9月16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摩擦活动，毛泽东在与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三报记者的谈话中，公开宣布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根据这些方针和原则，在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下，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为了正确地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40年3月和12月，先后撰写了《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重要文件，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即对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动员全党全军加紧做好从政治上、军事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继续进攻的充分准备。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的命令。还以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和共产党的诬蔑，提出了中共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严正要求。通过强大的舆论攻势，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卖国行径，最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并坚持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的策略方针，从而使进步势力不断壮大，中间势力日益觉醒，顽固势力更加孤立。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发动就被我党制止了，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这两年，日本侵略者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和全部伪军集中在解放区战场。不仅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而且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包围封锁根据地，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毛泽东把这最困难的时期，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出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在兼顾其他问题的同时，毛泽东集中精力着重抓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决定性环节。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要反对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学风，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1942年2月，他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作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由此开始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在整顿“三风”中，又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

这次整风的宗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整风方针。

全党普遍整风开始以后，毛泽东亲自担任总学习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为了引导和帮助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他亲自主持编辑了三套历史文献，即《六大以来——党内的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此外，毛泽东还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一组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进一步深入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并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它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打败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团结全党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加强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并且身体力行，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更加激励了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热忱。到1943年，缺衣少食的陕甘宁边区，呈现一派丰衣足食的兴旺景象。1943年和1944年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大生产运动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般都达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在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及一系列指导财经工作的具体政策和原则，如“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政策，“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原则。这对于指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破敌人的封锁，改进财经工作，摆脱经济困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为战胜严重困难、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1944年春起，各解放区战场都先后转入对日伪的局部反攻，并取得了重大战果。年底，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部署，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并取得了1945年春季攻势的重大胜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策》的政治报告(书面)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大会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并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会后举行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任主席。

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余万苏联红军在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使日本侵略者受到严重打击。中国抗日战争也转入全面反攻。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重要文告，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了进军命令。

在中、苏、美、英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打击下，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于绝境。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订了投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在南京向中国政府签署投降书。至此，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语)。

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主要标志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完整建立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主要标志。

为了科学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表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在批判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谬论的同时，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路线和纲领，使之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其科学体系的构架包括:

1.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与规律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在著作中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是最基本的国情，从而规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4]。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这一最基本的国情，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5]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6]这两个革命必须衔接，不容许横穿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还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虽然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它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的精辟分析，奠定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

2.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的深化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包括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领导、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基本解决，但最终解决并使之理论深化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根据毛泽东的深刻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我们所要集中反对的主要对象则是有所区别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根据现阶段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规定，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基本的动力。

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其中贫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7]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是我们的同盟者。(www.chuimin.cn)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者，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因为，这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使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因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来领导。“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8]

中国的特殊国情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9]但是，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他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0]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3.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而且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各阶级的共同要求，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这个政权的构成形式。

经济上，没收属于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础上发展合作经济;发展那些不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私人经济三部分组成。为什么允许发展私人资本经济呢?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解释道:“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1]

文化上，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

毛泽东在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之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2]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的论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描绘了蓝图，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

4.关于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3]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中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同样，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发展、巩固，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所以，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14]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论述非常深刻丰富，它不仅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特点规律的认识，而且大大丰富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党和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主要标志。

诚然，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也都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成熟的，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限于篇幅，待后再撰文，加以论述。

(二)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原因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全面地展开而达到成熟、发展和完备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抗日战争历史新时期客观形势的需要。

抗日战争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抗日战争的特殊的历史地位，要求必须认清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规律，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正确地回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使我们党“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5]所有这些，都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6]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地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问题，因而必然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创立提供客观的有利条件。

第二，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

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17]“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18]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可能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9]毛泽东在这里不仅讲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成熟的历史原因和条件，也讲了军事战略理论和建党理论成熟的历史原因和条件。如果没有建党二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就不可能进行理论概括，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完备。

第三，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从而肯定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加强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为他全面系统总结全党的历史经验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四，有了延安为中心的新的革命大本营。

这个革命的大本营，为党的杰出领袖人物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研究探讨革命的基本问题，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造。于是，延安不仅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指挥中心，而且是革命理论的研究中心。因而，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得以成熟。

第五，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代表。但在毛泽东著作中，有些是吸收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领导人的重要意见之后写成的。如《论政策》就吸收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白区对敌斗争的许多策略思想。朱德提出的许多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也得到体现。有些是经过党中央反复讨论研究，由毛泽东起草并修改定稿的。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就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研究，他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切磋琢磨，并印发给出席六届七中全会的代表征求意见，最后由毛泽东吸取大家的意见修改定稿的。也有个别著作是由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合写的，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就是他和范文澜等同志共同撰写的。有些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智慧的产物，而且凝聚着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的集体智慧。如果没有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没有全党和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是难以成熟和完备的。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形式和内容的理论思维，是中国革命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又指导和推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经压缩分别收入《毛泽东与抗战人物论》，华中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和《半个世纪后的评说》，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