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伦理学史与主要流派及代表作

第三节　中国古代伦理学史上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作

中国几乎所有的古代典籍都有关于道德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论述。如果说代表作的话，那么首推“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其中“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著作的总称。而“五经”则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书。此外，诸子百家也都有自己的伦理思想，如《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列子》、《韩非子》、《程子》、《朱子》、《王夫子》等。另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韩愈的《原道》、李翱的《复性书》、心学家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理学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也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

由于道德立场和道德观念的不同，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不同学派和不同时代所推崇的道德品质是不相同的，有的强调这点，有的强调那点，不一而足。为了简明起见，我们把主要的伦理思想大体上分为六大流派。

一、儒家伦理学

一般来说，儒家所推崇的道德品质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有关道德品质学说的主流。该派始于公元前6世纪末，形成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后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儒家的伦理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最早全面论述了“仁”的内容和意义。第二，人性论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另一主要内容。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荀子则主张性恶论。第三，强调道德修养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孔子力主道德教育和修养的必要；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人性有恶，在于后天环境的污染，故人们的道德修养就成了除恶扶善的必要手段；荀子则主张从性恶论出发强调道德修养的必要性。第四，义利之辩是儒家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一般说来，儒家都强调义重于利。第五，儒家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等一系列道德规范，对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学习方面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下面我们简要论述一下他们的思想。

（一）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世人尊称孔子。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早已有“圣人”之称，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过孔子整理传授的儒家经典“五经”，被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起着主导的作用，从各方面都给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以极其深刻的影响。

孔子画像。孔子（前551-前479），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

孔子少时“贫且贱”，年15岁立志求学，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约30岁，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颜渊、曾子、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50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不久去职，率弟子历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志欲改良时政，复兴周礼，然终不被重用。在外14年，68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直到逝世。弟子达3000人，身通六艺者70余人。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最后编定约在战国初期，以曾参的门人为主。《论语》在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东汉郑玄本。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艺等诸多领域，内容非常丰富，但以伦理和教育为主，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论语》的语言简约、凝练，表达精确而生动，能够用简短的语句表达深刻的意蕴，读起来令人玩味不尽，可以说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其中的许多话都已成为人们千古传诵的格言或警句。比如，“温故而知新”，“欲速则不达”，“三思而后行”，“任重而道远”等。在编排上，《论语》也没有严格的编撰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也只是大致归类，并无紧密联系，甚至有重复章节出现。宋朝大儒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称为“四书”；明朝以后，“四书”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论语》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历代思想家都有关于《论语》的注释，现存旧注有三国时魏国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黄侃的《论语义疏》、宋代邢邴的《论语注疏》、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及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今注本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逊的《论语浅解》，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可供初学者阅读。

孔子提出“智、仁、勇”三德相统一的思想，他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还提出“忠恕”、“孝悌”的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俏》），“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学而》）。此外，孔子所提出的“温、良、恭、俭、让”和“恭、宽、信、敏、惠”等“五德”以及“义、直、信、敬、笃”等道德条目也大都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与宰予讨论丧葬问题时，宰予认为三年丧期太长，一年即可以了。孔子批评他“不仁”。因为幼儿至少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因此为父母守丧也应三年。时间的久暂，似乎并不重要，如果从情感上说，时间再长也是不够的。如果从生活实际出发，宰予的说法是对的。但我们从孔子这里，看到他所强调的“孝”和“仁”，正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一种必须符合回报原则的人伦间的公理。

孟子画像。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中期儒学大师。

（二）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出生在离孔子家乡鲁国不远的另一个小国邹国，由于父亲早逝，少年孟子的教育得力于母亲。“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故事至今流传。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孟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仅次于孔子的古代正宗大儒，被后人尊为“亚圣”，凝结他思想精华的《孟子》一书也和《论语》一起被列入“四书”，成为后世文人必读的经典。

《孟子》是记录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篇目共有七篇，每篇又分为上、下两部:即（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全书共260章，约35000字。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即“以德行仁”。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是他的“性善论”思想，这也是他的教育修养理论的根据。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就是有为善的倾向。这些“善端”是天赋的，为心中固有的。因此，又叫“良知”。孟子认为人的本性虽然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但还必须通过教育，加强道德修养，尽量去扩充和发展这些“善端”。孟子虽然最强调内心的道德修养；但他同时也不否认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他还认为教育的作用比政治的作用更有效果。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为了争取民心，他提出要注意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大丈夫。他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孟轲提出的君子是指能够实行“仁政”和“王道”的人，是能够“居仁由义”的人，并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真正的大丈夫。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这四种“人皆有之”的德性或“善端”，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后世所谈“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就是指作为“天下之常道”的“仁、义、礼、智、信”。孟子认为人所具有的“不忍人之心”，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性。“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不需通过任何算计和思考，完全出自本能的反应。所以，实施伦理道德，实际上正是为了满足、愉悦人自己的这种心理和情感需要。谈不上什么崇高、伟大。但如果你见孺子将入于井而不实施救助，那就是没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以及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那就是“非人”了。如何解释这种人而非人的现象？孟子认为这是良心丧失或者是人心陷溺所致。儒家的性本善说为提倡道德、礼仪提供了符合人之本性的理论依据。

