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茶馆：现代大众休闲方式的社会学研究

3.2.2　现代大众休闲

本次“杭州茶馆”的结构性访谈显示，茶客在茶馆里平均每次逗留时间为1—2小时的占10%，3—4小时的占57.8%，5—6小时的占27.8%，7小时以上的占4.4%。对于自己茶馆休闲的时间，茶客表示很充裕和比较充裕的、比较匆忙和匆忙的、介于两者之间的，分别占总数的42%，6%和52%。茶客中月均收入500元以下的占8.2%，500—1000元的占16.3%，1001―2000元的占22.1%，2001—3000元占22.1%，3001—5000元的占25.6%，5000元以上的占5.8%。对于茶馆休闲的费用，表示适中的和偏高的，分别占总数的82%和18%。可见，休闲时间和费用对于绝大部分的市民来说不再是一种限制，茶馆已经成为一种更具开放性的公共休闲空间。

如果说，上述的数据是从正面对休闲主体的大众化所做的诠释，那么下面的事实则是从反面证明，类似传统清茶馆的现代茶艺馆作为一种高雅、精致、艺术化的休闲场所，不再是少数有闲阶级的休闲专利。在本次茶馆的外围访谈中，40人中只有4人表示从未去过茶馆，其中外地的两位一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一是出租车司机。另外两位是本地市民，他们的状况表明时间、金钱和文化享受能力显然不是茶馆休闲的结构性限制。

一位是高校教师，有个三口之家，妻子是家庭主妇。除了单位薪水外，他还从事翻译工作，稿酬丰厚。“挺喜欢喝茶，但都是买点好茶叶在家里喝，不去茶馆。外面太乱，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开心，热闹。有空的时候练练拳，或一家人爬爬山。”也许是“外面太乱”的担忧，他主张自己的会计专业毕业的妻子留在家里。（2004年2月16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访谈对象：高校教师，男性，37岁）

一位是大型医院的药剂师，有个三口之家，丈夫是研究所研究人员。平时的家务劳动和孩子教育基本上由离休在家的父母负担。“平时喜欢到外面走走，累了会去茶室坐坐。单位里组织了好几次茶馆活动，我都没有去。我还是喜欢和家里人在一起。”（2004年3月8日于浙江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访谈对象：药剂师，女性，42岁）

其实，不仅是杭州的茶馆休闲，一切现代意义上的休闲都是从有闲阶级走向大众阶级的。作为走在世界前列，具有休闲示范效应的西方社会，对其历史的追溯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休闲主体结构的变化。

工业革命是西方休闲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赋予了城市以巨大的先进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工业革命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分化，即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迥异于农民和土地贵族的社会阶层。财富和休闲的享用只是富裕的资产者的特权，而这些“享有休闲的社会阶层既非用它来完善自我，也非用它去发展文化或是服务社会。相反，他们只不过以时间的非生产性使用来获得某种社会地位”。^[9]秉承由传统遗传下来的有闲阶级的“素质”和特性，一些新富裕起来的工商业资本家，“希望通过纵情的享乐来确立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由纵欲文化向拜金文化的转型，使得有闲阶级空前壮大起来。城市的发展则使休闲发展的集体模式代替了纯粹的个人模式，新兴的歌剧院、高档酒馆、咖啡馆、百货商店向所有付得起入场费的人士开放，标志着作为下一个经济时代特有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出现。^[10]因数量有限，花销巨大，这些时髦的休闲场所只是为政界、商界、学界和艺术界的名流提供了自我表现，公开炫耀奢侈的新机会。

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在制造了一个有闲阶级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更为广大的工人阶级。他们被从土地上驱赶出来，被迫走进工厂。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过着一种闲散随意的生活。在前工业社会里，劳动与自然的季节性保持着充分的一致性，工作与日常生活又是密不可分的，故而很难用现代经济学的就业概念来测算他们的工作和闲暇时间。无论是田野上的农活，还是家里的手工作业，没有严格的时间和行为规范。一个鞋匠早晨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愿意多会儿开始干活就多会儿开始干。干活的时候可以随意地交谈，还可以顺便处理家里的杂事。要是外面出了什么新鲜事，他会撂下手里的活计跑出去瞧热闹。要是哪天他在小酒馆里又喝又聊花了太多的时间，他会工作到半夜来作为补偿。

