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的社会空间：杭州茶馆的社会学分析

2.2.2　社会空间的扩大

社会学家认为，空间性不是既定的东西，而是社会行动建构的产物，是社会过程的后果。因此，空间性不能脱离社会性而存在，空间结构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任何社会行动，不但是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或改变，而且同时也是对现存的空间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或改变。以包括杭州在内的中国都市茶馆来说，它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形成、发展、特征、内涵和结构均是与中国社会过程、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分不开的。只有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才有可能理解杭州茶馆以及都市休闲兴起的真正原因，以及一个茶馆业者“我有幸处在中国复兴时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要说老底子，杭州的茶馆还是不少的，许多都设在桥边。杭州是个水多的城市，钱塘江、大运河、西湖，还有好几条内河。有水就有桥，仅杭州东河上的桥就有万安桥、菜市桥、太平桥、新桥、保善桥等；这些桥边的茶馆虽然简陋，但生意都不错。城隍山，也是一个茶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空气好。从前泡茶馆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早上通常是一手提着鸟笼，一手拿着一把紫砂茶壶坐到茶馆的长条凳上三五成群地闲聊。那时候紫砂壶不像现在这样精贵，杭州人家里基本上都有，保温性能好呀。到了中午，茶馆要上排门，门板是竖着上的，直到下午两点才将门板横过来。因为每天这时候茶馆里要说杭州大书，请来的大书先生都是穿长袍马褂的，他们声情并茂说到要紧处就会用手头的一块石头当道具，一敲桌面，增加气氛。这时候简陋的茶馆里茶客满座，听得聚精会神。一边喝着龙井茶，一边听书，喝茶听书是杭州老年人来茶馆的主要原因。当时最有名气的要数三元、西园、大华书场等几家茶馆了，现在上了年纪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它们。

经过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杭州部分茶馆关门大吉，老字号茶馆也是日渐稀少。文革以后，茶馆就更少了，或是封掉，或是改作他用。像西园，就改成了招待所。当时讲的是革命啊、斗争啊，茶馆的气氛与这个调调不符合，被看作是滋生懒惰、寄生、剥削的地方。茶馆里的说书说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这算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了。还有，要“一大二公”，茶馆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当然就要割掉。不过，茶馆虽然没了，但杭州的茶室还是不少。杭州是个风景旅游城市，西湖边每一处旅游景点，几乎都少不了一家茶室。白瓷杯、绿龙井，一目了然，清清爽爽。花个几分钱，还可以在茶室里买到茶点，杭州人称之为“消闲果儿”，就是糖果、瓜子、橄榄、杨梅、桃干、杏脯等等。得个空儿，杭州人逛逛西湖，就在茶室里歇歇，看看风景。

90年代中期，杭州茶馆又兴盛了，而且是朝着一种既能茗茶又能赏景、饮食的茶艺馆模式发展。茶艺馆里除了提供高品质、多品种的茶之外，还非常注重装饰装修、环境布置，力图挖掘茶文化的各种内涵，营造一个文化气息相当浓郁的饮茶环境。（2004年6月14日于湖畔居茶馆，访谈对象：茶客，男性，中年，编辑）

新中国成立之初，茶馆出现过短暂的复兴局面，饮茶休闲与柴米油盐一样并列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浙江省茶叶调查组1953年调查，当时吴兴、德清、长兴、安吉及湖州市区共有各类茶馆293家，其中仅吴兴县就有119家，湖州城内有44家。一些退休工人提着鸟笼子聚到茶馆里，聊鸟经、啜茶水、听说书。但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只是杭州的茶馆休闲，整个中国的城市休闲都走向了低落。

按照福柯的说法，休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如果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权力的再现体系，那么休闲总是受到权力编码的，而这种权力本身又根植于经济关系，并直接由劳动关系决定。更进一步，如果考虑到意识形态同时加强着它由已诞生的劳动关系和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休闲，那么，通过意识形态分析也能够捕获特定时代的休闲（自由）边界。国家通过规定闲暇时间的长短、闲暇的形式以及闲暇的内容，试图培养或加强某类“可接受的闲暇活动”观念，其目标就是为了促使各种社会集团“合理地娱乐”，以控制自由时间中潜在的危险。