韩愈画像。韩愈（768-824），唐文学家、哲学家。《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为韩愈等所重视、所推崇。

（三）关于《大学》和《中庸》的介绍

《大学》，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为唐韩愈等学者所重视，宋以后更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

关于《大学》，有争议的问题很多。首先是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程颐以《大学》为孔子的遗书。朱熹以《大学》首章之经乃孔子之言，曾子述之，传十章亦为曾子之意，门人记之。以后则有以《大学》为曾子所著者。今人则有以《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者，也有以为成书于战国时期者，乃七十子后学之作，或“思孟学派”学者所著。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学》的版本问题。《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原本为郑玄著《礼记》本，即所谓《大学》古本。至宋，程颢、程颐、朱熹以为《大学》有缺漏，编次也有差错，程颢、程颐已有改本，朱熹则分《大学》为经、传两部分，重新编次，并补充缺文（如“格物”补传）。王阳明则认为古本《大学》并没有错误，提倡恢复古本，反对程、朱之改本。

朱熹之后，《大学》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为《大学》作注，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之说。“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此诠释，《大学》成为儒家修身立行、内圣外王之典范。

《大学》把整个儒家伦理的纲目开列出来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是道德的本体，是人们追求的远大理想。明明德即是如何使明德彰显实现的意思。《大学篇》不仅开立出作为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本体，同时规定了达到这一道德目标的八个修养阶次，称之为八条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而后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篇》在阐述家庭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时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事众也。”又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这就是纲举目张，也就是表率的意思。后面一句话说得颇为明白也颇值得注意，文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尧舜之仁与桀纣之暴是那么的不同，而其政令皆为国民所遵从。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尧舜倡导以仁义治家，而桀纣作天下暴虐的表率，一家一国的风气早就随其发生了变化，故而政令一下，全国风起景从。

《中庸》，子思著，是接着孔子的“仁”说的。他的中心内容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与天道进一步联系起来说。孔子使用“天命”一词，并未完全脱离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但他所谓“天命”，经常表述的是儒者担负人文的一种使命感。孔子也曾在“自然”的意义上使用“天”的范畴，此时，他看到的是自然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有序运作。《中庸》正是在孔子这个意义上使用“天”的范畴的。孔子慨叹天不言而四季代更，万物生长，希望自己能效法天，无言而成就有效的社会秩序，这是孔子置身天地大化流行中的一种生命体验与感受。《中庸》则把孔子的这种精神感受进一步形上化、理论化，开启了儒家天人之学的形上思路。《中庸》所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又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村夫村妇虽然没有文化，但也可以深明其大义，及至其高明深奥处，就是圣人也有所不知；一般的道德实践，村夫村妇也能做到，但要达到理想的高度，就是圣人也有所不能。在道德伦理面前，将愚夫愚妇与圣人相提并论，体现了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虽然不识一字，还须还我堂堂正正做个人”的平等精神。不识一字的乡村夫妇，尚且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靠的就是家庭伦理，就是家庭间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互相劝勉、支持与激励。

墨子画像。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

二、墨家伦理学

墨家与儒家不同，是我国古代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典型。创始人是墨子，代表作为《墨子》。该派的主要伦理思想包括:第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爱”。第二，主张在兼爱的基础上以功利为本，以“兼相爱”和“交相利”为基础和根本内容，凡是有利于天下之利即为善，否则为恶。但墨家强调的利是天下之大利。第三，墨子主张“非乐”、“非命”，反对隆葬厚利，主张节俭治国；反对天命神学，主张人为根本。

墨子是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做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3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做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思想的根本精神是自苦利人。他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以利人为义，亏人自利为不义，以是否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准。他要求人们学习大禹治水，自苦为极的精神，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只取最低的标准。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有一篇《非攻》，是根据《墨子》中《公输》一篇改写的，写墨子劝止楚王攻宋的事，生动地反映了墨子的精神，可以参读。(www.chuimin.cn)

墨子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主张突破贵族世袭制度，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反映了小生产者对政治上平等权利的要求。尚同则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统一全国思想，要求百姓逐级与上级官长保持一致，最后上同于天子，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现出专制主义的倾向。

