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伦理学：探寻其价值和意义

第五节　伦理学的价值和意义

相传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仉氏守节。由于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一些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而这地方又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相传孟子年少时逃学，他母亲就把织布机上的线割断，对他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像这些断线一样，成不了布。”孟子从此勤读，终成著名的学者。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岳母刺字”。据说，岳飞的母亲为了激励教育岳飞发愤图强、精忠报国，在岳飞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后来岳飞在战场上作战英勇，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抗金英雄。

这两个历史上著名的母亲，都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了良好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如果我们学好了伦理学，自己同样也可以成为道德高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伦理学对我们来说就像这两个伟大的母亲一样。具体来说，伦理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以下五个方面:

孟母三迁已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从孟母迁家时所拿的琴、书、剑就可看出孟母平时对孟子精心培育的用心。

第一，是道德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榜样感化和思想教育调整人们的道德关系的能力。这是道德的最基本功能。它可以使人们形成内心的善恶观念、情感和信心，自觉按照道德规范去行动。

第二，是一定社会或阶级依据其道德原则和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使人们在内心形成某种善恶、荣辱等道德观念。

第三，使人们认识客观存在的道德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和规范。

第四，促使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道德观点和政治观点，在社会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善恶概念去评价别人的行动，衡量自己的行为。

第五，引导人们通过公正制度的理想模式，借助道德预想，猜测历史的进步趋势。

实际上，伦理学渗透于一切人际关系之中，在一个社会的运行中起着相当大的管理作用。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伦理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一是，伦理道德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帮助人们分辨善恶，扬善罚恶。二是，伦理学还可以帮助人们分辨是非，指导人们去追求幸福的人生。

华歆像，他是汉魏时期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人物。

一、分辨善恶

伦理学可以帮助大家分辨善恶，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下面我们看个故事:华歆帮助汉禅位于魏的故事。

华歆是汉魏时期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人物。东汉末他被举为孝廉，任尚书郎；汉献帝时，任豫章太守；当时孙策占领江东，他以才干受到重视，后来被征入京，任尚书令。作为汉大臣之一的华歆，参与了汉禅位于魏的改朝换代的重大政治事件。

历代对华歆的操守、德行均有不同看法。有不少人因他参与禅位事件，认定他就是个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奸臣。《三国志·武帝传》注引《曹瞒传》说，汉献帝之后伏氏曾写信给父亲伏完，言及曹操“残逼之状”，并“令密图之”，这事泄漏出来，曹操大怒，派华歆“勒兵入宫”，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他为曹操进宫收捕伏后并将她毒死，还把她所生的两个小皇子杀死，皇后兄弟及亲族死者甚多，华歆因此遭世人非议。

也有不少人认为华歆甚有清名，至少不算卑污之人。《三国志·华歆传》说他做高唐吏时，“议论持平，语不毁人”。他出任豫章太守时“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爱之”。《三国志》注引《谱叙》说，华歆在曹丕受汉禅时，并非气焰嚣张，实是面有忧色，曹丕很不满意，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文武群臣加官进爵，人人莫不欢喜，唯华歆和你不悦，这是何故？”陈群答曰:“我和华歆都是汉朝旧臣，若真像大家一样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或许还会引起你的憎恶吧。”曹丕听了，遂打消疑虑。

王沈写的《魏书》说，华歆“性周密，举动谨慎”。陈寿在《三国志》中也称他“清纯德素”，为“一时之俊伟”。裴松之注引《博子》说，华歆“积德居顺，其智可及也”。还称他为“事上以忠，济下以仁”。华歆居三公之位，家庭生活很俭朴，《华歆传》记载他:“素清贫，禄赐以赈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僚中，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个故事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华歆的作为是好还是坏，是善行还是恶行？只有学好了伦理学，了解了什么是善恶，掌握了评判善恶的标准，我们才能界定这两个问题。

一般说来，善恶是评价人的道德行为或事件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划分善恶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一）什么是善恶

善和恶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善从羊字，“羊”就是“祥”的意思，表示“吉祥”；而恶为“人有过曰恶，人有过而人憎之，亦曰恶”。在《新华字典》中，“善”解释为:“善，品质美好”；《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善良，慈善”（跟“恶”相对）；《辞海》解释为:“善良，美好”，其引申义为:“伦理学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范畴，用于对人进行道德评价。凡符合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一切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或者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