长久以来，人们似乎早已接受了一条普遍规则，那就是“上班的时间由老板支配，下班以后的时间由自己做主”。这是对休闲的通俗表述，但其围绕的核心理念是一样的：自由的时间，自由的活动。闲暇时间属于私人时间，人们是在闲暇而非工作时，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爱干啥就干啥，愿意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任何“自由”或多或少要受到限制。首先，自由时间中的“自由”仅仅意味着时间在个人的支配之下，且不需承担工作或责任。但是，自由时间的数量与工作时间直接相关，总是有一定的限定。因此，对工作和休闲各自的时间量作出规定就显得很有必要。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时间及其自由可能被滥用于无所事事、不良休闲方式，甚至犯罪活动，从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如何“适当地”、“正确地”、“健康地”、“有效地”、“明智地”、“建设性地”，总之要“合理地”利用闲暇，就成为国家权力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闲暇政治不但存在于国家一方所作的种种控制努力，而且也存在于被统治者一方为了摆脱强加的限制而作的种种反控制行为之中。把被统治者描绘成只是一群被动的闲暇消费者，对闲暇的内容和形式毫无选择权，明显是错误的。事实上，被统治者有能力抵抗政治社会控制的尝试，并与之竞争。正如卡里斯·罗杰克指出的那样：“传统闲暇社会学的认识论中的一个主要错误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化只是简单地把有关闲暇行为的价值观和信念灌输给社会中的每个人。与此相反，需要强调的是在闲暇实践中，成年的人们一般都具备足够的技巧和丰富的知识来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因此，他们在闲暇生活中，有能力摆脱各种控制，别开生面。”^[6]换句话说，国家的集权决不是无懈可击的；被统治者往往能渗透、中和甚至颠覆这个集权。

因此，“闲暇最好被看做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较力场，它不断地重新界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现存关系。”^[7]正是在这一理论层面上说，要理解中国城市包括茶馆在内的休闲空间在整个社会中结构性位置的变化，就需要考察这一现象背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变化关系及其变化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多年战火后的满目疮痍。为了克服物质生活的匮乏和艰难，国家鼓舞人民以“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满怀激情地去劳动、工作和建设，以极大的勇气和干劲去战天斗地——这是一种新的人民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休闲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空间大小，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合拍于时代的主旋律。用当时一位评论员的话来说，“人为什么要天天吃饭、喝水、穿衣服、住房子，有时候还要听音乐、看戏、看电影、看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呢？即人为什么要活着呢？……人生产是为了生活，生活归根到底又是为了生产。”^[8]这与毛泽东时代流行的一句语录“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的旨趣是一致的，都在表明工作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而闲暇不过是给人们喘息时间，使他们得以复原。只有当人们用这些时间来休息，减轻压力，并且增加体力和智力，从而能更有效地工作时，闲暇才有意义。

既然人们认为闲暇应该从属于工作，那么，为了增加产量，就可以牺牲闲暇。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计划者和管理者认为，只要能保证让工人得到足够的时间恢复身体，削减闲暇没什么不对的。在那些年里，不给或很少给补偿，就要求工人加班加点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且还经常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里，组织党、团员及政治积极分子从事“义务劳动”。在大跃进期间，这样的活动达到高潮，亿万中国人甚至在缺乏足够睡眠的情况下，连续工作几个月。余华的小说《活着》里有一段关于大炼钢铁的描述：“那时候钢铁煮了有两个多月了，还是硬邦邦的，队长觉得不能让村里最强壮的几个劳动力整日整夜地守着汽油桶，他说：‘往后就挨家挨户轮了。’……到了晚上，我们一家就守着汽油桶煮钢铁了……一直干到半夜，村里所有人家都睡了……家珍累得满脸是汗，她弯腰放下树枝时都跪在了地上。”^[9]虽然余华用的是文学手法，但其反映的现实却得到那个年代的人的印证。当时一位驻中国的记者弗雷德里克·劳斯尔根据所见所闻曾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西方人所理解的完全的闲暇是非常少见的。今天的中国，没有尽头的生活周期只包括工作、学习、吃饭、睡觉。”^[10]