墨子思想中保存有较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他承认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认为天和鬼神都赏善罚恶。这是他思想中落后和错误的方面。但他又反对天命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禽兽以羽毛为衣，水草为食，不必耕织，衣食已足；人则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突出强调了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他还提出衡量人们言行是非的三个标准:上古圣王的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和符合国家人民之利。

三、道家伦理学

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代表作有《老子》，又称《道德经》和《庄子》。道家伦理学带有明显的消极遁世和怀疑特征的非道德论倾向，认为真正的人生境界是超乎尘世善恶之上的。所谓修养就是以“虚静无为”之“心斋”而至于“无不为”之道。也就是说，超脱尘世的苦难，以求虚静，最后达到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洛邑东）厉乡曲仁里人。他是春秋时的思想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略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学识渊博，《史记》中讲孔子曾向他请教过有关礼的问题，这是史书中所载的。另外，还有一段关于关吏尹喜强留老子著书五千言的传说，鲁迅先生曾将其写为小说《出关》，收入《故事新编》。这五千言便是震烁古今的道家经典之作《老子》。因这五千言，老子便成了道家的开山之祖，被列为中国古代圣人之一。

现在通行的《老子》共5，000余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下篇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此后人取上篇的“道”字和下篇的“德”字，将《老子》称为《道德经》。《老子》中句句玄机，更渗透了无上的智慧。这也是老子在几千年神秘文化热中被顶礼膜拜的原因。

老子画像。老子（生卒年不详），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代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柱下史，即管理周朝收藏文献国书的“藏宝”的史官。他比孔子大十几岁，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周礼的问题。有《老子》一书，世称《道德经》。

《老子》是一部深刻的哲理诗，包容着极大的智慧。它第一次提出了“道”的概念，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它还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遍为世人称道。在艺术上，全书旨意微深，而文辞简约优美，善于取譬设喻，且颇多民间谚语，时见用韵，在先秦哲理散文中独具一格。《老子》一书不仅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均发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远涉重洋传播于世界。一位美国学者预言，中国的《老子》将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美国《纽约时报》曾把《老子》列为全世界古今十大名作之首。这部诞生于遥远的春秋时期的哲学著作，迄今仍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博得东西方学界的一致青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科学家在宇宙起源问题上提出了“大爆炸说”，这一理论与《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沌，先天地生”相符，因此，当代一些学者认为《老子》中“道”的思想体现了“宇宙大爆炸说”的萌芽，从而对它更加推崇备至。

四、法家伦理学

该派是我国古代一个具有独特特征的伦理学派。其独特性在于:它一反儒家道德至上传统，认为法（政治）高于道德。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代表作是《韩非子》。法家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第一，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生来自私，利己伤人，要靠法律的制裁才能克服人的险恶之心。第二，以利己主义为道德原则。第三，主张法治高于教化，以“严刑”、“重罚”治人治国。

韩非画像。韩非（约前280-前233），出生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为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政治理论家。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哲学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始终是历代君主独裁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杰作《韩非子》55篇中。韩非子是韩国的宗族公子，曾和李斯一起就读于荀况门下，天生口吃的韩非虽然不善言谈，但却文采斐然，善于写作，是荀子门生中的佼佼者，这一点李斯也是心服口服。学成后的韩非回到祖国报效朝廷，但不得重用。李斯则审时度势投靠了秦王嬴政，并很快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一心想统一天下完成霸业的嬴政无意中读到了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正中下怀，大为钦佩，感叹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我如果能见到作者，并与他相处，死而无憾啊！）李斯说这人就是他的同学韩非子，现在就在韩国。求才若渴的嬴政因此猛攻韩国，刚刚认识到韩非子价值的韩王无可奈何地派他去秦国。秦王见到韩非，非常高兴。但李斯却意识到韩非子对他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趁秦王还没有全面起用他之前，就和姚贾二人想方设法诋毁他。听信了谣言的嬴政很快将他下狱，李斯的毒酒随后也就端来了。醒悟过来的秦王派人去赦免他时，为时已晚。嬴政和李斯将韩非子的理论作为治国方略，付诸实践，秦国统一了天下，秦王变成了秦始皇，韩非子的思想不仅主宰了秦一代，而且也实际主宰了从秦至清的整个封建时代。

