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革命转变问题及宋镜明自选集

关于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几个问题

关于革命转变问题，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出发，成功地运用这一原理，领导我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完成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革命转变的理论，为马列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现在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研究我国革命转变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指导我们去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有精辟的系统的论述。但如何理解这些论述，却不尽相同。本文拟就我国革命转变的基本条件、革命转变的标志和特点以及革命转变的过程和策略等三个问题作些探讨，请党史界和理论界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正是具体分析了近代中国的这种国情，规划了中国革命的步骤。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1]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两者既不能混淆，“毕其功于一役”;又不能用一道“万里长城”把它们隔开。毛泽东同志还根据马列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地指明了这两个革命阶段的相互关系。他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2]“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3]“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4]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步骤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和论断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中国革命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根本错误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两个革命间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则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导致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是:一方面，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阶段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5]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就不失时机地立即转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中，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革命的转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牢牢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有了领导权，革命就可以转变;离开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所谓转变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爆发的德国革命寄予很大希望，他们明确告诉工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6]号召无产阶级首先应独立地参加民主革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然后，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初一瞬间”，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由于当时德国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的革命路线未能实现。到了20世纪初，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原理，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应该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思想。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而担负着在俄国的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7]无产阶级“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8]列宁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打开了大门”。^[9]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10]列宁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它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由于革命的主观力量不足，俄国二月革命虽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了胜利，政权却很快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的理论也没有付诸实践。只有在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设想变成了现实，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时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积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里所说的一切必要条件，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深刻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1]刘少奇同志后来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12]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而且正确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怎样才能掌握住革命的领导权呢?根据我国的经验，要真正掌握住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把农民紧密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和农民结成巩固的亲密联盟。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二是要削弱资产阶级，建立和扩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没有一个在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民主革命要胜利要转变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党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动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一搞，农民就认识共产党了，数万万农民跟共产党走，无产阶级就能依靠工农联盟去实现革命的转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13]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大资产阶级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封建势力，是革命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是无产阶级动摇的同盟者，它时刻妄图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因此，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方面，给予赞助、支持;对于它的妥协、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方面，坚决地进行批评和斗争。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宣扬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给予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使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不得不抛弃“第三条道路”，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为了掌握自己的领导权，不仅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更必须同大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作坚决斗争，彻底揭露和肃清其反动影响。我们党在解放农民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注意了批判那种只要资产阶级，不敢发动农民，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反对那种不要农民、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而使无产阶级陷入孤立和丢失领导权的“左”倾机会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全党，树立和巩固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我们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逐步扩大的。这是与我们党所实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相适应的。我们这条道路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一片一片、一块一块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逐步扩大，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因此，我们开始时在几十万、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有领导权，到解放战争时期，经过三大战略决战，最后打败了国民党，这时，不仅亿万农民真诚拥护共产党，就是曾经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至此，我们也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革命领导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14]它决定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时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最紧要的先决条件。

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我们就能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15]夺取全国政权，这是实现革命转变的政治前提。

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就有可能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有组织地征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与没收全部官僚资本，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开始就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就为实现革命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

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军的革命骨干。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产。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他们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他们是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去进行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们在“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16]因而他们对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早有思想准备，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革命的顺利转变。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其成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牢牢掌握领导权、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基本条件的这两个重大课题，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是不需论证的。

(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我国革命性质开始转变的标志呢?这就要从革命和政权的关系谈起。

马列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说:“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17]斯大林也说:“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18]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进行革命，首先都是为了改变阶级统治、夺取国家政权。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为的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是帝、封、官统治中国的集中的政治代表，因而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也就标志着基本上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我们党在民主革命胜利时，牢牢掌握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虽然吸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代表人物参加，但这是从属性的，并不占主要地位，也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而重要的是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它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19]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国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才能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这个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的，这个革命的任务是要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在我国“这个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经过推翻现存的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由已经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上而下地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初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的。这个革命之所以采取从上而下的形式，是由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这个政权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全国劳动人民，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以后，随即创造条件，采取步骤，逐步地建立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20]刘少奇同志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21]因而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而可以直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实现革命的不流血的转变，跟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起，一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连续不断的革命战争，才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所以，我国这种不流血的转变实际上是以过去流过大量血为前提的，绝不能同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混为一谈。中国式的革命转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树立了一个新的典型。

俄国式的革命转变则是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二月民主革命的胜利，但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结果造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样“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当时也曾设想通过“和平革命”实现这一转变，后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匪军用武力镇压了工人士兵群众的和平示威，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以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俄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一种流血的转变，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来实现的。

斯大林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必须“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即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加以严格的区别”，“不这样加以区别，不了解这种差别，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22]作为这两个不同典型的中国和俄国革命转变的基本特点也是应当加以严格区别的。

中国与俄国这两大革命典型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夺取政权，彻底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但是并不排斥在特定条件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23]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只要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国家政权，就能取得对资产阶级的压倒优势，就能实现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流血的转变。我国革命转变的这个经验，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我国革命的转变是一种不流血的转变，除了这个基本特点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特点。这就是:

第一，中国革命的转变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前进的，较之十月革命更成功更伟大。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经历过二月革命，并出现过“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我国则没有。这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能，不能单独领导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缘故。作为构成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阶级基础之一的官僚资产阶级已在民主革命过程中被消灭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却比中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我国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比十月革命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也要巩固些。因为我国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由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根据地发展到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中国建立后，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叛乱。俄国则没有搞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才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与国内的反革命叛乱。此外，我国在建国前，就在一亿多人口的根据地搞了土改，工农联盟是巩固的;而俄国十月革命后还没有立即开始土改，工农联盟受到了削弱，这也影响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另外，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于宣布全部没收私营工商业，实际上却管不了，结果造成了生产的极大破坏，不得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而我国只没收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我党又有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准备了一批经济管理的干部，这样就避免了建国初期经济的混乱和破坏，促进了政治上的安定，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无论在广度或是深度方面，较之俄国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第二，我国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业大国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革命转变的。它跟俄国的情况不同，这意味着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的时候，经济上极其贫穷落后，现代工业仅占百分之十，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只占极少数，而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这样的国度里，我们党确实解决了革命转变过程中许多复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停顿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24]无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无论经济领域或者思想政治领域，都仍然存在着一些由于封建主义长期统治所造成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加之，我国革命的转变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这就使得大量封建残余还来不及彻底清除。我们决不能认为，土改一完成，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就同封建主义制度一样，被一齐扫除了。似乎再没有消灭封建残余的任务了。事实表明:在全国还没有摆脱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消灭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封建残余的影响没有最后消灭，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建设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25]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条件。正确地认识我国是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业大国中实现革命转变的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自觉地彻底地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以便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

我国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准备、有步骤地完成的。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准备和迎接革命的转变，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代表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使我国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报告强调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26]无产阶级夺取了全国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报告深刻揭示了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将由人民大众同帝、封、官的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性质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报告还强调在行将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建立和强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7]作为现实的斗争任务，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详细地论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任务和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革命的转变作了重要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

在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切准备工作之后，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开始转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但因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尚不能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所以新中国的成立还只能说是革命转变的开始。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斗争。1950年6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报告，提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和八项任务，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制定了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七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遵循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经过三年的激烈战斗，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到1952年底，工农业生产一般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同时，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并巩固地建立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为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因而也就最后完成了革命的转变。

有人曾经认为，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以后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从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看，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任务，虽然呈现着错综复杂的状态: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逐步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广大解放区的农村里，还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还需要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这个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任务。但从根本上说，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从属于或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受其制约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它是可以顺便解决的。列宁在论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指出:“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28]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解决，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开展，“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29]

从没收官僚资本的情况及其两重性来看: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人民政府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把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这样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没收官僚资本包括着双重性质:官僚资本是买办资本，消灭了它的买办性，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官僚资本又是垄断资本，消灭了它的垄断性，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从“五大运动”的性质来看，概括地说:“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具体说，土地改革是铲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打倒整个地主阶级，它在性质上是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又是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的，它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部分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至于在老解放区早已开始了的和土改后全国立即开展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然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了。抗美援朝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妄想把我国重新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企图，固然可以说是民主革命阶段反帝任务的继续，但它又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免遭侵犯，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当时镇反的对象是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但镇压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它又直接巩固和加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由于在政治上是帮助人们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清除帝、官、封的反动影响，因而它含有民主革命补课的性质，但因初步批判和反对了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开始树立唯物观点、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革命观点，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就给思想改造赋予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三反、五反是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大较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一场大斗争，对资产阶级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违法活动，给予了粉碎性的打击。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开始了的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造事业，无疑这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由上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党虽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公开提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公开号召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还利用了某些新民主主义的口号，并花了很大力气去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30]周恩来同志也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31]

也有人认为，既然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当时不可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社会主义改造，立刻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呢?其所以如此，我们认为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这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形势所决定的。在人民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当时还存在着复杂的斗争和许多困难。在国外，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战火一直烧到了鸭绿江边，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国内，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残余势力时刻梦想卷土重来;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实施，地主阶级尚未彻底打倒;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破败不堪，民生凋敝，失业严重，物价飞涨，等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是科学分析了这种客观形势，实事求是地为当时制定了“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32]的总方针。

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有些人不知道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完成土地改革，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主张，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33]

“不要四面出击”，从当时来说，主要是不要急于向民族资产阶级开火。毛泽东同志讲，“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34]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和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现在需要采取这个策略。这是一个好策略。采取这个策略，就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就把革命的阻力减少到最小限度，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最大限度，就能确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步胜利。

其次，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35]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只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36]毛泽东同志还引证列宁在《论粮食税》里的话说:“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37]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搞猛了是不行的。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又团结又斗争以及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一个不“左”不右的好政策，实行这个政策都是服从于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个战略原则的，离开了战略目标的策略，离开了原则性的灵活性，都将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是把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的光辉典范。为了成功地完成革命的转变，正确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认定:“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38]

在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党排除了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终于把民主革命转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在一个经济极其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创造了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随即开始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在完成革命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这些经验。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转变成功的实践表明: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克服和防止“左”的和右的倾向，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不停顿地开始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实现革命转变的根本条件是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当革命胜利之日，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造就、培养了一大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也是实现革命转变必不可少的条件;中国革命的转变是以过去流过大量血为前提的一种“不流血的转变”，只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通过武装斗争把全国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必重新武装夺取政权，而可以直接进行转变;革命的转变应该有准备、有步骤、有策略地进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应采取不同于大资产阶级的策略，不能急于过早地去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并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但革命转变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

以上就是我国革命转变成功的一些历史经验。我们应当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在党中央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www.chuimin.cn)

(原载《武汉大学史学论文选(1979年)》和《湖北省党史学会论文选辑，(1979～1980)》，并为第一届全国党史学会交流论文。本文有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左”的印记，但后来均有改正)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

[5]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9页。

[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

[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8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12]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70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1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18]《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2页。

[1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20]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21]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页。

[22]《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12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24]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25]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2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页。

[2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30]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31]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3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5页。

[3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页。

[34]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5日。

[35]《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9页。

[36]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

[37]转引自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5日。

[38]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