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过度的生理和精神压力必然会影响生产。1958年11月至1960年5月期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中央要求应保证人民群众“有八小时睡眠时间”，并且有另外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1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劳逸结合是为了保证持续大跃进”仍然是社论的主题，“闲暇”仍然被看作是被动的消遣和工作精力的恢复。一方面，政府无意放弃对时间的控制，规定“群众的时间”应服从于“统一计划”，八小时之外的所谓“自由”时间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当时家务劳动的繁重，使得几小时的“自由时间”往往被家务占用，“自由时间”并不“自由”。一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印象深刻：

我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有兄弟姐妹四个，都是被送回乡下老家带大的，父母是双职工，根本没时间。后来陆陆续续回城读书，和父母在一起了，但基本上还是放养，他们没时间管呀。那时不像现在有超市，随时可以买东西，菜场也就上午那么几个小时营业。父母一大早起来要去买菜，烧饭，我们吃完上学后，他们还要洗洗涮涮，再赶去上班。中午再赶回来烧中饭，我们这几张嘴等着呢。午休时间短，他们总是匆匆忙忙的。晚上还得烧饭，搞卫生，缝缝补补……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平时积累的家务都来了。印象中，父母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更别说陪我们玩了，好在孩子多，自己一起玩，学校偶尔也包场电影。难得有一次六一儿童节，我母亲带我们几个去动物园，那时动物不多，最有趣的好像就是猴山上的猴子了。可能是省钱吧，来回都走着去的，一个多小时呢。回来时走不动，还是母亲背着的，气得两个姐姐路上一个劲地数落我，说是母亲平时够累的，难得一个放松的时候还得背着这么个包袱。对于母亲的累，我是稍大了才慢慢体会到的。母亲一个大拇指是缺损的，人太累，一疏忽，就被机床削去了。……那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过年几天，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在一起……（2003年11月29于一茶一座，访谈对象：茶客，女性，中年，事业单位人员）(www.chuimin.cn)

因此，真正的自由时间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有限的，而就在这有限的闲暇时间内，人们也并不能做到自由选择休闲方式。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公共利益一直占据着“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优先位置”。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理念”，则加强了这个公共利益概念。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闲暇活动应采取集体行动的形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是集体项目的运动如球类，集会，还是本可以依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的活动如读书、看电影，都要单位组织起来大家一起做。在这种整齐划一的全民休闲中，那些没有参加单位组织的闲暇活动的人则要冒着被批评成“脱离群众”和“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危险。^[12]

在“革命理念”的逻辑推演下，业余时间不可能是政治真空，它要么被无产阶级思想占领，要么就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1960年3月，一篇署名为肖文的作者在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封信，表达了希望能有更多的自由、愉快的闲暇时间的愿望，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全国大讨论，得出的结果是：业余时间不应用于个人享受；相反，它应用来提高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3]于是，闲暇内容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最初的政治化相对较温和，人们被提醒，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来享受娱乐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看来，革命同追求个人享受是水火不相容的。要革命，就不能追求个人享受；要追求个人享受，就不能革命”。通过文艺作品的宣传，报刊专栏的讨论，国家希望教育人民，他们在闲暇应该干些什么，不应该干些什么。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可以在《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的一组文章标题里找到，如《业余生活要服务于工作》、《下班后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业余生活要以学习为主》等。显然，在闲暇时间继续巩固人们早已接受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正确而必要的。

那时的话剧、电影、小说，都是以追求革命和进步为主题，《刘胡兰》、《钢铁战士》、《红色娘子军》、《革命家庭》、《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创业史》等在全国刮起了一股股红色的旋风。人们“抱着受教育的心情走进剧场”，接受一次又一次精神和灵魂的洗礼。同样，由中国人在国际性比赛中夺冠所带动起来的全国举重热、游泳热和乒乓热，以及全民健身运动，也早已超出了健身和锻炼的范畴，而被赋予了“爱国”、“革命”、“建设”的含义。1964年夏天，年近七旬的毛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里去锻炼。”为了实践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其时，几乎所有的休闲活动都与时势、任务相结合，带有一种绝对理想化和革命化的色彩。即使是在纯粹个人爱好的集邮活动中，也是像《十月革命35周年》这类革命题材的邮票最受欢迎。与之相反，那些“幻想有个安乐的小家庭”、“体育比赛的锦标主义”等思想则被作为“极大的个人主义”受到批判。