《韩非子》的主体思想是政治思想，韩非子倡导一种纯粹的君主独裁论，也就是古人称道的“帝王之学”，具体地说，就是法、术、势兼治的专制论。他所说的法，是一种法律条令。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刑与德，即罚与赏。他强调要厚赏重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他举例道:卫嗣君时，一个罪犯逃到了外国，卫君想方设法务求归案法办，即使割地赔城都在所不惜。他所讲的术，是君主对臣下的统治手段，是藏于君主胸中的心计。他认为要想办法做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即君主行事要叫人捉摸不透，让群臣感到高深莫测，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将一切错误推给臣下。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察奸、识奸、治奸、防奸，于是他归纳出“八经”、“八奸”、“备内”、“三守”、“用人”、“南面”等一系列政治权谋，目光从层层官吏一直扫射到帝王后妃、夫人、嫡子，其大胆、犀利、露骨，令人惊叹。他所说的势，即指权势、统治权，法和术的实施前提是大权在握，法和术的实施结果是大权握得更紧。

《韩非子》不但以其锋利深刻的思想光芒照耀千古，它的文学价值也相当高，郭沫若曾将它视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他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

五、佛学伦理学

佛学伦理学在魏晋南北朝是随着佛教的兴起而产生的。佛学伦理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以我为中心，逍遥尘世，求于天国，至于涅槃。第二，采取消极厌世的人生观，认为人生在于逃脱苦海，追求来世天国幸福，甚至以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为人生真谛。第三，以念经拜佛的宗教礼仪作为修养的根本途径。第四，基本戒律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释迦牟尼，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佛教创始人。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起源于印度，相传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释迦族人悉达多·乔达摩所创立，后来佛徒门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圣人）。29岁时痛世人生、老、病、死四种苦恼，又不满当时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和祭司的特权地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脱一切，毅然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经过六年，最后才悟道成佛。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分成了“小乘”（为早期佛教）和“大乘”（为后期的新教派）。“小乘”着重伦理教诲，追求“自我解脱”，不拜偶像，认为只要自行修行，就能入“涅槃”，但不能人人成佛；“大乘”崇拜偶像，鼓吹“救渡一切众生”，认为只要虔诚信仰和修行，人人皆能成佛。佛教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但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有佛经介绍到中国来，才作为中国正式有佛教之始。此后佛教教义逐渐同中国传统的伦理，宗教观念相结合。魏、晋、南北朝佛教同玄学关系密切，广泛流传中国，至隋、唐达到鼎盛。两宋以后，佛教某些教义为儒教所吸收，逐渐衰微。在中国，佛教分汉语系佛教（公元前2年传入）、藏语系佛教（7世纪传入）和巴利语系佛教（13世纪传入）三大支。

六、理学伦理学

该派主要指宋明理学^[4]的伦理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张载、程颐、程颢和朱熹。代表作有:张载的《正蒙》、《西铭》，二程兄弟的《程氏遗书》，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等。主要观点有:第一，以“天理”为封建伦理纲常。“天理”是先于社会和个人，是统辖自然、社会和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道德也以“天理”为最高准则。第二，主张人性二元论。二元人性指“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第三，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之道。第四，在宋明理学中，张载不主张禁欲主义，倡导“爱一切人”，提出了“民吾同胞”的思想，带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因素。

张载，字子厚，陕西人，生于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卒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他是北宋五子之一，与程颢、程颐一起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所建立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又因他家住在横渠镇，人们称他为横渠先生。

张载的主要著作有《易说》、《正蒙》，此外还有他的弟子整理的《语录》、《理窟》。明代沈自彰把张载的著作编为《张子全书》。中华书局以《张子全书》为底本，又采取了宋本《张子语录》，参考了《宋文鉴》，编定《张载集》，加以新式标点，是较全较好的本子。

二程兄弟:程颢字伯纯，程颐字正叔，祖籍黄陂县（今属湖北）。程颢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颐生于明道二年。童年时，多随父辗转迁徙。其父通判南安军事时，周敦颐为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司理参军，两人成为好友，二程兄弟时方十五六岁，便师从周敦颐学道。

程颢一生多从事政治活动。他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次年任京兆府户县（今属陕西）主簿。他先后担任过上元县（今属江苏）主簿、泽州晋城（今属山西）等地方官吏。宋神宗熙宁二年（1096年）二月，王安石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程颢为其属官。同年八月，因为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程颢担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任京官，参与议论时政。他上疏十余章，反对王安石变法。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逝世，宣仁皇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回京任门下侍郎，召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还未动身就患病而死，时年53岁。

程颐的时间则大多投入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中，程颐50多岁时，由于司马光和吕公著的推荐，历任西京国子监教授、秘书省校书郎和崇政殿说书等职。由于与苏轼等人不和，在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离开京城开封，回到西京洛阳，继续教书立说。绍圣四年（1097年）春，朋党议论再起，程颐被黜放。宋徽宗登极后被赦免，回到洛阳。大观元年（1107年）病逝。

朱熹像。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称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此外，还有明清时代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伦理学，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