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的教育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024-06-03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32﹒渤海国的教育渤海重视教育,这可能与统治者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素质和眼界有关。从渤海国建立至灭亡,渤海一直狠抓教育不懈,为渤海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晚到文王时全面唐化之际,渤海逐渐以唐朝教育为模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制,并由“胄子监”主管全国的教育事务。而渤海生徒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就是乌炤度。这既说明渤海宾贡登科者非止一人,也说明了渤海教育水平非同一般。

32﹒渤海国的教育

渤海重视教育,这可能与统治者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素质和眼界有关。从渤海国建立至灭亡,渤海一直狠抓教育不懈,为渤海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渤海的教育核心内容为儒学。最晚到文王时全面唐化之际,渤海逐渐以唐朝教育为模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制,并由“胄子监”主管全国的教育事务。有专家认为,五京所属的发达地区之京、府、州、县,有可能普遍建立了各自的学校。据清时《柳边纪略》载:“往时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兴刘侍御命人往观。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还。仅十四字,作四行。首行日‘深契’,次曰‘儒生盛于东观’,次曰‘下瞰阙庭’……盖国学碑也。”该紫石碑既发现于上京龙泉府遗址,则必为渤海时期遗存无疑,应是当日崇儒重学之明证。文中提到的“东观”,系东汉时宫廷藏书的场所,而既谓“盛”过“东观”,则反映了上京一带教育发达的盛况。《咸和十一年闰九月廿五日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抄件所罗列的聘日使团成员中,就有译语、史生、天文生等人,不言而喻,这些专业人员应是渤海各类学校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它为我们推定渤海设有律学、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提供了有力的线索。此外,根据贞惠、贞孝二公主墓碑文中的“幼受女师之教”之记载,则可知渤海上层社会的一些女性也有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女师”者,顾名思义,不是女性教师,就是专门教授女子的老师,二者必居其一。

至于各级官学学生的来源虽未必像当时内地规定的那样严格,如唐“国子学”学生的来源只限于“文武官三品已上,国公子孙、二品已上曾孙”之类的贵族子弟,但肯定也有大体类似的规定而难以普及到一般平民子弟。不过,民间“扃堂”的存在,毕竟使普通人家子弟也有机会受到教育。“扃堂”,在高句丽时,便已在民间普遍存在,发展至渤海时期,想必已是十分成熟的“私塾”。从渤海文字瓦上的文字(包括刻印在陶器上或其他器物上的文字)来看,显然是渤海工匠的戳印。它意味着普通匠人中确有受到启蒙教育者,是为渤海扃堂教育普及之明证。(www.chuimin.cn)

宾贡宾贡是唐朝于821年为本土以外学者所设立科举考试“宾贡进士科”的简称。渤海学子为了多学大唐文明,有不少学子参加了唐朝的“宾贡”考试。尽管宾贡“及第”者的名字一律附于本土“及第”者之后,但获得者们仍无不以为殊荣,他们对排名先后也是相当计较的。起初,似乎只有新罗学生参加宾贡考试。大约到847—859年以后,渤海生徒才开始参与。而渤海生徒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就是乌炤度。自乌炤度“及第”后,身价倍增,回国后即得到了重用,后来位至国相。因为乌炤度“及第”时的名次排到了新罗人李同之前,使一向看不起渤海人的新罗人感到羞辱,举国为之震惊。为此,新罗崔致远还在其《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中发出了“既致四邻之讥,永贻一国之耻”之叹。这种情绪直到崔致远本人于两年后宾贡及第而同年渤海又恰巧无人及第才得以改变。据于万运的《增补文献备考·卷l3·舆地考一·渤海国》载:“五代梁唐三十余年间,渤海贡士登科者十数人。”这既说明渤海宾贡登科者非止一人,也说明了渤海教育水平非同一般。

渤海藏书教育与书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思想的主要传播渠道便是通过书籍实现的。渤海人喜欢中原文化,更喜欢记载中原文化的各类书籍。中原的各类书籍源源不断地被渤海人购去,其中当然也不乏儒家经典。

渤海也有史馆及史官的建置,这从前述的出访日本使团中之有“史生”的编制即得到了明证。而据该渤海国中台省牒文抄件知,在由贺福延大使率领的第24批聘日使团成员中就有“史生”二人:一叫王禄升,一叫李朝清。这自然也就意味着渤海王廷对修吏一事之高度重视。因之,在其王廷必有专职史官和“史馆”的设置,并有可能像唐朝那样为国君编写《起居注》、《时政记》和《实录》等等。而这样一来,也就不能不有一支以写史为业的专门队伍,并完全可能撰写出自己的史书,故张建章的《渤海国记》想必是以有关的渤海史书为蓝本而撰成。

渤海国的教育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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