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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与日本的关系:揭秘渤海历史

【摘要】:35﹒渤海国与日本的关系渤海国与日本隔海相望。直到渤海灭亡,渤海国正式派遣聘日使节前后共计34次;日本回聘的使团先后也有13次之多。渤海国使者通过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把本国产品输出日本,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渤海国实际上起到了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中转站的作用。858年,渤海大使乌孝慎将《长庆宣明历》传入日本,引起日方的重视。

35﹒渤海国与日本的关系

渤海国与日本隔海相望。渤日交往,始自渤海国第二代国王大武艺时期。一般把开元八年(720)大武艺派使节出访日本作为渤日交往的开始。当年,渤海派高仁义为大使出访日本,表示要永敦邻好;日本派引田虫麻吕回访渤海,表示不断往来的愿望。直到渤海灭亡,渤海国正式派遣聘日使节前后共计34次;日本回聘的使团先后也有13次之多。据记载,渤海使臣到达日本时间最多的月份是11月、12月、1月和2月。渤海与日本建立交聘关系并努力保持和发展与日本的交聘关系,是出于渤海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渤日交往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随后经济交往日益占据上风,其后文化交流成为双方交往的主流。

渤日交往历史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727—762年为第一个阶段,该阶段渤海使聘访日本共有6次,日本使回聘7次。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双方主要着眼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联络。从渤海方面来说,最初几次聘访日本的目的是取得日本的支持,对抗唐朝新罗以及黑水靺鞨。这是大武艺在位前期因为与周邻关系紧张而不得不采用的远交近攻之策。所以,6次遣日使团的大使中有5位是现役的军官。但双方并非没有经济和文化交流。渤海首次聘访时就送给日本天皇300张貂皮,日本除盛宴款待和一般赏赐外,还“赐大射及雅乐寮之乐”,以及回赠了彩帛、绫、丝、绵等。“安史之乱”爆发后6年中,双方互通使节8次之多。其中日方5次,渤海国回报3次,几乎每年一次。

771—877年为第二个阶段。进入8世纪以来,渤海实力急剧增强,其对外的地位更加提高。大钦茂在被封为“国王”后更加踌躇满志。渤日交往中,军事和政治的色彩已让位于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尤其是经贸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前后百年间,渤海23次派使团访日,日本回访6次。大钦茂时期渤海国,先后11次派人出使日本,使团人员中文官完全取代了昔日武官的地位,出使使命是在继续保持睦邻友好的基础上,经济文化的交流尤其是经贸活动已经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时的经贸活动已经不再是初期的礼节式的互赠,而越来越具有商贸的性质,出现了所谓的“回易”、“交关”、“私相交易”以及“别贡”、“私贡”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且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不止于此,就连出访人员的身份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日益被视为“商旅”而不是“宾客”;他们带到日本的物品不再被称为“贡物”而直接称“货物”。

渤海国使者通过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把本国产品输出日本,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渤海多深山大泽,有珍禽异兽和名贵药材;日本则有从事丝织业的传统,在对外交往中,日本丝绸一直是出口的大宗商品,渤日经济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来说,渤海输出的是毛皮为主的土特产,输入的是绢帛类的丝织品,日本则正好相反。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钦茂急于利用海上通道和日本进行贸易往来,派使团频频出访日本,每次都有上百人,最多时达到359人。771年,出访的经贸船队由17只大船、325人组成。官方贸易越做越大。872年,仅一次贸易,日方交付的货物补差款就达40万钱之巨。民间贸易规模也在逐渐扩大。746年,进入日本沿海各国进行贸易的渤海人、铁利人就达1 100多人。

882—926年是第三个时期,除继续保持政治交往与扩大经济联系外,文化交流在双边关系中居于最突出的地位。渤日交往逐渐从政治、经济交往为主转向以文化交流为主。由于前期拷贝唐文化的成功,渤海文化得到日本朝野的认可。渤海国实际上起到了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中转站的作用。9世纪以后,日本在经济贸易上开始限制与渤海国进行交易,但却主张与渤海进行文化交流。于是,渤海国以有才华的文官为使团长官。先后5次派出的大使,均由主管文化的文籍院监或少监担任。加之渤海文化、日本文化都具有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特征,渤海与日本在历史上曾在同一时期内长期使用汉文字,这些无疑有利于渤日文化交流。