在古希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直到亚里士多德都强调善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无知即罪恶”，人们之所以不能行善，就是因为没有善的知识。柏拉图也认为，只有具有善的灵魂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善恶”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就是研究至善的科学。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认为:“伦理学是在正当或不正当、善或恶的范围内研究行为的科学。”英国剑桥大学的西吉维克也强调，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本质即善或真善及达到它的方法的科学。可见善恶是伦理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

（二）善恶评价的阶级标准和历史标准

在阶级社会里，对每一个人来说，判断行为善恶与否，主要是以其所属的阶级利益为标准的。就是说，凡是符合本阶级利益的行为就是善，凡是危害本阶级利益的行为就是恶。

所谓善恶评价的历史标准，就是在评价人们行为的善恶时，把行为放到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去进行考察，凡是最终有利于社会进步、大多数人幸福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

实质上，善恶标准在根本上表现为利益标准。但由于一定的利益标准在道德领域内又具体化为一定道德规范的标准，因而在具体的道德评价中，行为善恶与否，首先看其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亚里士多德说:“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假如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

李贽画像。李贽（1527-1602），明思想家、文学家。

（三）中国古代各家的善恶观念

1.儒家的善恶观念

“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至善”、“至仁”，这是人的价值的最高范畴。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提倡善，尊善屏恶，改恶从善，以身择善，树立善人形象。孟子说“人性善”，把“善”的本质的烙印打入了人性，从而使人成为一种绝对无法摆脱对“恶”的排斥的“善”的动物。孟子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但是孟子并非不承认“恶”的存在，比如孟子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章句下》）这说明，孟子认为君子是能够克服“恶”的，而能够克服“恶”的原因是“由仁义行”，即“善”的先天性存在。当后代说:“满街都是圣人”（王守仁）、“人无有不善”（王夫之）时，这就标志着对“善”的肯定被牢牢地加强了，“恶”则被绝对地摒弃了。

中国文化中，还有荀子的“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这是从人性的意义上试图揭示恶的本质。韩非子还利用“人性恶”来证明他的法制思想的合理性，“去私心，行公义”（《饰邪》），使“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守道》）。李贽大概是对“恶”的认识最深的一位思想家。他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藏书》卷三十一，《德业儒匠后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藏书》之《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作为中国异质文化的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对李贽恨之入骨。

2.道家的善恶观念

道家^[1]在善恶问题上也是模糊的。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二章）又说:“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二十章）这个认识，是中国文化中对于“善”与“恶”的最深刻的认识，指出了“善”与“恶”的相对性。庄子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辨。”（《齐物论》）无论老子的“无为”，还是庄子的“齐物”，都没有正视“善”和“恶”的问题。他们的精神既非“善”，亦非“恶”，因为他们企图超越“善恶”问题，这实质上是否定了“恶”的存在。(www.chuimin.cn)

3.马克思主义善恶观念

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善恶观念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善恶观。即凡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的行为，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

二、指导幸福人生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乞丐在墙角躺着晒太阳，嘴里哼着小曲儿。一个富翁正巧从旁边经过，见乞丐如此悠闲深感不解，便停下了脚步问道:“我真不明白，像我这样富有的人还有很多烦心事，你不过是一个乞丐，穷得一无所有，为什么还会这么高兴呢？”

乞丐瞥了富翁一眼，伸了个懒腰才说:“其实咱俩是一样的，都是乞丐！”停了一下乞丐解释说:“不同的是我是小乞丐，别人给点吃的我就心满意足。而你却是一个大乞丐，向别人要不算，还要绞尽脑汁向自己要，要够了自己的又想给儿孙要，哪里有满足的时候呢？这就是咱俩不同的原因吧！”

有关乞丐的漫画。

在这个故事中的乞丐和富翁的人生观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既不能像乞丐那样一无所求，也不能像富翁那样不择手段敛财、永不满足。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既不能不思进取，也不能永不满足，这样我们才能过一种美满幸福的生活。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帮助大家认识什么是幸福的人生。做街头修鞋匠的朝鲜战争英雄张立春，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书中，他被魏巍称做“小老虎”；同时他还是电影《上甘岭》里英雄连长张忠发的原型之一；他一个人孤身爬到敌人的背后，打死4名近2米高的美国兵，俘虏12名美国兵。有人说:“他就是活着的黄继光、董存瑞。”

张立春曾说:“合上功劳簿，我就是普通劳动者！”离开战场的40余载，他拿起了铁锤，默默地做起了修鞋匠。40多个春秋，他从未向党和政府索取过什么。有人曾赞扬说:“他走下战场还是英雄！”

