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

2024-06-0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重要研究成果有林德夫妇的以整个社区状况为休闲研究课题的《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一书。1956年，在联合国的援助下，进行了跨法国、瑞士、波兰、南斯拉夫等11国的大规模的休闲活动调查。在进行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休闲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1.2.1　历史中的休闲研究

对于休闲问题的研究早在古代希腊就有了萌芽。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分别探讨了个人生活中的休闲以及集体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的休闲问题，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幸福的凭借”。这一思想后来成为西方休闲文化的传统。但休闲问题引起普遍的关注，真正被放置在学术的层面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形成学科体系，则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和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休闲社会学的研究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刚刚开始。20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休闲的物质保障，也带来了民主意识的觉醒和价值取向的更新，一批社会思想家开始认识到休闲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性。

马克思是休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本中，他多次提到“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从始至终都把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连在一起。^[23]正是循着马克思休闲理论的思想轨迹，后世的学者提出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休闲的自由只是少数“有闲阶级”的垄断物。法国保尔·拉法格的著作《休闲的权利》（1883）是第一部主张给工人阶级以闲暇的著作，也被认为是休闲社会学的直接起点。而美国学者索尔斯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1899）是休闲社会学建立的标志。该书描述了19世纪后期富裕的“有闲阶级”休闲娱乐的社会生活，建立了以社会地位功能为标准的休闲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休闲与阶级、阶层的关系。凡勃伦用休闲来区分社会阶层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这一时期对休闲研究作出贡献的还有E.杜尔凯姆、M.韦伯、G.齐美尔、F.尼埃兹什等人。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三十年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先后采用了八小时工作制，闲暇时间大大增加；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休闲活动开始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增多的闲暇时间既可能被用于自身发展，也可能无谓消耗，以至产生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的休闲研究集中于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现象，以及实行新的工作制以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等。

由汉斯·O.A.奥斯瓦尔德等人出版的《大都市档案》（1905），分别描述了柏林、维也纳、彼得堡等欧洲大城市各种专业性、习俗性及商业性休闲娱乐活动，并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及其发展过程。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重要研究成果有林德夫妇的以整个社区状况为休闲研究课题的《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一书。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城市休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代表作有《机械扩大了休闲》（1932）、《游戏中的美国人》（1933）、《休闲：一个郊区社区的研究》（1934）、《游戏的理论》（1934），以及林德夫妇《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的续篇《变迁中的米德尔敦》（1937）等等，这些著作都对城市的休闲问题做了广泛的研究。

二战后，随着人们生活时间普遍的重新分配，即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时间相对缩小，而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增大，休闲成了具有广泛意义的国际性问题，休闲的国际比较研究由此展开。1956年，在联合国的援助下，进行了跨法国、瑞士、波兰、南斯拉夫等11国的大规模的休闲活动调查。1967年，国际社会学协会成立了休闲研究委员会，1968年又在布拉格成立休闲研究中心。1976年，在邦克雷财团主办，联合国援助下，召开了由30个国家约500名休闲问题研究者参加的布鲁塞尔国际闲暇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世界闲暇宪章”，很好地阐释了闲暇时间的作用。

休闲领域的研究在这期间呈新的局面，涉及的问题包括：休闲和文化、休闲和消费、休闲建制、休闲技术论、小群体的休闲、休闲政策和规范等等，主要代表作有：美国学者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1950）和伯杰的《闲暇社会学》（1962），提出了“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的观点，把闲暇问题归入文化社会学；凯普兰的《美国的休闲——社会调查》（1960），把休闲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来研究，这些维度涉及美国社会制度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工作、家庭、社会阶层、宗教、世俗的价值观等等。林德的《有闲阶级的困扰》（1970），深刻分析了时间作为我们最珍贵和最稀缺的资源、一种商品，所受到商品交换和其他经济与技术的竭力剥夺，并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目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者B.S.朗特里等人的《英国的生活与休闲》（1951）、法国学者J.迪马泽迪埃的《休闲文明即将来临吗？》（1962）和《城市的休闲》（1966）。苏联学者S.斯特鲁米林及其学生普鲁登斯所进行的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社会调查，则开创了休闲时间利用状况的时间预算研究方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休闲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发生很大变化，休闲研究因此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如休闲是怎样改变人们日常生活各项活动之间的平衡和社会时间的“象征结构”的；休闲时间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时间后，是否会引起新的价值冲突；休闲的生活质量研究；休闲领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研究，等等。在进行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休闲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美国在休闲的社会学研究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全美的大学中几乎都有相关的专业设置，还有众多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其代表作有：杰弗瑞·戈比的《你生命中的休闲》（1985）、约翰·凯利的《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1987）、托马斯·古德尔和杰弗瑞·戈比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1988）、卡拉·亨德森等的《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1996）以及杰弗瑞·戈比的《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1997）等，它们分别对休闲理念、休闲历史、休闲服务、休闲异化、休闲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颇有建树的观点。此外还有法国社会学家J.迪马瑞杰的理论著作《休闲与文化》、《休闲社会学》、《生活空间与休闲》，以及德国学者H.吕特克提出的“系统休闲理论”。同时，休闲研究不断同社会发展研究结合起来。(www.chuimin.cn)

