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社会学分析

1.1.1　休闲时代的来临

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城市社会的时间、空间正在获得一种休闲性的建构，休闲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从原来所扮演的“边缘角色”变成了“时代的主角”之一。越来越多闲暇时间的获得，必然带来人们生活方式、需求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必然促进产业结构和消费市场的变化。休闲不但对社会的作用和贡献加大，而且与每个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休闲生活的日常化、休闲设施的完善化、休闲服务的社会化、休闲用品的产业化，所有这些意味着一个“大众休闲时代”的来临。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休闲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内进行的自由活动。因此，闲暇时间是休闲的首要因素。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把闲暇时间同自由时间，即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相提并论，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字典》中，闲暇时间被定义为“由于暂时免除了工作或责任而带来的自由时间”。从时间分配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日常生活可分为四个部分：工作（包括上下班路途时间）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生理需要（睡、吃和个人卫生）时间和闲暇时间。由于生理需要时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闲暇时间的多少主要同家务劳动时间和工作时间相关。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和家庭服务的社会化，家务上所花的时间总体上会大大减少，但就个体而言，它还涉及家庭的性别分工等方面。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关系。

闲暇时间是工作时间的负函数，工作时间越长，闲暇时间越短；反之，工作时间越短，闲暇时间越长。近代社会以来，尤其是现代社会，工作时间不再由生物时间（如睡眠）和自然时间（如白天黑夜的交替）决定，而是更多地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政府立法、就业压力、工会或有关团体的倡导运动等，社会法定的年和周工作时数不断减少。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对待时间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过程。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时间觉悟的提高和长期斗争的结果，并最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得到保障。^[1]

科学技术是劳动带动社会变迁的先导，技术因素如机器生产、信息技术在工作时间中起的作用更为关键。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增长，科学技术研究规模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不仅扩大了人类生活的范围，带动或直接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通过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及其所要求的组织和制度，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互动方式。20世纪科学技术对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生产率的提高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用很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产品，使人类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在早期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6—18个小时。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合作与智力应用将取代工作时数，成为确保经济状况良好的决定性因素”。^[2]上述这些制度性的闲暇时间为扩大休闲需求从时间上提供了可能，一旦收入允许，这种可能就变为现实。

据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哈勒于1972年出版的《世界的事实和趋势》一书所提供的资料，原始人一生中的闲暇时间仅占整个生命时间的16.6%；旧式农民一生中的闲暇时间占22.9%，劳动时间占28.6%；发达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一生中的闲暇时间占38.6%，劳动时间只占10.4%。所以，从闲暇时间的多少也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可以说，休闲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是衡量社会发展和城市文明的标尺。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各国就先后采用八小时工作制。1936年，在“法兰西人民阵线”政权下，诞生了著名的“马提翁协定”。据此，雷昂·布鲁姆内阁将以下几点法令化并付诸实行：一年带薪休假15天；一周工作40小时；必须签订有关的团体协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天工作制在更多的国家迅速普及，人们的闲暇时间普遍增加。1987年，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年劳动时间为1500—1600小时，比1870年下降了将近一半。除正常的节假日外，还有连续休息4周左右的长休假。一项对英国公众所作的调查显示：尽管现在一般人的职业生涯仍然要持续40年左右，但一生有效工作时间已由1856年的124000小时缩短至1983年的69000小时。一生中用来工作的时间所占百分比已由50%减少到20%。^[3]不仅如此，工作时间也趋向灵活化，工业化时代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渐渐得到改变。人们可以在周一上午打网球，而从下午开始工作。

日本是个以勤勉工作著称的国家，但其工作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与世界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据日本厚生省人口研究所测算，1970—1985年，日本人平均寿命延长20年，1985年男性达到73.5岁，约为64万个小时；女性达到78.8岁，约为69万个小时。由于平均寿命延长，退休后时间增加；技术进步，工作效率提高；高学历普及，青年人开始参加工作的年龄推迟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工作时间在整个生活时间中比例较以前已大幅度缩短。1970年平均一天的工作时间是6.2小时；1975年降为5.8小时；1980为5.5小时；1985年为5.1小时。与此相对应的，是闲暇时间的增加，占到总生活时间的30%。

中国自1995年5月起，将沿用已久的每周工作48小时改为40小时，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城市居民闲暇时间由此相应增加。据王雅林等人1998年在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地进行的“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显示，城市居民的休闲时间已经超过工作时间。三城市居民平均每周的一天的工作时间为261.43分钟，占一天时间的18.15%；而休闲时间为336.99分钟，占一天时间的23.39%。^[4]1999年中国将“五一”、“十一”法定休假日各增至3天，实施五一、十一、春节三个长假日，现在一年的非工作日达到114天，几乎是生活时间的三分之一。2003年12月1日起，甘肃、河北等省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始推行新的作息制度，早晨上班时间由原来的8点推迟到了8点半，每天的总工作时间也缩短了半小时。新作息时间尽管是局部范围的，但它实际上是中国即将全面进行的第四次作息制度改革的试点和酝酿。随着带薪休假制的建立，上下班作息制度的改革，人们的闲暇时间还将继续增加，这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进步最好的一个指示表。一个社会越发展，它的人民就越能享受更多的休闲和娱乐机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类对闲暇时间的追求是不懈的。马克思曾这样高度评价自由时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5]在此意义上讲，这种自由时间是人类真正的财富，它为自由活动和个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6]在马克思的观念中，自由时间的运用，自由个性的建立即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乃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正是循着马克思休闲理论的思想轨迹，后世的学者提出了休闲的价值在于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www.chuimin.cn)