战争结束了，他和战友一同到干部学校进修。毕业分配时，大家伙都想选择一个理想的职业。有人要去沿海城市、有人要去政府机关、有人要去工资高的单位，可他却说:“哪个地方兔子不拉屎，我就去哪儿。”“哪里穷，哪里挣钱少，我就到哪儿！”

老校长说:“这500多人中，就你这么一个战斗英雄，应该去个好地方。”接下来的日子，老校长多次找到他，想给他安排一个好地方。“我应该说话算数！”他婉言谢绝了校长的好意。于是，张立春来到了朝阳。新的战场，新的考验，张立春雄风依旧，不减当年。从朝阳县棉麻公司副股长到煤建公司货场主任，他干一行爱一行，21次被评为县、区、市先进工作者和省市劳模。

“文革”期间，张立春受到迫害，被关进牢里达5年。1979年10月12日他平反后，组织部门问他有啥要求，他说:“我文化低，不符合当前工作的需要，给我办个营业执照，让我在街头修鞋吧。”就这样，张立春在朝阳街头摆起了修鞋摊。

那双舞枪弄炮、英勇杀敌的大手，如今却摆弄起铁锤和破鞋。老人的左手虎口处依稀可见那道被美国兵挑破的伤疤，两只手黑黑的、干干的，而且布满了道道裂痕。老人说:“这是被冻的！”有人愤愤不平地说:“这双手完全可以不必握锤子！”

40多年，他每天都重复一样的事情。修鞋，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枯燥、乏味、下等的活计，然而，张立春却对修鞋情有独钟。无论是谁来修鞋，能修则修，快快当当、精精细细地修；不能修，会告诉你为啥修不了，从不赚取黑心钱。对军人、老人、孩子只收半价。如果没有钱呢，也就算啦！张立春说，现在他修鞋，不图赚钱，只图一乐。不少老人都愿意到他的鞋摊前唠嗑、叙旧，彼此之间找点乐子。

鞋摊的乐子真不少，就连乞丐都愿意与老人交朋友。去年中秋节过后，一位50多岁的乞丐，好不容易讨要到五块月饼，自己不舍得吃，拿到鞋摊找到张立春，非要与老人一同分享这份快乐。还有一个哑巴，每个月都会到老人的鞋摊一次，不修鞋，不办事儿，只是来看看张立春，见面后，一定要抱抱老人，一个劲儿地贴脸，然后，竖起大拇指。

张立春当年的战友，有的当上了局长、处长，最次也是科长，留在部队的战友有的当上了团长、营长、师长……只有张立春这位英雄，在街头摆摊修鞋。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这一点在张立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半个世纪后，老人的事迹再次传到了著名的军旅作家魏巍的耳中。2000年10月24日，丹东市举行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活动，两位老人在跨越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紧紧相拥，魏巍对张立春说:“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有人说，幸福是人精神上的满足，也有人说幸福是人物质生活的满足。虽然人在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很重要，但是只顾精神不要物质是不可能获得幸福的。人存在的前提是物质生活，而且人拥有过正当物质生活的这一权利。如此说来，是否物质生活的满足就是幸福呢？其实不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的生存的善美状态就是幸福。人们不仅追求自身的至善至美，而且追求社会生活的健康完美。人的道德生活的追求应该跳出狭隘个体的圈子，进入社会伦理秩序范围。真正的幸福正是人道德生活的目的性追求，道德是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必须先明确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靠“德”与“得”来体现的。要明确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德”与“得”的关系。

（一）“德”与“得”的关系

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德”“得”相通、合一。“德”字在殷商卜辞中做“得”讲，是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老子》五十一章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里的“德”，被庄子解释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就是说，凡使别人有所得，并能起到济生、利民的作用，即“德”。这样，从把“德”理解为占有、获得财富，到把“德”理解为一切符合济生、保存生命、利于他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便有了“德者，得也”的结论。其含义大致有二:“德”首先是指对财富的占有即“得”，以及由“得”而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这是“德”获得道德意义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得”，就是指个体对财富的分享以及个体生命对“道”的获得。这里的“得”本质上是指有得于道，即在实际生活中，在“得”中体现一定的原则、准则，这种原则、准则亦为“德”。具体地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

