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艺术发展历程及影响

2024-06-0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十章艺海沧桑成长期的相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由发祥地北京向外地普及的过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侯宝林、郭启儒自东北、天津返京，献艺于上海游艺社和西单游艺社，由于内容健康，格调清新，被誉为“文明相声”，受到热烈欢迎。清末以来，相声艺人逐渐从北京流向外地。最早离京赴津的是满族艺人裕二福。

第十章　艺海沧桑

成长期的相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由发祥地北京向外地普及的过程。

在北京，相声艺人队伍逐渐扩大，竞争日益激烈，促进了相声艺术的成长。尤其是相声登上广播电台以后，拓宽了观众面，提高了相声演员的知名度，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西单商场演出的有号称“笑林五杰”的张杰尧、高德明、汤金澄、绪德贵、戴少甫等。在青云阁演出的有焦德海、刘德智等。经常参加堂会演出的有高玉峰、金晓山、陈子贞、广阔泉等。在隆福寺庙会演出的有孙宝才、罗荣寿等。在鼓楼市场演出的有常宝臣、聂文治等。1938年到1948年间，常连安在西单商场开办启明茶社，演出相声大会，名家汇集，阵容整齐。经常献艺的有吉坪三、刘德智、张寿臣、马桂元、华子元、郭荣起、常连安、侯一尘、刘宝瑞、王长友、罗荣寿、白全福、王世臣、李宝琪、黄鹤来、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苏文茂等。从早到晚，轮换演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启明茶社的相声大会吸引了不少知识界的观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侯宝林、郭启儒自东北、天津返京，献艺于上海游艺社和西单游艺社，由于内容健康，格调清新，被誉为“文明相声”，受到热烈欢迎。同时，东城凤凰游艺厅、升平茶园、新中国茶社、西城茗园茶社和北城游艺社也都有相声演员献艺。相声成为北京观众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清末以来，相声艺人逐渐从北京流向外地。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艺人作艺的场所，如天津的“三不管”、地道外、谦德庄，沈阳的北市场、第一商场、小河沿，哈尔滨的道外，大连的西岗子，营口的洼坑甸，济南的南岗子，青岛的劈柴院，郑州的车站、老坟岗，开封的相国寺，南京的夫子庙等。这些场所都有北京来的相声艺人的踪迹。

最早离京赴津的是满族艺人裕二福。光绪初年只身赴津，表演单口相声，颇负盛誉。其后，阎德山、马德禄、陶湘如相继赴津献艺。张寿臣1925年赴津，后来就定居在那里。马德禄还主持过天津东兴市场连兴茶社的相声大会。清末相声已传播到东北。同治十二年（1873）刘世英在《陪都纪略》中提到“有张太，学相声。叫人乐，嘴头灵。约薄话，想的清。讲流口，是营生”。张太的师承关系不详。清末民初，朱绍文的弟子范有缘和范的传人朱凤山（艺名“人人乐”）曾去奉天（沈阳）献艺。当时奉天的相声艺人还有朱天瑞、崔保祥、米精一、白万铭以及朱绍文的孙子胡兰亭（因过继给其舅父，故改姓胡）等。冯昆志一家二十年代曾活跃于沈阳、哈尔滨等地。传人有杨海荃、祝景荃、杨振华、金炳昶、王志涛等。他们的艺术风格火暴脆快，动作大起大落，演出形式也不断创新，被誉为“冯家门”相声。三十年代初，大连西岗露天市场的相声演出比较活跃，来自各地的艺人竞相献技。崇寿峰（刘宝瑞的启蒙老师）、于春明（艺名“小北瓜”）、张庆森、汤民一、连春仲（艺名“白银耳”）、邵连亭（艺名“小傻子”）、庄佩臣（艺名“小八仙”）、刘伯奎、于月兰、顾海泉、赵金寿等，经常以“相声大会”的形式，在市场一区的四合轩搞相声大会串，有的人也“撂地”演出。

东北解放后，于春明一直在抚顺演出；扎根沈阳的有王志民、金涛、佟雨田、彭国良等；扎根武汉的有王树田、杨松林、康立本、韩子康等；扎根济南的有高桂清、袁佩楼、赵兰亭、赵文启、孙少臣、吴萍、张春奎等；扎根南京的有张永熙、关立明、顾海泉等；扎根西安的有张玉堂、关宝琦、熙醒生等；扎根重庆的有叶利中等；扎根兰州的有常宝霖、连笑昆等；扎根哈尔滨的有赵春田、于世德等；扎根乌鲁木齐的有班松麟等。相声艺人流向的地区较为广泛，对推动当地相声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二十年代起，先后随北方的曲艺团体赴上海表演相声的有李德钖、张德泉、徐维亭（艺名“徐狗子”）、陈子贞、广阔泉、王兆麟、吉坪三等，进一步扩大了相声的影响。王兆麟、吉坪三曾灌制唱片《三婿上寿》、《绕口令》等，向全国发行。二十年代，张杰尧曾在沪、宁、苏、杭等地巡回演出。四十年代，刘宝瑞、苏文茂曾赴南京、香港等地演出。