亚里士多德曾设想希腊人每天工作4小时，莫尔设想的乌托邦人每天工作6小时。可以相信，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这样的梦想最终可能会转化为现实。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进入“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后，人们的周工作日将缩短到25个小时，每天工作5小时，高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休闲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进一步突出，人们的休闲观念、休闲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本质的变化。

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中，作为人人必需的生活容器，空间的休闲性构建对于人们的休闲生活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我们更多的是考虑生产空间，而忽略对休闲空间的构建。随着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以及休闲时间的增多，休闲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与此相应，城市空间的分布特性有了巨大的改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休闲空间的建构和扩展。凯汶·林奇在《城市设计原理》一书中指出：“城市设计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空间安排上保证城市各种活动的交织。”^[7]由于城市功能的变化，生产空间将逐渐边缘化、郊区化，而休闲空间及与之相关的信息空间、服务空间、消费空间则趋向城市中心化。于是，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休闲城市、消费城市、信息城市、服务城市。

在社会学家看来，空间性不是既定的东西，而是社会行动建构的产物，是社会过程的后果。套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术语来说，“空间性既是行动的条件，又是行动的结果”。^[8]任何行动都涉及空间，当行动的主观意义考虑到空间条件并因此而定向，空间性就是行动的一个内在因素，即行动的目的和意义；而不是外在因素，即一个单纯的物质意义上的空间坐标，表示“在什么位置”，“有多大范围”，“是怎样的结构”。因此，空间性是不能脱离社会性而存在的，空间结构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不仅如此，空间性还是行动的客观后果。任何社会行动，不但是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或改变，而且同时也是对现存的空间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或改变。这种既在动机上考虑到空间因素如“何处”、“在哪里”、“距离”、“范围”、“障碍”等，又在后果上导致某种空间秩序、关系或结构的再生产或改变的行动被称为“空间化实践”。换言之，空间化实践就是赋予人的活动以某种空间秩序、关系和结构的行动。空间化实践的社会后果，就是“社会空间化”，即赋予社会以一定的空间秩序、关系和结构。

就城市休闲空间的社会发生来说，城市休闲空间是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工的产物。人类活动空间的分化，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复杂化和分工的精细化。作为活动空间分化的产物，城市休闲空间是在城市空间化实践中形成的，它构成城市社会空间化的一部分。

城市休闲空间一般可分为两个部分：私人休闲空间和公共休闲空间。私人休闲空间主要是指私人住宅，它不单单是人们的居住空间，也是人们与家人一起进行休闲交往、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二战以来，大多数现代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私人住宅及家用设施的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室内休闲的需要。美国人目前拥有大约1亿个住宅单元，其中几乎2／3是个人住宅，大约有500万美国人拥有第二住宅。这些住宅的面积平均增长了3倍左右，人均住宅面积达600平方英尺。大部分住宅是有庭院、阳台和车库或停车处的独门独户的房子，孩子们有自己的卧室和浴室。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97年统计显示，美国家庭中80%以上有微波炉，76%装有空调机，95%有充足的供暖设备，98%有完备的管道设施，54%有自动洗碗机，78%有洗衣机。上述家用设施不仅意味着人们家务劳动时间上的解放，也为人们享受高品质的家庭生活打下了基础。同时，家用休闲设施更是直接服务于人的休闲需要。93%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通常不只一台；90%以上拥有音响设备；70%以上拥有录像机。同样，中国近些年来在此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可以在房地产业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得到一定的证明。

今天，人们的居住理念在继续超越传统的诉求，由原来单纯追求空间的扩大转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即将居住区视作以人为本的室内外各类环境的综合体，“诗意地栖居”将成为人类的现实。21世纪的人居环境，因具有高度的自然保洁性能而为我们带来诗意的美感和享受。21世纪的人居环境，因村落化的构建将帮助我们实现田园生活的梦想。21世纪的人居环境，因现代科技和文化的介入我们将可以便捷舒适地生活。

与私人休闲空间相对应的是公共休闲空间。人们的居住区域是日常生活的中心，但它一般是日程化、程式化的。人们常常具有寻求“变化”、“新鲜”和“刺激”的冲动。走出家门去“旅游”休闲，就是这种摆脱日常程式和日常空间束缚的动机的产物。这里的旅游休闲地是作为与居住“中心”相对照的公共休闲空间，事实上“是游客输出地的社会建构（想象、美化和神圣化）的产物”，它可以使人们沉浸在一种理想化和美化的“自由休闲境界”。^[9]为了凸显城市的休闲功能，现代城市越来越趋向于旅游化，即把自己变成一个吸引物，或一个拥有各种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在城市，各种公共休闲及文化设施和服务，如公园、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图书馆、剧院、音乐厅等，均成为吸引居民前来进行休闲的吸引物。城市的各种商业性的休闲设施和服务，如餐馆、茶馆、咖啡厅、游乐场、超级市场等，也是使城市成为休闲空间的主要内容之一。实际上，城市在整体上正经历着一个“泛旅游化”过程，与之相对应，城市空间在整体上则面临着一个休闲性的建构。

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和休闲空间的扩大，休闲在人们生活和社会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一个新的休闲时代已经或正在来临。休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影响到人能否完整、全面、健康地发展自己。著名思想家罗素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如何合理利用闲暇时间和构建休闲空间，如何提升休闲质量，如何发挥休闲功能，如何克服休闲中的异化等就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新问题，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