现代时间观念和休闲概念，是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的。现代工业的诞生要求工人培养新的时间习惯，这样才能使机器和劳动者有效结合，社会分工各部门保持同步。曼弗德说：“时钟，而不是蒸汽机，才是工业化时代的主要机器。”^[11]真正使工人生活产生巨变的是时钟，“这种自动机器，每天制造着稳定规则的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那些依赖时钟生活的人们也成了自动机，一种稳定规则的动物”。因此，可以说现代工业导致的是时间的革命，“时间纪律”成为一种社会建构而被强加在工人身上。在时钟的控制下，工人的工作和休闲完全分离开来，工作被安排在首位，以适应那些拥有生产工具的人的安排。至于休闲，则成为剩下的时间。

当工作必须在特定的地点，在特别划分出的时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完成时，人们就会把休闲作为一种权力提出来。说得明确一点就是，人们开始要求“工作外的时间”，即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业化早期阶段，劳动生产率较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主要是通过榨取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实现。与此同时，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很低，以至于不得不拼命工作才能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6—18个小时。除了必要的生理需要时间，他们几乎没有闲暇可言。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攫取的目标，工人的工作时间才相对缩短了。

但是，工人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是资本家自动恩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时间觉悟的提高和长期斗争的结果，并最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得到保障。“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娱乐；八小时睡眠，八先令一天。”这是大宪章期间英国工人的梦想；而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英国女工们和童工们的口号则是：“我们要十小时法案，我们非要不可——我们非要不可。”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对待时间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过程，“第一代工厂工人被他们的老板训诫时间的重要性；第二代工人则在10小时运动中形成了缩短工时委员会；第三代工人为争取加班费和比正常工时工资标准多半倍的加班工资而斗争。他们接受了他们的雇主的概念，并学会了用这些概念来进行反击。他们非常好地吸取了他们的教训，即时间就是金钱”。^[12]可见，休闲绝非一种人类学梦想，而是一种历史地实现着的解放规划。在对社会进步的理解上，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认同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工人阶级工作时间的减少。^[13]同样，工人阶级的休闲方式，也是社会改革和斗争的结果。

英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物质享受，但为工人带来的是贫困和灾难。这不仅表现为闲暇时间的剥夺，同时也表现在休闲质量的低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英国城市环境的恶化状况作了深刻的描述：“在伦敦，拥有一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这种环境对成年人是令人堕落的，对儿童则有毁灭的作用，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14]在环境污染严重、生活状况恶化的条件下，工人能有怎样的休闲？

如果说，赌博和酗酒遍及社会各阶层，那么它们体现最充分最普及的则是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下层劳动者中。劳动阶层娱乐活动中含有严重的暴力成分，斗鸡、斗牛、斗熊、拳击等之类的血腥运动的兴起，更极大地助长了赌博之风。但是，大多数赌博都是靠运气，致富不成反而生活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赌博常常伴随着酗酒滋事。廉价的小酒馆在伦敦随处可见，“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原因把群众如此强烈地吸引到小酒馆中去，这当然并不是因为群众只有在小酒馆里的乌烟瘴气中干上一杯伏特加或者啤酒时才感到快乐，而是无产阶级中许多人都不具备享受家庭生活的基本条件：时间与体面的住房。……对他们来说，小酒馆是唯一能给他们提供相对行动自由的场所，此外还能让他们哪怕暂时地忘掉家庭幸福的‘田园诗’……”^[15]。人们相信，“酒可以让人更加强壮，一天干上十到十二个小时”；生活的困苦也可以在酒精中发酵。于是，饮酒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酗酒则是排解苦闷的简单又便易的方法。