到60年代中期，官方的出版物开始警告人们：“玩物丧志”。打猎、钓鱼、养鸟、种花及其他各种个人休闲爱好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情趣”遭到批判，个人生活的社会空间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一步步退缩。而文革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清洗，则成了时代惟一的主题。十年文革是无休无止、不断争斗的十年，“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划分已经毫无意义了。在时人的眼里，“闲暇”这个词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坏字眼，与革命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文革”开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不成文法规：除非得到官方许可，否则没有闲暇活动是合法的。这样有数年，八亿人民只许观看八部“革命样板戏”和几十部精心挑选的“革命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只是以一种粗糙的艺术形式简单地进行宣传，甚至没有做出给人们以消遣的样子。当观看这样的戏被视为最光荣最神圣的政治任务，当休闲意味着在不断的重复中去品味那难耐的单调、干瘪和苍白，休闲其实已经变形。

随着日常生活进一步的革命化、政治化，被认为“可能滋生懒惰、寄生、剥削”的茶馆，被视为无所事事的“闲人”消遣的茶馆自然就有被清理的必要。在杭州，像三元、西园这样的书茶馆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了。当茶馆等形形色色的休闲空间被清除后，城市的空间显得如此“干净”，成了单纯“革命”的天地。正如苏珊·福特·维尔特夏尔所巧妙地评论的那样：“当私人生活的乱石碴被完全消除干净后，公共生活被变成了一堵表面光洁无比的巨墙。巨墙里面什么都是一个模样。”^[14]但毕竟这是“表面的光洁无比”，在看不到的巨墙角落，隐蔽有人们自己的休闲生活空间，虽然非常狭窄。下棋、打牌、钓鱼、编织，等等，人们在自身的爱好中寻找乐趣。同样，茶馆休闲也用自己的方式生存着，或是社区里的“老人之家”，或是景区里的清幽茶室。可见，对闲暇的控制和努力程度是一码事，而这种控制有多大可能实现又是另一码事了。但从总体上看，包括茶馆在内的休闲活动的社会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休闲空间取得了巨大的扩展。这既是社会力量一点一点努力的结果，又与政府对闲暇的宽松态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被允许“用他们乐意的方式来打发时间，只要他们的活动不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威胁”。这样，闲暇不再总是必须去适应国家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框架，“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生活和时间分界逐渐清晰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而只是放松休闲的控制。考虑到闲暇在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力图对闲暇活动作某些制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新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国家为管理闲暇活动制定了一个新的指导方针：“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反对有害的。”^[15]但在休闲的具体方式上，国家权力的削弱或退出为休闲社会空间的扩大提供了可能。

当政治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后，人们在闲暇范围内有了相当的自由。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和消费能力的增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选择自己的休闲方式。而闲暇的市场化运作，更是推动着休闲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理念中，国家不再把闲暇仅仅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了，而是也把它当作一个市场——文化市场，应服从于适用于其他商品的同样的经济规律。一旦个人的闲暇偏好允许通过“文化市场”来表达，它就变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宽松的政策鼓励下，个体、私有经营的休闲产品越来越多，国家不再是娱乐产品的惟一提供者。在此意义上讲，与现代性相关的以“目的理性”为特征的空间化实践，其典型的表现是市场对空间价值、空间质量和空间资源的竞争。在最广泛的社会学层面上讲，西方社会的整个趋势是从“政府意味着一切事情”转变到“政府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例如，在包括休闲服务在内的领域中，政府、市场、两者的合作都是必要的模式。除了政府，市场已经成为休闲空间最有力的建构者，休闲的商业化趋势在休闲发展中几乎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16]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要求下，凝聚了千年的茶文化、茶馆休闲文化重放异彩，茶馆休闲再次走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茶馆在当代的复兴，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茶艺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从茶馆到茶艺馆，一“艺”字之增，却体现出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现代茶文化的艺术追求。据《中国茶叶大辞典》，“茶艺”意为泡茶与饮茶技艺。继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之后，历代都有对茶的叶、水、器、境等方面的精研，旨在提高饮茶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意蕴。现代茶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良茶艺传统，又与现代文化相结合，饮茶方式从大泡大饮演变为精致品饮，饮茶目的也从一般的解渴消食提神演进为高雅的文化艺术享受。在大众休闲时代的今天，这样的茶艺不只为文人雅士所消受得起，而是逐步步入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中。

