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政治教育

四、中国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探析

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但有不少思想家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之论述最为丰富，其影响也最为深远。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原则上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在教育内容上包含丰富的德育思想，在教育方法上注重知行结合。儒家的育人理念、躬行原则都体现出教育过程中的实践倾向。

儒家很早就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强调道德主体对道德规范的躬行，通过反复的道德践履深化人们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实现道德内化的自觉，真正达到“知行合一”。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为一片。⁽⁶⁾知行观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始终，知就是认知、学习，行就是行动、实践。当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与唯物主义的认识、实践不是完全一致的，一般而言，中国哲学史上的“知”主要是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学习、认同。“行”也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儒家道德规范的推行和践履。中国哲人在方法上注重道德修养，以涵养为致知之道。因此，儒家知行观中虽然含有认识论的内容，但基本上讲的是道德认识、道德实践、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等伦理问题，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知、行与认识、实践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是“知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通过分析传统知行观的定义、发展及演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儒家很大一部分哲人“求真”的目的都在于“求善”，而且以为欲求真知，须有一种特殊的修养，即获取真理(天理或道)的前提是要有德行修养，要先在德行实践上下工夫，在生活上用心体察。他们主张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工夫全在行上”，强调道德的重要品格是实践性。所以，研究儒家的德育思想对于我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历史上关于知和行关系问题的提出，最早见于《国语》和《左传》。《国语·周语上》记载，召公谏厉王时，曾说过“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的话。《左传·昭公十年》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关于知行关系的命题。伪《古文尚书·说命中》也提出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观点。孔子坚持了《左传》《尚书》这种重行、知行结合的思想传统，他坚持要求学生“言必信，行必果”。坚持“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的察人原则，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甚至“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他还认为，衡量人们的读书效果，主要不是看他读了多少书，而是看他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虽然，孔子的知行观还带有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是这种知行结合、重行的思想已经体现出实践性的倾向。另外，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也是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教育对象是来自不同实践背景的个性客体，针对对象的实践体验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从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孔子在教育方法、教育的实效性上体现出明显的实践性特征。《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讲为学之道从博学入手，经过审问、慎思，达到知之明辨还不是最终目的，前面的步骤都是准备，是为最终的“笃行之”，也就是付诸行动奠定基础。

董仲舒是汉代的经学大师，他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奠基人，也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走上实践之路的开拓者。班固说，汉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儒家政治思想实践化过程中的主要作为有:

第一，“独尊儒术”，适应当时历史实践的需要。“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开端。

第二，兴办太学，将儒学落实到政治生活实践中去。兴办太学是董仲舒推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主张的核心环节，它为实现“独尊儒术”、以儒治国的政治理想，并进一步教化民众，推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教化”为本，使整个社会认同儒学。兴太学以养士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上层君子进行教育的主要途径，而统一天下人思想的政治目的，则必须通过社会教化的形式，使一般民众化性成俗。董仲舒的教化理论，对汉代乃至后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国的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董仲舒的教化实践第一次将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真正转化为实践，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历代统治者无不视“教化”为“立国之本”。

第四，下帷开讲，践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董仲舒教学效果极佳，言传身教，堪称道德楷模，自觉践行其修身以教化民众的儒家君子理想。

董仲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指向非常明确。具体体现在三点:其一，“三纲”“五常”“六艺”的教育内容在继承的基础上直接针对社会现实。“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匡正封建社会人伦关系的最高政治伦理原则，“五常”(仁、义、礼、智、信)则是处理封建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这是我国封建道德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它们直指封建社会政治信仰和人伦关系的本质。确定“六艺”(即六经，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学校教育的唯一教材。六经在培养贤人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通过读经使受教育者转变成为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自觉实践者。其二，提出“通经致用”的士风教育目标。“通经”只是董仲舒思想政治教育的初级目标，通经的目的在于“致用”，这也正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体现。“通经致用”就是要把经学理论运用于世，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这也是儒家理想得以实现的现实路线。其三，借助封建政权的力量推进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董仲舒首先说服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还借助政治权力的支持，构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保证儒家教育的畅通无阻。如利用法律法规强令官员在全国各地推行儒家“教化”。同时，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以儒学经典的经义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经义决狱”是汉代儒学法律化的集中反映，这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魏晋至隋唐时期，玄学重玄理、轻实践的倾向非常明显，很少有人直接讨论知与行的问题。经过七百余年的沉寂，社会进入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的需要，知行问题又开始凸显起来。朱熹发挥了二程的思想，提出“理会、践行”⁽⁷⁾的知行统一观。朱熹知行观的总纲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⁸⁾朱熹将知与行两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