由此，以“德者，得也”的“德”“得”互通论为起点，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自春秋以后，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思想开始大力宣扬与“利”相对应的“义”。“德”“得”关系就由“义”“利”关系所代替，“德”者，“义”也；“得”者，“利”也。“德”“得”互通、合一的思想就为“义为上”、“见利思义”的义利对立、分离的思想所取代。直到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之辨，这种义利、理欲对立论便构成了中国伦理思想“重义轻利”、“重德轻得”的精神结构。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德”“得”相通，代表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精华。义利、理欲之间的对立不过是“德”“得”互通在理论上的变形。在现实性上，建立在“德者，得也”基础上的道德辩证法仍然给人们一定的启示:“得”应当“德”，以“德”谋“得”，以“德”作为“得”的原则和规范，以“德”的方式“得”，“德”也必然“得”，这是中国道德精神的真谛所在。

（二）道德与幸福的关系

“德”“得”相通，表现在个体的现实生活中，便是“德”“福”一致。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通过对人类生活，特别是对幸福人生的总结，提出道德与幸福不可分离。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认为，道德、善，在本质上是与幸福的生活相关联，与幸福的生活不可分的。道德、善与幸福之间是因与果的关系，道德、善带来幸福，是幸福的原因，幸福则是道德、善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从人类生活的一般规律上揭示，幸福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追求和实现了某种理想而引起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人们的幸福是受其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的；人们的幸福内容应该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奉献与享受的统一，是个人幸福与人民大众幸福的统一。要想获得幸福，必须遵守人类伦理道德，因为道德有助于人们对理想的确立、追求和实现，从而获得幸福。“德”和“福”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家庭温馨图。此图描绘了一家四口在海滨度假时的温馨场面。“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社会也会兴旺、发达。

第一，科学意义上的幸福，不仅指人生之得，而且在于人对生命过程的满足。个人的人生过程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社会面前，应怎样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矛盾，取决于作为个人如何认识自我与社会，如何把握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实践精神，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个认识自我人生与社会的手段。因为道德使人认识到过分地膨胀个人生命力和过分地压制个人生命力都是违反人性的，都不利于社会与人的发展。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个人要获得人生幸福，不仅要有所“得”，更重要的在于个人在把握人生与社会时有所“德”，即理智地对待自我与生活，清醒地认识社会。

第二，道德是个人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人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而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的矛盾冲突有可能使人类难以正常生活，因此，必须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进行调节，道德即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家庭关系是人首先要协调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是人的道德实践的第一步。一个人如果能运用道德规范去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做到相互节制和谦让，使家庭矛盾消除于萌芽之际，那么，这样的家庭一定是充满温馨与和睦，他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反之，就会非常苦恼，毫无幸福可言。在社会生活中，家庭以外的人我关系也是个人必须面对和协调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个人最起码的社会生活能力。处理好人我关系，就会使自己和他人获得共同的幸福。人们通过道德有效地协调好家庭关系、人我关系，幸福已经具备必要的条件了。

第三，道德为个人克制欲望提供理性控制。人生而有欲，但是欲望不能支撑整个人生；对本能的尊重是对人的尊重的前提，但本能的任意扩张又会使人不成其为人。古希腊柏拉图认为，人是一种理性、意志、欲望的统一体，这如同驾驭者在驾驭一架马车，理性是驾驭者，而欲望就是一匹烈马。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能够为我们人类克制、驾驭欲望的扩张提供这样一个驾驭者，那就是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在道德生活中最集中的体现是主体自觉的道德义务，其功能就在于当理性与欲望、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帮助人处理这些矛盾。主体为获得人的尊严，运用道德和理性节制个体的欲望，并使个体欲望道德化；理性使人自觉接受道德约束，使个人幸福与社会利益达成一致。

第四，道德为个人的健康成长提供精神动力。道德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具有的精神动力。从道德发生的角度来说，幼儿得到父母赞许和积极肯定是其走向社会生活、正确理解社会和人生的良好开端。《周易》讲:“君子进德修业”，这不仅说出了道德是修业、立业之根本，而且也道出了德行与一个人成长、立业的关系。道德通过精神激励和精神价值导向为人的成长提供抵抗力和免疫力。一方面，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这种精神激励，因为它能促使人在发展中以积极的方式面对人生和社会，以坚韧的毅力在万般困难和艰苦环境、激烈竞争中执著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另一方面，道德给人以精神价值导向，使人在成长发展中通过对真、善、美的追求实现全面发展。个体只有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总之，道德与幸福是一致的。道德为人们打开了幸福之门，道德能够指导人们去追求和实现幸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