二三十年代，北京、天津建立了广播电台，后来又涌现了一批商业电台，其文艺节目中含有大量的相声节目。例如，1944年4月，北京特殊广播电台全天播出文艺节目共十八项，其中曲艺节目占十四项，而曲艺节目中相声竟占了三项之多。通过广播，既培养了人才，提高了相声艺人的知名度，也普及了相声艺术。郭荣起《我的学艺经过》一文中曾述及他和刘宝瑞搭档作艺的情形：

我们俩在电台互为捧逗，一连在电台播了四个月，每天不重。除了有些经常上演的节目外，还演了一些当时在茶社不常演的节目……由于每天在这个时间演播，节目从来不“翻头”，确实打动了社会各个阶层，造成很大的影响。有许多所谓的社会名流也追到“启明茶社”去听相声，把“启明茶社”的社会声誉也给抬起来了。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相声已经成为遍及北方、影响很大的曲种，但由于社会和艺术本身的原因，相声艺术也潜蕴着危机。

1947年1月中旬，著名的民俗学家金受申在当时的《北平日报》连载了题为《相声》的文章，具体描述了相声的现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文章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具有启迪意义。现概括为五个方面，摘述如下：

一、关于准词和“现挂”的问题。文章指出：

“穷不怕”的功绩是趋于文雅，编大笑话。“万人迷”的功绩是改正对口，能用面部表情来引人发笑。相声有一定准词的，只有几段说字意和十几段背的玩意儿。单春、对口皆系教授每段纲领，捧逗层次完全是半准词，半活口的。相声段子大约可以区别为三类：

第一类是特殊字意段子，人数二人、三人均可，全有固定可用的词句，常演的如《三字同头》、《八大吉祥》、《一物一象》、《四管四辖》、《切糕架》等，为数不多，只有十几段。(www.chuimin.cn)

第二类是三人相声，实在也是对口变相，所以减为两人也能说，常演的如《文训徒》、《武训徒》、《扒马褂》、《大算人口》等。

第三类就是现在流行的对口相声。新兴艺人自然不注意单春，实在现在社会也不欢迎老词单口，现在无论上馆子、“撂地”、上电台、走堂会，一切表演通常用这种段子，大约有百段上下，常演的如《拉洋片》、《羊上树》、《大上寿》、《洋药方》、《托妻献子》、《地理图》、《拴娃娃》、《粥挑子》、《卖估衣》等。现在新编的如《影迷离婚记》也不在少数。

说相声的全在临时动机、随意抓哏（按，即“现挂”）。前几年有个“大烧鸡”，以说自编的《民国大事记》、《窝头论》有名。《民国大事记》中有几句骂李达三兴房捐的词，有一次李达三亲点此段相声，“大烧鸡”当时改词为“李达三，李达三，人人都说是青天”，博得李达三额外加赏。“二蘑菇”（按，即常宝霖）在敌伪时期，讽刺面粉涨价，曾被捉到宪兵队里去。相声是注意谲谏的。

二、关于艺人队伍的问题。文章指出：

到了光绪庚子以前，有一个落魄文人名朱绍文的，加入相声界，就是鼎鼎大名的“穷不怕”，北平没有一个人不知的。那时相声艺人几乎全用滑稽的别号，如“万人迷”（名李德钖）、“周蛤蟆”、“大头鱼”，再以后便又时兴在姓上加一个“小”字，如小常、小卢、小张等。民初前后的北平相声界，有所谓“八德”的，得名最盛，如李德钖、卢德俊等。至于高德明、绪德贵，是出艺在后，不能公然并列的了。

焦德海在“万人迷”后，有“相声大王”的名声，他的大弟子张寿臣也曾活跃一时。最近，侯宝林以“云里飞”班底走入了相声界，与郭荣起、常宝堃（“小蘑菇”）来作新的相声，实在来说，已经不是老派的说、学、逗、唱了。

三、关于“柳活”的问题。文章指出：

现在，许多新上跳板的相声艺人，大半离弃土地上场子，改入馆子作艺，白沙子撒字一法，渐次失传……以前学相声，皆有一定的路子，固定的相声段子学会了以后，才能凭个人灵机编新的。哪有只以“谁是谁的爸爸”为“包袱”底的？……现在只以学点话剧，唱几个流行歌曲，便觉得了不得了。

四、关于相声格调的问题。文章指出：

电台播送的相声太粗俗了，社会人士久有批评。北平电台已禁止播演《牛头轿》、《姐夫戏小姨》（按，系“太平歌词”）、《儿子迷》、《拴娃娃》几段，但仍有电台在那里点说“谁是谁的爸爸”、“羊怎么上的树”。有人点就有人说，谁低级了？社会低级了……试观今日游艺场所中，有多少趣味高一点的材料？

五、关于相声艺人收入的问题。文章指出：

某社开庆祝会，约说相声的说《影迷离婚记》，三十分钟，十五万代价，而且汽车接送。据说有的时代宠儿的相声演员每月最低能赚数百万元，试问那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驻美大使、现任北大校长的胡先生（按，指胡适）有此代价否？

这篇文章从发表到今天，多少年过去了，然而，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与当前相声界的流弊，何其相似乃尔。

相声艺术发展历程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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