在爱德华·傅克斯看来，小酒馆对于工人来说就是休息和娱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好的、提高的意义上说的娱乐，因为群众解放斗争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小酒馆里进行的。这里，小酒馆作为休闲空间对于无产阶级具有娱乐乌托邦功能的同时，也隐含有一定的公共空间下的公共观念的意义。公共空间要求具备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等级礼仪已经不再重要。任何人，不管其信仰、宗派或地位如何，进入酒吧或咖啡馆后，只要在柜台上付上1便士，同意遵守一些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就可以以平等的身份，自由参与争辩、讨论和社会交往。从生活琐事到最新形势乃至皇宫讳事，众多的个人观念凝结成一种共同的观念，并赋予它形式与稳定性，这就是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观念”。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是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16]夸张一点说，国王权力的合法性全靠酒吧的台面支撑：哪一天小酒吧里怨气冲天，革命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此意义上讲，国家权力机构一度将咖啡馆或酒吧视为政治动乱的温床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看来，上述的生活方式是农村农民生活向城市工人生活的城市化转型中的病态行为。19世纪初，赌博、酗酒以及帮派斗殴、卖淫、盗窃，乃至可能的暴动，使得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动荡不安，社会全员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果说工业制度对农民文化来说是一场浩劫，那么对工业制度而言，农民文化则首先是一场灾难。”^[17]要取得工业化的成功就必须改变上述的休闲方式。于是，一场休闲改革运动应运而生。(www.chuimin.cn)

一些社会改革家认识到休闲时间是工人们能够恢复体力，调整心态以便重新投入工作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也看到，新的工作模式已经使很多社会成员失去了表达其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以及肯定自我价值的手段。他们坚持主张，就培养对于新兴的商品经济至为重要的个人价值如自制力、家庭主义和地位感而言，积极的休闲是最有效的途径。从利他动机和个人利益两方面出发，休闲改革运动引导着娱乐休闲的理性化发展。一方面，改变不良的娱乐行为和无规则的即兴游戏，另一方面推广更加有秩序、有计划、更安全的娱乐活动。如早期的福音传教士们创办的星期日学校和安息日运动，由妇女带动的全面禁酒运动，以及反对卖淫的社会净化运动等，还有后期组织的读书会、体育运动、游园活动、成人教育等活动，都旨在使工人阶层在“有尊严的休闲”中变得更加文雅，使他们的行为更具有可预知的合理性，少一点对他人的威胁，多一些对工业化的工作环境的协调。同时这些运动也包含着真诚的愿望，希望借积极的休闲拓宽穷苦人的知识视野，改善他们的家庭生活，改善他们的健康和福利。

正如社会学家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有闲阶级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会逐渐产生分化，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尤其是女性，成为社会改革运动的前锋。对于上流社会的妇女来说，曾经“梳妆台就是她们的用武之地，把头发梳成某种样式就是她们生活中的大事业；用一个上午挑选出一副缎带就是了不起的工作；到绸缎店、杂货铺走那么一趟就累得她们一整天再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事了”。^[18]在阿狄生看来，人们并没有尽力量、想办法让女人有些正当事业和消遣。虽然为她们似乎也安排了一些娱乐活动，但多半只是把她们当作妇人女子，而没有把她们看成万物之灵的人类。为此，他创办了《旁观者报》，希望把妇女读者的心思从那些极无聊的琐事中吸引过来，在知识和美德的高尚领域进行一种有益的消遣，成为不仅衣饰华贵，而且还有心灵之美的人。“使得他们的教育引人入胜，使得他们的消遣富有实效。”正是在《旁观者报》、《闲话报》等早期大众传媒的引导下，有闲阶级获得了道德和机智的双重教益，为自身的演化和分化做了铺垫。许多人后来致力于慈善事业，而且并非是出于“炫耀”。另一些人也已经关注到了社会对他们的批评并加以改正。