渤日文化交流范围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诗歌。渤日文人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方交往的重要内容。渤海国著名诗人杨泰师、王孝廉、裴頲(tíng)等人都多次充任大使出访过日本。日本也选派著名文人学士担任领客使和陪客卿。渤日文人之间诗酒唱酬,成为常见的现象,促进了诗歌的发展。渤海国文臣杨成规与日本文士都良香、大江音人、巨势文雄、藤原佐世酬酢,裴颋父子先后访日分别与日本文臣菅原道真和菅原淳茂唱和。杨泰师的《夜听捣衣诗》、《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王孝廉的《春日对雨得晴字》、《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等诗歌被收录在日本的《经国集》和《文华秀丽集》中。多亏日本这两部诗集,不然在国内就很难找到渤海国的诗歌了。因为“海东文化”被契丹人摧毁得非常彻底。

音乐舞蹈。渤海国云麾将军己珍蒙是一位音乐水平很高的外交家,他曾在日本演奏了“渤海乐”,引起了日本天皇的关注。渤海乐不仅传入日本,而且还被列为日本宫廷音乐之一。日本的舞蹈传入渤海国,与渤海舞蹈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北方民族舞蹈。(www.chuimin.cn)

体育竞技。渤海国的民族体育竞技活动独具特色,像角力、射柳、投壶、赛马等活动开展得非常普遍,尤以马球比赛技艺超群。渤日之间的体育竞技主要是马球。渤海国政堂省左允、永宁县丞王文矩善于击球,是位出色的马球选手。

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为了加强友好交往,渤日双方都注重语言文字的学习和培训。809年,在渤海国派高南容出访日本时,应日本之请使团成员高多佛留居日本教授渤海语。日本令史生羽粟马长带习语生就习渤海语,研习渤海风俗习惯,为日后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科技历法。渤海国出访日本,不仅学习了日本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而且也将历算、医药等技术传入日本。特别是历法的传入,在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58年,渤海大使乌孝慎将《长庆宣明历》传入日本,引起日方的重视。《长庆宣明历》比日本的“阴阳头历”要先进得多。日本阴阳头历博士大春日真野麻吕奏请日廷采用《长庆宣明历》。翌年,经天皇批准,在日本颁行了《长庆宣明历》。这一历法在日本使用了800多年。

宗教。唐人段表抄写的梵文《尊胜咒》,通过渤海国大使李居正带往日本,并被珍藏于日本山城东寺的藏经之内。至825年,渤海国僧人贞素还替日僧本灵仙大师将在唐获得的一万粒舍利和新经两部、造敕五通带到了日本。

渤日交往过程中并非没有波折。首先是双方的地位问题。如在大钦茂时期,日本孝谦天皇欲使渤海对其称臣。从大钦茂十六年到三十五年,日本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在此期间改称渤海王为高丽王,渤海使改称高丽使。由于渤海国与日本交往具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渤日交往中除非重大原则问题,渤海王室往往权宜处之。在日本要求称臣问题上,渤海国王没有让步,采取回避的态度婉转地拒绝了日本,在国书中始终没有向日本称臣。由于渤海国作为日本在大陆上的政治、经济伙伴,对日本具有重要作用,大钦茂末年,日本天皇在与渤海国往来的国书中又恢复了“渤海国王”的称呼,并不再提让渤海称臣之事。

其次,是国书体例之争。770年,日本光仁天皇即位。翌年,大钦茂派使壹万福等出使日本。日本认为国书无礼加以责问。壹万福为了能够得到正常接待,不得不修改了国书。日廷收下国书和方物,并对壹万福等授官赏赐。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了,但国书体例之争却越演越烈。773年渤海国使乌须弗、779年渤海国使高洋弼,都是因为国书体例与日本发生争执,被拒绝进日京。

在此还有必要澄清所谓的“高丽国”即高句丽国问题。在渤海国与日本的交聘过程中,曾经围绕该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和斗争。就当时的这场争论和斗争的本身来说,主要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时的日本人和日本朝廷乱点鸳鸯谱,硬把渤海国说成是原来的高句丽国;二是当时的日本一方自称高句丽曾“臣属”于己,并且要求渤海国也应臣服和朝贡;三是当时的日方为逼迫渤海方面称藩,硬把渤海使称为“高丽使”、渤海国王称为“高丽国王”。这一切显然都遭到了渤海国方面的有力抵制和反对,于是双方间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较量,最后日方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认输,终于放弃对渤海人的“高丽”称谓。特别是在后期,日本承认了渤海与唐朝“车书本一家”的隶属关系,称渤海客人为唐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