茶艺馆是传统茶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产物，也是茶馆为迎合现代人需求而自觉发展的产物。工业化社会和信息时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日趋激烈，导致人心的浮躁和人情的淡漠。茶艺馆应时而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宁的环境，一个醇和的世界，一种超然物外的享受。正如台湾茶艺家范增平所说，一杯茶要“喝出宇宙奥妙、人情、诗情、乡情”，茶艺馆使人们得以舒缓紧张的神经，领略返濮归真、回归自然的意趣，和谐亲切的品茗气氛还可促进人际关系的和睦。“探讨茶艺知识，以善化人心；体验茶艺生活，以净化社会；研究茶艺美学，以美化生活；发扬茶艺精神，以文化世界”——这是现代茶艺和茶艺馆的宗旨和追求，也是现代茶馆休闲的意义所在。

在杭州茶馆盛况复萌和茶艺馆的发展中，一系列相关的茶文化交流活动功不可没。1982年杭州创办了以“弘扬茶文化、振兴中华茶叶”为宗旨的“茶人之家”民间团体。1985年4月23日，“茶人之家”落成于杭州植物园的清清世界里。新居分内外两院，古朴典雅、民居风格，正门两旁贴一茶联：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必欲仙。外院设群众茶室和小卖部，有浙江名茶和各类茶点，备来宾、游客品饮休憩。内院设“迎客轩”，接待海内外茶界人士，举办茶事活动，也可在此欣赏《径山茶宴》壁画，观看《浙江茶叶》的录像介绍。其内廊柱之上附有另一茶联：“得与天下同其乐，不可一日无此君”。^[17]

茶人，既是与茶的生产、经营、研究相关之人，也是精于茶道之人。他们不仅彼此切磋，而且把视野扩展到全国乃至世界。“茶人之家”举办的“茶事咨询会”，邀请国内著名茶叶专家、教授、茶叶工作者共商茶事，并将茶艺培训和推广（时称“茶礼”）确立为工作目标。而台湾省、香港特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著名茶叶专家、茶艺协会、茶艺中心、制茶工作者等的来访，更是带来了新的茶文化理念。事实上，第一家挂出“茶艺馆”招牌的现代茶馆，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地区。这其实是一个以国画、陶瓷为主要经营项目并提供茶饮的艺廊，馆主希望用茶来美化艺术品。馆内陈设的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国人的品茗也是一种文化艺术，两者结合在一起可谓相得益彰。人们一面品茶，一面欣赏艺术品，艺术品和实际生活拉近，画廊像是一般生活的空间了。之后，台湾省茶艺馆在回归乡土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为一种新兴的行业，在1977年到1991年的10多年间由1家增至2000家，目前已高达近3000家，并影响而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都市茶艺馆携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顺应现代人享受悠闲，提升品位的需求，从而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也能为中老年人所接受。通过与上述地方茶艺、茶道、茶礼的交流，杭州茶人扩大了茶文化的社会影响，并使人们日常饮茶习俗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从茶人之家的设施、活动来看，它已带有即将以彩霞漫天之势发展的茶艺馆的性质。

此后，各类茶文化活动、茶文化社团层出不穷，茶艺休闲活动也从少数的茶人普及到大众，成为杭州人的一大休闲时尚。继太极茶道1994年6月在杭州开出全国第一家专业茶道馆以后，杭州的紫艺阁茶坊、墅园茶艺馆、青藤茶馆等相继开张。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设茶艺馆更成为一股热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杭州茶艺馆逐渐转入注重理性经营、规范管理和服务创新，讲究休闲的文化内容和个性追求，稳健地发展成为一种态势良好的新行业。不仅如此，杭州茶馆还逐步走向中国其他城市。成立于1999年的青藤阁茶艺馆，是上海首家自助茶艺馆，人称“杭州入沪第一家”。同样，杭州茶馆也走进了苏州、南京、黄山等诸多城市，乃至世界，其茶艺休闲的生活理念和独特鲜明的风格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