在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调节和作用也不可忽视。大众娱乐的提供是政府的职责，早在1883年，加拿大的Ontario就通过立法推动大众公园的发展，其后，Manitoba、Saskatoon等地方政府纷纷仿效。^[19]一方面，它对公民的休闲权利进行立法保障，从制度上保证居民的基本休闲和休息时间；另一方面，国家对市场失效进行干预，提供一些公共休闲产品、设施和服务，使受种族歧视等被隔离开来的人获得使用公共娱乐设施、出入公园场所的权利，同样，妇女、残疾人、同性恋者、老年人等组织发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也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娱乐休闲机会。可以说，如果没有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的保障，这一行为就将是不彻底的。

在《走向“政治民族”》一文中，甘阳对大众民主的形成机制和过程的分析，同样可以作为大众休闲产生的解读参考。^[20]如果说，传统政治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化的状况下才能运作，因为在这种相对静止的社会状况下，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那么，传统的“精英休闲”则处在同样的境地。它把休闲权利局限在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之内，而将大多数人排除在休闲过程之外，因此和封建贵族政治或是英国式贵族自由政治一样，都无法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历史舞台的“社会大众”整合到社会过程之中，无法解决如何将高度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纳入一个社会和政治过程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有个基本看法：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突，整个社会呈现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能否创造一种社会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从而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意志和向心力，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存亡。同时，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要把社会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交换过程之中，韦伯认为能够适应这种“大众经济”过程的唯一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即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治认同。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赋予大众休闲的权利就在于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的整合。休闲是建立和表达亲密关系的社会空间，对于社会资本的建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社会资本是指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可信任性。这种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克服困难、解决冲突和提高效率。可见，高质高量的社会资本，对于防止社会生活的分裂和孤立，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有足够的社会远见和意志的国家和政府，开始调整自己的社会立场。如美国20世纪初进步时代的改革内容之一是重新定义美国国家的目的，把国家作为重要的改革机制引入到公民的社会生活中去，根据宪法中的“公共福利”和“社会正义”的原则，不断扩展公民权利。此后，约翰逊政府所推行的“伟大社会”的改革也展现了这种扩展的努力。“伟大社会”的核心思想是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改造美国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自然也包括公民的休闲生活权利。而且公民资格的界定也是逐步从排斥性的歧视走向多元性的包容，性别、年龄、种族、财产等不再成为权利获得的障碍。除了立法，政府在非赢利型公共休闲的供应和管理上也倍加努力，这些都为大众休闲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正如“大众民主”本质上是“大众经济”的产物，“大众休闲”最根本的源头在于现代社会“大众生产”的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以后，在文化上发生了从精英向大众的明显转向。约翰·斯道雷认为，无论对大众文化采取何种视角，所有的定义都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毋庸置疑地是一种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而兴起的文化。^[21]在现代社会，经济是社会的原型，社会生活本身则是按照经济过程来组织。正是以合理化方式组织起来的现代工业，为包括大众休闲在内的大众文化提供了存在的基础。一方面，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合理化催生了平等的人格；另一方面，大规模生产创造的丰裕物质财富，使休闲民主化成为可能。以美国为例，每10个人中已经有多达7个人属于中产阶级，这意味着有越来越广泛的人群有了充足的经济资源，因而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自由时间里做他们想做的事。同时，大众教育、大众传媒、标准化住宅设计和有限电视网络的兴起，进一步促成了一种新的大众休闲文化：休闲成为社会全员的利益和权利，精英阶层同其他社会阶层在休闲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小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大众休闲得以蓬勃地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一种社会生活风尚。

酒吧或咖啡馆，作为一种公共休闲空间，是西方娱乐休闲民主化的一个代表。无论繁华都市，还是乡村小镇，这样的休闲场所到处可见，而且往往布置雅洁、小巧玲珑；一杯酒或咖啡，价格有限，谁都受用得起。每每午后或傍晚，男女老少都来泡一泡，或是翻翻报纸，或是拉拉家常，其情怡怡，其乐融融。在刘易斯·科塞看来，酒吧和咖啡馆不仅铲平了等级，而且导致了新的整合形式，它使得建立在相同观点上的团结，取代了建立在共同社会方式或相同出身上的团结。^[22]酒吧或咖啡馆社交不仅有助于公众观念的形成，还培育出一种尊重和宽容别人思想的新态度。在酒吧或咖啡馆里，人们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由此享受着跨越出身、等级和地位的交往快乐。

