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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历史知识揭秘

【摘要】:36﹒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总体来看,在渤海国与新罗关系史中,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大祚荣时期,渤海国与新罗对峙的局面已露端倪。大武艺继位后,渤海与新罗国的关系又迅速恶化。渤日双方使节频频往返,并在762年制订了联合进攻新罗的计划。在790年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渤海国与新罗都在考虑改善同对方的关系问题。渤海人要求更改朝制,变更国名先后,渤海应居于新罗之上。

36﹒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

总体来看,在渤海国与新罗关系史中,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渤罗双方不仅彼此敌对,而且都试图寻找盟友以期合力消灭对方。新罗曾依靠唐朝的支持从两翼包围渤海国并对其施压;渤海国曾有联合日本进攻新罗的计划。渤罗长期对峙,使双方间的和平交往和贸易往来受到很大限制。在渤海国与新罗之间的通衢大道上有39个驿站,而这一切是需要双方有贸易和积极的外交接触作为前提的。

大祚荣时期,渤海国与新罗对峙的局面已露端倪。靺鞨国建立后,大祚荣曾向新罗表示友好,并一度处于劣势地位。这是由于渤罗实力差距使然。7世纪,唐朝出兵灭百济高句丽,为新罗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新罗却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不仅占领了百济故地,同时不断侵蚀原高句丽领域,即唐安东都护府领地。而当时唐朝的西部出了问题,无暇更多东顾。渤海建国伊始,国小势弱,在强邻中很难得到生存和发展。渤海对新罗的劣势地位一直延续到707年接受唐朝的“招慰”为止。到大祚荣在位末期,双方边境开始吃紧。

大武艺继位后,渤海与新罗国的关系又迅速恶化。721年,新罗在北境修筑长城。唐朝与新罗在防范大武艺方面找到共同语言,新罗加紧向唐朝靠拢的进程。实际上,新罗是借助唐朝的势力发展起来的,它吸取高句丽、百济对唐朝采取强硬政策而失败的教训,对唐朝采取了纳贡和接受册封的政策,积极与唐朝亲和。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703—893年,新罗以朝贡、谢恩等形式向唐朝派出使节89次。新罗加紧向唐朝靠拢,又反过来迫使大武艺结交日本以牵制新罗。731年夏,发生日本兵船进攻新罗事件。此事更推动了新罗向唐朝靠拢。732年,当渤海与唐朝发生冲突时,新罗立即发兵助唐并受到唐朝嘉奖。渤罗关系跌入谷底。

大钦茂一改其父的政策,在即位后遣使朝唐,请写各种典籍制度。拷贝唐廷的典章制度从此开始。而对于日本,大钦茂在统治前期继续推行“亲仁结援”的政策,以换取日本的军事政治支持,达到利用日本钳制新罗的目的。渤罗之间的紧张形势相对缓和。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已无力对新罗进行庇护,渤海国趁机与日本策划对新罗采取共同行动。渤日双方使节频频往返,并在762年制订了联合进攻新罗的计划。迫使新罗加强军备以应对危机。只是由于日本出现内乱致使联合进攻计划流产,新罗才逃过此劫。不过,双方对峙的局面依旧。

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时,唐朝设立了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这不仅是由于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需要恢复,也是由于平卢、淄青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然。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设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790年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渤海国与新罗都在考虑改善同对方的关系问题。一时之间,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790年,新罗派使者出访渤海进行和平交涉。由于791年、793年,新罗、渤海相继出现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和平交涉中辍。812年,新罗又派使者出访渤海。(www.chuimin.cn)

为时不久,由于大仁秀的“南定新罗、北略诸部”,渤海与新罗和平共处的局面遭到破坏。826年,新罗王下令沿今大同江一线修筑一条长达150公里的长城。这是专为防备渤海的进攻而修建的。南定新罗的结果,事实上形成了渤海强而新罗弱的局面。随着新罗内部动乱的逐步升级,这种实力差距逐步拉大。也正是在此期间,渤海与新罗之间爆发了两次争长事件:一次是渤海向唐朝“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另一次是“宾贡科及第”上的争长。

9世纪末的唐朝与新罗都处于动乱不安的时局,而渤海国却在鼎盛阶段。渤海也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才向唐朝进言“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这就是渤海国与新罗“争长”中的一个事件。它比另一个渤罗“争长”事件——宾贡科及第上的“争长”更严重。

872年,渤海乌昭度宾贡试及第,位在新罗人李同之上。这引起新罗朝野的震动。新罗王亲自出面干预,令崔致远代拟《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状文云:“靖恭崔侍郎,放宾贡两人,以渤海乌昭度为首。”在崔致远《与礼部裴尚书攒状》中又再次提及此事:“至故靖恭崔侍郎主贡之年,宾荐及第者两人,以渤海乌昭度为上。”新罗人视渤海乌昭度宾贡试及第、位在新罗人李同之上为国家奇耻大辱。对宾贡试及第的先后次序,渤海人同样十分重视,也加入了“争长”斗争。宾贡试及弟次序上的“争长”,不仅是名次问题,其中还内含着新罗、渤海两国的关系及其与唐朝关系亲疏的问题。

897年,渤海国派遣王子大封裔借朝唐之机进表要求唐皇准许渤海使臣居于新罗使臣之上,以提高渤海国的地位。在崔致远代新罗王草拟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的奏文中记载了这次“争长”事件。文中说:“乾宁四年七月,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昔不引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渤海人要求更改朝制,变更国名先后,渤海应居于新罗之上。对这次“争长”,唐昭宗否决了渤海人的要求。新罗人为此感谢唐的英明决策

此次“争长”,其性质和严重性,远超过宾贡及第的“争长”,这是国家对国家的“争长”。渤海人就是在新罗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而渤海国力强盛的形势之下,提出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的。这是对新罗的蔑视和挑衅。两种“争长”,虽然事件的性质不同,但本质则是一个,即从文化上的高低较量,进而到国家地位的较量,揭示出渤海人的强烈自信与自尊。

9世纪、10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发展决定了渤海国与新罗间的对抗不能继续:双方都已深陷内部斗争的漩涡而无暇他顾,契丹迅速崛起和扩张,唐朝已经灭亡。渤海国在向取代唐朝的后梁、奚人求援的同时,也在万般无奈的条件下,打算与昔日宿敌新罗结盟。最后的结果是,新罗口惠而实不至,在渤海国临近生死关头,竟然出兵配合契丹进攻渤海。

总之,渤海与新罗的关系一直处于对峙状态,都希图消灭对方,虽然有时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关系能稍有缓和,但只是暂时的。最后,新罗还是寻求盟友,在渤海危难之时,反戈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