朱熹说: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⁹⁾

这段话前一部分讲知与行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认识愈清楚明白，行动愈自觉坚定。而且用了“两足”的比喻讲知行，形象而贴切。认为两足必须互相配合，用力协调才能前行，“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使人自然联想到，今天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常讲“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二者确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可朱熹是在八百年前讲的。后一部分分析地讲:知是为行做准备，“须先知得，方行得”，“致知”是第一位的;力行又是必不可少的，“然学问、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恰是从辩证的两个方面，分而析之地讲了知与行的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可见，这段话的中心是讲知行统一，只是分别选取了综合和分析两个不同的角度而已。

朱熹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是两个不同却相互补充的角度。讲“知为先”并不妨碍“行为重”，他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¹⁰⁾知是行之前的必要准备，无知而行是盲目的，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前面是一马平川还是万丈深渊。“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悌，交朋友不得不信。”⁽¹¹⁾当人们真正认识清晰后，就会自觉地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验证自己的认识，使理论化为现实。所以，说完“知为先”之后一定要强调“行为重”。

关于重行(躬行实践)朱熹有许多精辟的言语，他认为:“为学之功，且要行其所知。”⁽¹²⁾为学的目的在于行其所知，教育的意义就在于使受教育者学会用理论指导实践，使理论的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出来。《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学士》篇专门讲“力行”。朱熹认为“致知”之后，必须“笃行”，否则等于不知。他说:(www.chuimin.cn)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¹³⁾

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¹⁴⁾

若不用躬行，只要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底人矣。⁽¹⁵⁾

朱熹提出为学、讲学重在践履，“书册中说义理，只说得一面”，另一面全在行上。他还阐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认为只有亲历实践后，才会认识得更加深刻明白，上升到一个超越的思想境界。所以，强调学者不应只是在理论上教育别人如何如何，而是应该事事都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

从明代开始，理学知行观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王守仁首先在理论上反对传统知行观中对知行分先后轻重，而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

问:自来先儒皆以学问思辨属知，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截事，今先生独谓知行合一，不能无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屡屡。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¹⁶⁾

王守仁认为知和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¹⁷⁾表面看来，朱熹与王守仁的知行观是冲突的，朱熹认为知在先，王守仁强调知行同时并进。其实，两人知行观的立言宗旨和思想内涵都别无二致。首先，从立言宗旨上看，两人提出知行关系的理论初衷如出一辙。朱熹强调“知行常相须”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流行病有感而发的。当时社会上存在着知而不行与行而不知两种错误，这两种错误的本质都是知行脱节。为了医治这些病痛，朱熹强调知与行的相互依赖。可见，朱熹面对的社会弊病与王守仁相同，他救治知行脱节的初衷与王守仁如出一辙。其次，从思想内涵上看，朱熹和王守仁都强调知行统一。在肯定知与行相互依赖、不可分离这一点上，两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以更绝对的方式彰显了知行的相互依赖。两人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时，只是角度不同，阐述方法不同而已。

那么，王守仁对朱熹的初衷和思想主旨理解吗?应该说是理解的。王守仁认为先儒所以把知与行分开来，完全是处于解释知行合一观的逻辑上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法，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¹⁸⁾

有一点需要注意，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根基是他的“致良知”说，他认为良知属知，致良知为行。依良知推而致之，必定是真知真行，知行合一。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在良知的统摄下，真知之后必定是真行，而决不会出现只说不行，甚至“终身不行”的语言巨人、行动矮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口头马列主义。他在《传习录》中说:“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知孝弟?”⁽¹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包含有重道德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要靠实践来检验等思想，都十分深刻。

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朱、王的观点，把行纳入到认识过程，提出“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²⁰⁾“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学说。王夫之十分明确地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治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²¹⁾“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明确提出了行是第一位的，行是知的基础。他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是对朱熹“知行常相须”思想的发展。“知行并进而有功”包含两种情况:一是知先于行，就是知对于行起指导作用，即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及变化趋势，预见到事物的各种可能性，以理论指导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强行动的有效性，达到人们预期的实践目的。二是由行而知，即在实践中获得真知。例如学棋不能只靠棋谱，否则便不能“尽达杀活之机”，必须在与人对弈中学棋，这样才能把棋中的道理学到手，而后“谱中谱外之理，皆有以悉喻其故”。如同黑格尔在批判康德的纯粹理性时，指出“要想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讲的就是同样的道理。

与朱熹不同，王夫之高扬行先知后，强调行是第一位的，行是知的基础，这是正确的，具有理论上的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是给当时的社会开出的一剂良方。他要求人们在行中学习，鼓励人们大胆去行，为了学会游泳必须下水。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王夫之的知行观还远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他的知行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实践，并且在知行的论述中有些观点也不尽合理。他不明白知行相须是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螺旋式过程。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实践性的特征。虽然儒家的知与行并非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但它无疑蕴涵着丰富的道德实践精神。强调道德践履，强调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知与行的统一，追求儒家道德修养的至善境界，这些思想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为我们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