在中国，现代时间和休闲概念远远晚于西方。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面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控制，被迫对外开放通商口岸，设立各国租界。租界是西方社会的缩影，除了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别，租界里外国人的休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极大地影响着华洋杂居的中国人，使其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加快，从而出现了与世界接轨的端倪。从那时起，传统的休闲生活和西方时髦的休闲方式一并展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城市社会生活中。

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按照本国习惯，在星期天休息、娱乐，这引起了国人的好奇，并渐渐产生认同心理。上海的《申报》还就此发表评论，称“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自1906年开始到1911年，清政府所有中央机构已经一律接受并实行了星期日公休制度。上行下效，“星期日”这一概念很快就在民间和社会上流行开来，中国人就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星期天，或称“礼拜日”，传统的休闲与工作浑然一体的生活状态随之结束。

在洋派的休闲方式如西餐馆、咖啡馆之外，茶馆继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杭州的湖山喜雨台茶馆，建于民国1914年。登楼入口处悬挂一匾，上书“喜雨台”三字，名从苏东坡名篇《喜雨亭记》而来。登楼分左右两厢，以两道屏风分隔。右厢茶座，设红木或花梨木茶桌、椅凳，大八仙桌镶嵌大理石台面，桌与桌之间约有两米距离，显得轩敞开阔，后壁张挂名人字画，增添典雅气氛。喜雨台和与雅园、西园并称“旗下三杯茶”，其上等的茶叶，精致的茶具，一流的服务，让客人离座付茶钱，带给茶房小费，几与茶金相当。这种类似于今天茶艺馆的高雅休闲空间，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社会名流流连的场所，而非普通大众消受得起的。后者更多地活动在街头巷尾的小茶馆中，那里设施简陋、收费低廉，往往又叫马路茶馆或露天茶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民主化进程。到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快，国家的民主制度日趋完善，休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如果说酒吧或咖啡馆，是西方娱乐休闲民主化的一个代表，那么，都市茶艺馆则是中国社会休闲民主化的一个象征。现代茶艺馆类似于历史上的清茶馆，精致、高雅；又不同于后者，其休闲主体已经超越于一小部分有闲阶级的范畴。

经过工业化、合理化的洗礼，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既严格区分又合理地流动的大众社会。杭州茶馆在进行市场定位时，转向普通大众，成为他们日常休闲生活的一部分。据杭州市统计局有关统计（按照浙江省确定的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口径和方法），2003年杭州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1314元，比上年增长7.92%。绝大多数市民拥有茶馆休闲消费的能力，即使是下岗工人或是困难家庭，在社会各方的努力下也能享受这一休闲活动。如2005年1月11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中国茶叶博物馆等联合主办的“2005迎新春杭州百姓千人茶会”在杭州市门耳茶坊举行，300户杭州困难家庭的1200多位市民，受邀分早、中、晚三场，聚会品尝茶点，喜迎新春。

杭州茶馆休闲主体结构的多元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大众休闲的社会正在形成。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柯瑞格曾深入探寻“热狗”所表现出的美国社会史，认为“它们神秘地象征着我们的社会平等，象征着机会平等”。今天的美国，热狗每年销售180多亿个，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普及。“每个人都吃热狗”，热狗已经成为民主美国的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象征符号。用作家米切尔·斯顿的话说，当人们吃“最美国化”的食品——热狗时，阶级界限就不存在了。^[23]事实上，不仅是茶馆休闲和“热狗”消费，旅游、健身等几乎所有的休闲方式中，大众阶级成为休闲主体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