总的看来，休闲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学分支尚处于“边缘状态”，存在一些问题，如各国学者使用的概念差距较大；关于城市休闲的应用研究虽然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但又难以贯通和比较；研究成果也多停留在描述水平等等。但是，相比较中国而言，西方的休闲社会学研究是远远走在了前面。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国度，在休闲文化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曾为人类思想文化宝库做出过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经济、历史等原因，休闲以及私人生活领域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人们休闲权利的意识也很淡漠，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只停留在革命性电影、话剧和样板戏以及爱国体育运动等几种单一的方式上。在一切服从于政治的时代，学界对休闲问题的关注显然不够。

休闲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的觉醒，加快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休闲化的进程。休闲作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和时代特征之一，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于光远先生是当代中国休闲文化研究的力倡者。早在1983年他就指出中国对游戏、休闲研究得很不够：“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没有一门研究游戏的课程，没有一门游戏专业，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1994年他在《玩是人的基本需要》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于1995年成立，成为我国最早从文化哲学角度研究休闲的民间学术机构。在此后的一系列论著中，于光远一再强调休闲研究的重要性：只有认真研究当今中国人的休闲价值观、消遣方式日益增多的变化，研究如何使休闲更加科学、充实、富有个性，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而这也是休闲产业兴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走向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经之路。

在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等学者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的休闲研究呈良好的发展势态，休闲社会学领域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论著先后问世。1992年由王雅林、董鸿扬主编的《闲暇社会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休闲理论规范研究的开始。此外，王玉波、潘允康等著作的《生活方式》（1986）、青连斌的《城市生活方式》（1990）、瞿明安的《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1993）、高丙中的《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1997），王玉波、瞿明安的《超越传统——生活方式转型取向》（1997）、王琪延的《中国人生活时间研究》（1998）和《中国人的生活时间分配》（2000）、王雅林的《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2003）等，都是对城市休闲生活方式展开经验研究的成果。其研究的项目主要有休闲活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问题、提高中国城市居民闲暇时间占有量的社会途径、大众传播在休闲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转型时期的休闲变迁问题、不同群体的休闲状况、休闲活动的社会管理以及休闲的产业开发问题等。同时，在西方休闲理论著作的引介、翻译和出版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中，由马惠娣执行主编的《休闲研究译丛》，全面介绍了北美休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对进一步促进休闲学在中国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自休闲的社会学研究以来，以王雅林、潘允康、王琪延和卢汉龙等为代表的学者所形成的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即采用时间预算法考察城市居民休闲生活的时间分配状况和结构特征等，从而在整体时间结构的关联及各种生活活动的互动中考察休闲问题。

中国最早的城市居民时间分配调查，是王雅林于1980年10月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个城市采用时间记账法进行的问卷调查，共获有效样本3000余份。20世纪80—90年代，关于城市居民时间分配调查比较有影响的成果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卢汉龙、孙慧民等人在上海市所做的调查；天津社会科学院潘允康等人在天津市所做的调查；中国人民大学王琪延在北京等国内多个城市进行的时间分配大型调查等等。此外，国家统计部门还把城市居民的时间分配状况列入社会统计指标。1998年，王雅林等在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城市所做的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状况的调查体现了这种研究的连续性，在调查研究方法上也有所改进，设置了体现家庭成员时间分配互动关系的调查内容。上述调查所提供的数据，生动详实地反映了中国城市居民包括休闲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变化轨迹，并为从城市建设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休闲经济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也为构建符合国情特点的休闲社会学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

从目前国内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休闲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从城市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城市休闲及休闲异化进行实证性考察和理论性分析的并不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占生命时间的比例愈来愈大，社会休闲化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相比西方发达社会，中国距离休闲时代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休闲的观念、行为、制度并不成熟；起步较晚的休闲研究在一些基础性问题上还缺乏系统的、科学的和规范的论证，如休闲的历史渊源；休闲在整个社会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形态；休闲的文化价值等。一些调查采用的方法也不够精当，概念与指标不够统一，在各城市孤立进行的调查结果难以贯通；而且大规模的休闲调查统计还未开展，数据资料来源受到一定限制。就中国现有的休闲研究来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伴生性研究者多，专题性研究者少；初步探索者多，深化研究者少；关注存在状态者多，关注发展变化者少；关注技术性方面者多，关注社会性方面者少等。这一研究状况表明休闲研究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本书20世纪立足于城市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试图通过茶馆休对现代城市休闲现象进行一次系统的、全面的、规范的社会学专题研究。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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